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历从1978年刚走出封闭屋子的境地，到开眼看世界，再到发展为世界大国的辉煌历程。中国崛起，不仅是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的积累，也是国家思想实力、文化实力等“软实力”的复兴，也孕育了不少经济学思想。
本刊记者 高韬/文
三十而立。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中国经历从1978年刚走出封闭屋子的境地，到开眼看世界，再到发展为世界大国的辉煌历程。中国崛起，不仅是国家财富与国民财富的积累，也是国家思想实力、文化实力等“软实力”的复兴，也孕育了不少经济学思想。 1983年，蛇口开发区管委会门口标语板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温州个体户胡金林、郑元忠在监狱里煎熬。一名郑州人因为往郊区倒腾了一辆旧汽车而被枪毙。时间翻到2008年。近百家中国概念公司在美国上市，《2008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了46位中国富豪的名字。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究竟走了多远？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想了什么？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究竟是什么？中国人是否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对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刊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独特经验是为“中国模式”的探索。改革开放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十几亿人的生存状态，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如果不回头看，我们不知道中国三十年走了有多远。在盘点三十年取得的成就时，不能不缅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他的思想理论旗帜改变了中国 三十年我们走了多远？ 我们分别选取了6个典型：1977年的教科书改革、1982年温州八大王胡金林的逃难、1984年蛇口工业区的视察、1994年中关村的商战、2001年袁隆平的获奖、2008年年广九的家族纠纷，来反映改革开放的进程。 教科书变脸 改革，早在1977年就开始萌芽了。 邓小平1977年复出主持工作后，首抓的第一批重大事项——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他要求国家教委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从1978年秋季起供应全国，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教改不得不先行一步。30年前仅有一本教科书，其中孔子还是以反动思想家的面目出现。 中组部一纸调令，人教社原有教材编辑人员很快被从全国各地召回北京，并又从全国18个省市区的大中小学借调了大批骨干学者和优秀教师。由于人员众多，且人教社原有办公楼被占用，邓小平直接批示将西苑宾馆的一栋楼特批作为办公地点。 编辑们很快遇到了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濒临瘫痪多年，尤其在自然学科领域，一经恢复，应该选择什么内容进入教材，沿袭60年代初老版教科书的知识体系，还是选择新知识？对于新知识的获取和判定也无从下手。 邓小平再次拍板：“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有益的东西。”并且从紧张的国家外汇储备中拨出10万美元专款，让我国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各国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并尽快空运回国。 为了方便刚接触英语的中学生发音，英语教材小组随意起了LiLei(李雷)和HanMeimei(韩梅梅)两个名字。最近半年成为了流行符号，“80后”称这是他们的共同记忆。这套教材使用到2003年左右，后来全国各地使用多个版本时，很多教师还留恋这套教材。 夹皮沟之寒 看着今年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温州人胡金林若有所思。 剧中朱开山挖金获得来东北第一桶金的老金沟，指的是现在吉林省的夹皮沟金矿。26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胡金林像一个幽灵一样仓皇逃进了这个荒山野岭。胡是当时温州的五金个体商户，被称为“温州八大王之首”。 1982年9月的一个下午，看了《人民日报》上说郑州“汽车大王”（就是将郑州市区的几辆二手车贩到了郑州郊区）被抓后，胡金林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当天晚上就从家里后门逃了出来，连老婆孩子都没吱一声。据其回忆，他刚踏出家门后几个小时，当地警察就破门而入。据说抓捕的命令是从中央传下来的。 从此，胡踏上了“亡命天涯”的道路，最开始到浙南山区躲几天，当时浙江风声紧，后来就到了上海、北京、长春、哈尔滨，最后在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 夹皮沟地理位置偏僻，又在深山老林里，《林海雪原》中坐山雕就将老巢选定在那里。1982年的夹皮沟，还是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地方，胡金林就四处打听消息，一问更吓坏了，“汽车大王”被枪毙了。 直到两年后的1985年1月15日，他以为风头已过悄悄溜回浙江省温州市柳市镇，当夜就被警察捕获。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66天后，四个公安人员来到他的面前，宣布他被无罪释放。平反的当年，胡金林创办了乐清县第一家轧钢厂。他现为柬埔寨中国商会副会长，三林国际工程电器（柬埔寨）有限公司总裁。 留住周为民 “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1979年8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对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说。后者正在筹办深圳特区。1979年2月，招商局正式开始了蛇口工业区筹建工作。建设大军陆续进场，在荒山秃岭和沿海滩涂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 1984年，邓小平视察时作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2月24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视察之后，广东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 原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曾说，他最感激原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三件事，一件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号文件”；一件是任老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留任蛇口；一件是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 任仲夷支持蛇口接收清华学生周为民。“清华三剑客”之一周为民，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四五”英雄，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到青海去了。平反之后，袁庚把他招到蛇口，但又被其他人抓住“把柄”不放。任老一直支持为周为民平反，反对再次查办周。后来，周为民终于在蛇口留了下来。周为民随后担任蛇口地产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蛇口的基础建设工作。 