爱华网采访·撰文/汪洋 在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的带动下，各地方热情高涨，纷纷表示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但如何实现投资建设与民生发展的平衡？如何避免、杜绝重复建设与工程腐败？ 这不仅是每一个公民高度关注的话题，同时也在考量政府的决心和智慧。 国务院“4万亿投资计划”一声令下，各行业、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已公开表态将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已逾6万亿元，远远超过了国务院预期的4万亿元。此前人们所担心的地方政府财力问题似乎早已荡然无存，大干快上的热情和势头已经被快速点燃。 但是，与各地基建快速上马的热火朝天景象相比，国务院十项措施中位于显要位置的保障型住房建设、农村基建及医疗卫生等民生工程的落实速度似乎略逊一筹。而近期发生的杭州地铁塌陷事故也让人们开始反思如何在保证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确保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 在4万亿投资计划下，如何有效防范重复建设和工程腐败的问题？政府十项措施是否有资金安排的优先次序？如何处理好基建投资与民生工程的关系？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一步还会有何具体措施？《数字商业时代》邀请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教授为读者详细解读。 民生是首要问题 只搞基建是对政策的误读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国务院紧急出台了4万亿规模的投资计划。在你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会怎样？ 马海涛：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提出很及时，因为今年中国不仅遭受到一些自然灾害，也面临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前几年的繁荣阶段进入到一个相对低迷的调整期，在这个调整期内，只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以弥补出口和投资的不振。 DT：上一次提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在1998年，有人评价现在的政策是“穿旧鞋走老路”，在你看来，这一次调整会与上次有何不同？ 马海涛：就整个政策层面上来看，我认为这次和1998年的财政政策应该差别不大，运作手法基本上也会比较相似，就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来进行。但是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不同，投资方向也有区别。 1998年，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还比较低，而现在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0％，甚至可能还要更高一些。而且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跟上一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不一样，一个是全球性的，一个是局部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对出台的政策而言，通过政府的投资刺激以对抗经济的下滑，在政策选择的理念上，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DT：投资方向会有什么不同？大家认为这两次基本上都是以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为主。 马海涛：并不完全一样，1998年主要是靠基础设施建设，而这次也有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更强调的是民生问题。 中国现在讲解决民生问题，首先是解决消费的问题，曾经有专家讲过，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到位，人们不敢消费，要存钱养老。这次国务院提出的十大措施，就强化了民生方面的支出，像保障型住房、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保等，还有农村的基础设施问题，所以现在建设新农村，主要解决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修路、解决社会保障、解决西部地区饮用水问题，这是跟1998年不完全一样的地方。 DT：十项措施中有很多是涉及民生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各地都是在加大开工基础设施建设，在执行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偏差？ 马海涛：我想这是不会的。中央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要服从中央宏观调控的意图，目前，各个省市也都公开表态要服从中央的意图。 现在来看，为什么要马上开工搞基建？主要是因为要先解决就业问题。现在很多企业倒闭，下岗工人增多，首先要解决他们的饭碗问题，而医疗、教育这些问题，可能还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 DT：短时间内追加如此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如何保证投资效率，避免重复建设？防止财政资源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 马海涛：这是我一直强调的问题，怎么来花这个钱？
要慎重选择项目，不能再出现一些大的重复建设项目。现在选择项目，可能更多的是要根据中央所提到的优先发展的顺序，解决民生问题，这个是不能偏离的。因此，从资金的安排使用上来看，应该也是要按照十项措施的次序来进行调整。十项措施中第一个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二个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个才是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大家焦点都关注在铁路、公路、机场等大型基建上，这是对政策的误解。 怎样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要进行规划，要对基础建设进行科学性研究，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教训，规划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所以要搞好前期的规划和项目的科学性研究，同时要加强工程建设过程当中的管理问题，比如说招标，监理，施工质量必须要跟上去，钱要花到刀刃上。这几天的杭州地铁塌陷事故就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工程管理太差。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止资金被挪用，要加强预算管理，特别是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评估。 拉动内需关键在农村 减税还有空间 DT：提到扩大内需，关键是增加国内消费，而消费需要以一定收入作为保证。这次的政策调整主要是要针对农村的消费，怎样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马海涛：拉动农村消费提了很多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太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太多，另外农村发展较慢，农村很多基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收入太低，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 这几年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毕竟钱是有限的，真正分到每个农民手里会很少。我们调研中也发现，有的农民可能拿到的就是几块钱，这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这个事情要有一个过程。 但是这几年为什么一直在提农村问题？就因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农村，农民的消费问题不解决，整个消费就上不去。 DT：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都要关注、解决的问题，而这次财政政策转型主要是应对当前经济下滑的状况，相对来讲，可能主要是做一些能立竿见影的事情，因此，拉动农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会不会往后拖一拖？ 马海涛：我认为不会，应该是齐头并进的关系，比如说建设道路，看似是搞基建，但事实上间接也在增加农民的收入，有利于农产品的输出。比如说教育的问题，新型医疗合作制度的建设问题，如果政府能解决好农村教育和医疗问题，农民就能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消费。这是一个整体的推进过程。 DT：拉动投资现在也面临很多难题，企业资金紧张的同时，银行又惜贷，怎样解决这个两难问题？ 马海涛：现在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从财政政策层面来讲，国家财政也会支持银行，比如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另外一个措施就是适当地给企业减轻税收负担。 DT：减税方面，明年还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出台？ 马海涛：明年可能马上要实施的增值税转型，还有就是大家讨论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问题。这个我想应该会有，但是幅度有多大还很难说，有的人说提高到5000元，茅于轼说要提到8000元。不过我认为最好不要报太大期望。 另外一个就是去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也是在减税，但是我认为减税不是整体的减，而是要结构性的减和结构性的增。 DT：哪些行业或哪些税收要增加？ 马海涛：消费税，我始终坚持消费税要调整，比如高档的娱乐场所、高尔夫球场、五星级宾馆等这些地方，要实行高税率。因为去这些地方消费的人，不可能是低收入群体。所以税收调节既要有减的因素，也要有增的因素。 再一个可能就是调整资源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现在的资源税是从量计算，就是一吨煤多少钱，希望改成从价计算，要根据价格征税。 此外，争论多年的燃油税目前也面临比较好的开征机遇，一是现在提倡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另一点，现在的油价低，是非常合适的机会。 目前提高出口退税幅度，这里面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产品要降低出口退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而对一些科技含量比较大，劳力密集型的，应该鼓励出口退税，这是我的看法。 四两拨动千斤 中央政府不是孤身作战 DT：尽管今年上半年中央预算盈余1.19万亿元，但随着经济形势恶化，企业利润下滑，下半年以来税收增幅明显下滑，政府是否有充足的财力保障庞大的支出计划顺利实施？ 马海涛：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说4万亿投资，应该这样来看，首先，财政这几年是有盈余的，从1999年突破1万亿，2001年突破2万亿，2003年突破3万亿，2006年达到将近4万亿，去年是5.13万亿，今年形势再怎么不好，突破6万亿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样累计下来，应该说财政的盈余是有保证的。其次，不可能完全靠中央投资，因为政府投资毕竟是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一个引导的作用，中央财政可能拿一部分，地方财政拿一部分，银行可能还有配套的问题。在1998年的时候，中央财政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000亿，银行配套1000亿。这个事情是多方共同来做的一件事。 DT：地方政府层面，他们有足够的财力配合中央政府完成支出计划吗？ 马海涛：虽然地方政府不能发债，但1998年采取了一个办法，中央财政发行债务，然后以地方财政销售返还做担保，事实上是中央替地方还钱。所以财力问题应该不大。 马海涛小档案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