留住周为民，使得蛇口“不拘一格待人才”的美名传出，原本一些对特区建设持观望态度的人才涌入了深圳经济特区。 联想四通“掐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关村几乎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而为了争中关村“一哥”的位置，柳传志不惜失去风度和原四通集团总裁万润南正面冲突了好几回。 1987年，两人一起到海淀区开会，万润南拍着柳的肩膀向区领导介绍：“他们尽管现在还比较小，但可能不同凡响”。这话当时就让柳传志暗下决心，要和四通一见高下。 随后不久，就让联想逮住了机会。联想和四通花了73万元合租了一栋楼，那是中关村当时最漂亮的一栋楼。租这栋楼，柳传志下了很大决心，联想当时一年的利润也才100多万。 门市楼要挂牌子，柳传志想挂一个大的、“有影响的牌子”，但底下人按比例做出来的牌子比四通的要小，柳不满意，他对手下人几乎是咆哮道：“甭讲审美，就给我做一个大个的牌子，比四通的大！” 联想换完大牌子四通不干了，他们将自己的牌子也改大了，后来联想又改成更大…… 为了这事，当时联想的主管单位中科院时任院长周光召批评柳传志，“大家比牌子多大有什么意思？美国黑人杀手才比金链子呢。” 柳传志很不服气，就站在中关村街头看，路过100个人，有90个抬头看联想的大牌子。“嘿，还是我的大牌子管用。”除了大牌子，那时的联想没有多少更好的宣传方式。 1989年6月，柳传志请段永基吃饭，说：“四通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我们不愿意它倒下。” 但到了1994年，两家公司为了一座桥命名的关系又极为紧张。北京市首次拍卖立交桥命名权，四通和联想都同时看上了现在的“四通桥”，那是当时北京的“国门”，从机场一转弯就到了中关村的“门户”。四通动手早，走下面具体工作人员的路线，三百万早早搞定。此事在圈内被上升为“四通桥命名事件”。四通目前几乎没有生意，已经和IT没有边了，而联想成长为销售额近千亿的大公司。 重奖袁隆平 2008年7月19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一身便装，带着一家子在长沙看车展，院士还招呼家人坐上一台国产轿车试试手感，后来又被奔驰一款敞篷车吸引。传袁院士是一位汽车发烧友，“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网民一边倒地支持：“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 袁隆平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01年2月19日，袁隆平获得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首次以国家名义对为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最高荣誉奖励。奖金500万元。 重奖袁隆平，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科技的飞速发展，“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现象早已终结。袁隆平在以其名字命名的隆平高科公司担任名誉董事长，获得不菲的股份和分红。 袁隆平的科研经费也在大幅增长，从500元增到1000万元。上世纪60年代最开始袁隆平只有500元科研经费，后来增加到每年有2000元，但出差只能坐硬座。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每年有了2万元的经费。80年代后期两系杂交稻被列为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里的一个重大专项，经费一年1000万。 而袁隆平下田所用的交通工具，到田里去看禾苗生长情况，最开始是步行，后来是自行车，再后来就骑摩托车；自1999年起，就开小车了。现在到哪里去都可坐飞机。原来从湖南安江到海南三亚，由汽车转火车，最起码需要5~7天，现在乘飞机两个小时就到三亚了。 年广九的2008 2008年，年广九再度成为焦点。 最新的新闻是，11月1日，他的八岁小儿子在郑州被绑架，年广九致电河南高层32小时后，孩子被救出。 傻子瓜子创始人是名人，每提改革开放的案例时，媒体总会挂念起这位知名人物。30年前，在芜湖中山路闹市的十九道门巷口，年广九用一辆旧板车公开摆起了瓜子摊。他因三次被邓小平点名而家喻户晓。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段话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被年广九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 如今的年广九，在芜湖没有瓜子生产基地，只在芜湖市步行街和平广场国货路44号拥有一家门市，这就是他在芜湖的全部产业。在这家店内悬挂着一幅年广九的大幅照片，照片上印着当年邓小平提及他的话。货架上放的包装袋上，印着“傻子”的字样以及年广九和现在的妻子陈慧芳的合影。 由于家族内部的纷争，年过七旬的年广九晚年生活有些悲凉。他失去了傻子瓜子的商标，包括文字商标，也包括自己的肖像权。十多年来，“老傻子”年广九跟他的几个儿子之间旷日持久的官司，把年广九折腾得死去活来。 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他如今却居无定所，常年漂泊异乡。2000年，年广九和比他小30岁的陈慧芳结婚，年氏家族“内战”激烈，年广九不得不去河南为生活奔波。“年广九在郑州也是租的别人的厂房。”他的律师曾对记者说：“他现在还能过上小康生活，但是境况与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2008年，年广九曾说，“我是轰轰烈烈地把商标给了两个孩子，而没做好，我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 他嘴中提到的“两个孩子”，已经很久没有和他通话了。 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摸索，我们确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十年我们做了什么？ 摸了三十年的石头，是不是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 站在三十年的时间节点上，对于过去的回顾，有利于我们看到成就和不足，对于历史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建立信心和决心。清晰地认识自我，理性和建设性地对待未来即将出现的不断挑战，再创改革新局。 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带给世界一个新语境：“中国奇迹”。三十年，中国在富民强国的路上走了多远？但三十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发展的最大最独特的经验是什么？ 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独特经验的总结。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从最高决策领导岗位退休后，他的女儿毛毛着手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三个字:“跟着走。” 但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他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的指导思想。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说：“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1987年3月3日，他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谈话时说：“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寻求“外援”，在30年前，邓小平也曾经做过一次巨大的实验。吴晓波在《激荡30年》中写道：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是，根据邓小平的一段讲话，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如矿山、钢铁联合企业和石油化工设备。 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日后评论说：“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 在改革开放的初年，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邓小平这一次是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不过，他的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本刊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中国必须要走自己的路，这里涉及一个中国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战略问题。” 他具体分析道，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国际的和国内的资源，一个国家要富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很好地利用国际和国内资源。原则上只有两个方法：一是武力掠夺。用战争手段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为自己所用，这是历史上强国崛起最重要的经验和手段之一。二是靠科技创新能力，依靠最好的技术和产品，用和平的手段去换取别国的资源。 “中国无法采用第一个方法，现在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和意志。”向松祚接着分析道,“中国要利用国际资源、有效运用国内资源，就只有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去换取资源，因为中国自身的资源极其有限。” 摸着石头过河 1992年春节刚过，陈锦华和刘鸿儒就从深圳匆匆赶往北京，他们要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情况。后者是一群由计划经济年代的老部长组成的机构。 陈锦华当时是体改委主任，刘鸿儒是副主任，两人主管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财经委员会那些老部长们，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不把亏损企业拿去上市卖了，要把国家的好企业卖掉，这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还有人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搞股份制搞股票市场的国家不是走私有化道路的，要坚决关掉深圳交易所。 这个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专门就这个问题在深圳明确表态：要大胆地试，过一段确实不行了，再关，关也不要全关。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利用股票市场来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这个讲话以后，基本上稳定下来，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1979年，因为生意兴隆，年广九雇用了10来个雇工，国内媒体开始热烈争论他是不是个资本家，是不是在搞剥削。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其实却很严重的争论，当时国内类似现象已非个例。如果认可，则违背《资本论》的“经典论述”，如果堵死，则民间经济发展无从谈起。 邓小平用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感觉意外，他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 ‘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第二年又有人将年案上报到他那里，他只批了6个字，“放一放，看一看。” 在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郭誉森的眼里，“摸着石头过河”恰恰体现了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和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哲学思想。 “在生物演化进程里，有很多突变的可能，你说怎么可能用以往的方法用以往的模式去处理呢。”他解释道，“所以要用实验的方法去检验，本来某一件事物的发展，有很多种的路径选择，然后会被复制。当然最成功的那种方法或者路径，就会被复制得越多。中国模式就是这样，比如说深圳特区成功了，这种成功的经验就会被复制到全国各地。”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经过讨论再求证，最后去实践。”他接着说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哲学方法的领导。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成功领导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哲学思维方式。” 黑猫白猫论 1978年10月，时任原上海拖拉机汽车联营公司总经理的仇克，担任了轿车项目谈判小组的组长(后来他成为上海大众首任董事长)，与第一家谈判对象美国通用公司进行谈判。 美国通用提出了“中外合资(joint venture)”的建议，并解释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由通用提供技术、管理和资金，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 当时在二汽工作的李岚清也参与了谈判，在情感上他觉得不可能。“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可能同你‘结婚’？” 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段内容写进给国务院引进办公室的简报。这份简报被送到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手中。很快，邓小平的批复传来：合资经营可以办。有趣的是，1925年，21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曾到雷诺汽车厂做工，在76号车间学习作一名钳工。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最早接触当代汽车业的，亲身感受过汽车生产模式创造社会财富的惊人能力。 中国合资生产的绿灯，由此开启。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批示，一下子冲开了当时禁锢中国人的思想禁区。 西单东南的一处普通四合院，是四川饭店的旧址。当年邓小平最喜欢到四川饭店的宋厅，厅内挂有一幅黑猫白猫图。据称，小平曾在此谈到过姓“资”姓“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啊。 早在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引用这句谚语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而1976年前后，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黑猫白猫论”就此成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了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 上世纪80年代初，薄一波曾问邓小平，对“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 美国学者石池雨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一书中提出，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就是强调行动的效果，强调手段的灵活性。邓小平式实用主义，就是从实践出发，反复试验，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苏联学者佩弗兹涅儿曾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实用主义，意图十分明确，就是旨在加速社会进步，它甚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 2004年，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伯·拉莫的文章《北京共识》，指出中国崛起的奠基人邓小平曾经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开启了中国20多年的飞速发展。这20年来，中国成功地使4亿赤贫人口脱贫，国力日渐增强，成为世界各国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全球性大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36年前，产权经济学大宗师科斯热情地鼓励张五常回到中国。科斯对张五常说：“中国即将发生伟大变化，香港是观察中国伟大变革的最佳地点。” 张五常于是从美国回到香港，他要一直追踪中国改革开放的足迹。 36年后，科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全部拿出来，以98岁的高龄，在芝加哥亲自主办了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主题就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张五常为科斯会议费时整整一年写出《中国的经济制度》。科斯推崇备至，认为张五常的论文精彩地解释了中国史无前例的伟大制度变革。 在9月国内的一个论坛上，张五常称：“2005年时，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这句话在GOOGLE上的搜索次数超过了137万。 骈自然不仅“见过”制度，还有深深的体会。他现在的身份是国投远东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是国投集团核心控股企业之一，专注于国内沿海煤炭运输，在国家“北煤南运”战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优势。中国的制度优势，主要在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中国式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独特经验。中国三千年前就有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后，将一些被压制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这凝聚了几代领导人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有稳定的政府，稳定的党，而我们共产党的好政策，就是一心一意为百姓做事情。” “从大的历史观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失去了很多时间，最主要的是道路选择上出现了问题”，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说，“无论国有还是民营，最终要实现产权清晰，产权清晰才能激发企业的活力。” 邹恒甫认为：“我们利用了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则，而这些规则能起到市场激励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坚持公有制，国家就要严格控制命脉行业，包括石油、煤炭、电力等七大行业。”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经济学著作涌现的肥沃土壤。 三十年我们在学术思想上收获了什么？ 1977年的一个晚上，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Tony.Saich)在南京大学当留学生。一个老师兴冲冲地跑进他的宿舍，说：“托尼，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肯定让你很高兴……” “我知道，邓小平恢复职位了是不是？” “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了BBC。” 那个时候，他听到身边的中国人都在兴奋地谈论：邓小平回来了！邓小平是个搞经济的能手，大家会涨工资，下乡的知青会很快返城与家人团聚，政治斗争会结束。 而在大洋彼岸，一个年轻学者正筹划着研究中国的方法。1979年，张五常开始跟进中国的发展，时疏时密，没有中断过。上世纪80年代冬天，张五常窝缩在首钢工人宿舍里，大冬天的晚上，张五常一个人黑灯瞎火地摸索着在简易公厕里方便，一边想着怎么为国家出谋划策，一边还得小心提防着：“哟，这黑灯瞎火的，掉下去怎么办？” 邓小平经济理论 原四川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杜星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一向酷爱马的神骏。知道吗？就在20年前的那个马年，1978年，中国冲破枷锁，走出阴影，像盘古那样，高举着改革的巨斧，开天辟地，分明混沌，给中国人民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天地。在我脑子里，最难忘的就是小平同志在会议闭幕式上讲的‘现在我们最大的政治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这句话。此言一出，我们哗哗哗拼命鼓掌。” 赛奇、杜星垣的激动不无道理，邓小平提出的邓小平理论，关于经济和经济学的论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邓小平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体制论和第一生产力论。其中经济体制论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支柱，也最能体现他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 薄一波说：“长时间内，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只是围绕‘放权’与‘收权’打圈子。”（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30～831页。）邓小平的经济体制理论，在根本上回避了“打圈子”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在既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生产力发展得快一点或慢一点，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制。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揭示了在既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原理。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7页。） 早在1979年12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认为，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没有大时代转变写不出来的大作只三件。其一是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兴起惹来管制，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其二是大资本家的出现惹来贫富分化，马克思1867年发表《资本论》。其三是金融业的兴起惹来大萧条，凯恩斯1936年发表《通论》。 张五常认为，“你要能够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贴身观察，让张五常作出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张五常说：“我是1997年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先例。当然，地区竞争某种程度上在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国没有出现过。” “我要到2003年才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复杂难明的问题多得很，而最后一个难关要到2004年底，深夜仿佛睡着时突然想到1966年读到的马歇尔的一个注脚，才解通整体。要是我没有从开始就跟进中国的经改发展，没有亲自继承家族产业到国内找地方设厂，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 “中国的整体制度是最好的。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他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写道：“因为整个大转变是三十年前由中国发起的。中国经济的奇迹发展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是九十年代。后者有大贪污及大肃贪，有大通胀及大调控，有大通缩及楼价下降了四分之三。乱七八糟。偏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跃起来了。为什么呢？这应该是我们面对的大时代转变中的最重要一课，奇怪行内的朋友没有一个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 “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是受到大时代的影响，成功地解释了中国，可惜只算是一章，对大时代的影响不会有谁察觉到吧。” 1972年毛泽东回答尼克松说：“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虽然对世界贡献巨大，但中国长期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 三十年 我们贡献了什么？ 毛泽东曾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正是1949年2月6日。在进京前的临时办公地西柏坡，他宴请了苏联客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
“要说现在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就是吃饭问题啊。民以食为天，马克思说，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就是吃和穿。马克思本人也是吃饭问题第一嘛，他全家都是恩格斯帮忙的。”邹恒甫在电话中激动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解决了吃饭的绝对问题，相对问题还没有解决。” 而在张五常的眼里，大时代转变，重点是地球上有二十亿以上的贫困人口，为了改进生活一起站起来参与国际产出竞争。“惊天地，泣鬼神，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这样看，中国重要，因为整个大转变是三十年前由中国发起的。1991年苏联解体，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大时代。除了近几年人民币的处理失当与去年新劳动法的引进，中国着着占了先机，其示范起了作用，把地球上的无数穷人带动了。”“是中国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球的穷人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转到工业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4月5日至6日在河北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裕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主任裴敏欣认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从贡献率上看，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可能还不如古代的巅峰时期明代，据经济学家估计，当时中国的贡献率达到50％。但是，当时中国处于自我孤立阶段，虽然经济总量和贡献率都很高，但是对世界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当前，中国贡献率低于美国，但是，实际的世界影响远远超过过去，尤其是外贸，根据去年的数据，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可以说，中国对世界的经济贡献已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从韬光养晦的角度来说，中国对世界做了多大多大贡献，现在还不能讲。当然从GDP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很大的。”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宇燕说，“全球的大事情，没有中国的参与，肯定是做不好的，比如说减排问题，中国就做了很多事情。当前稳定的世界秩序，中国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郭誉森认为，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亚洲和平，而这就稳定了世界秩序。“中国是大国，中国崩溃了，就会导致了全球系统的混乱，全球秩序就混乱了。中国100多年前，崩溃了一次，日本军队就在亚洲横行，打中国打东南亚，打了英国不算，还跑到夏威夷打美国。俄国在远东站稳脚跟了，就在欧洲四处打仗，引起欧洲不得安宁。” “当然中国在复兴，很多东西在重建，渐渐恢复了元气。中国的发展是正常的，过去100多年的崩溃才是不正常的。现在美国是世界警察，全球还那么多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和平，尤其是亚洲和平的稳定器。毛泽东几十年前说得就很好，‘实现四化，永不称霸’。” 郭誉森说。 中国贡献语录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全球的重要贡献。”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前三季度GDP仍保持了9.9％的增长速度，这就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秘鲁总统加西亚：“中国是世界的大希望。” 法国总统顾问若泽弗雷什：“中国不笑，世界会哭。” 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中国变得强大，世界会更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中国的奋斗，就是整个世界的奋斗。”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中国扩大内需措施对世界有贡献。” 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所有G7国家的总和。” 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利亚·阿尔瓦雷斯：“中国在世界上是和平的象征。”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保持高增长，就是对世界最大贡献。”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中国是捍卫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积极力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世行副行长傅兰妮(Frannie·Leautier)：“中国是过去二十年里，对全球扶贫工作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美国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没有中国廉价产品输入，全世界通胀水平至少要翻一番，这是非常巨大的贡献。” 联合国《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自2000年以来，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的就是中国的活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主席罗德里戈·拉托：“中国取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多的国家。” 法国《世界报》：“如果没有中国，我们该怎么办？” 英国《泰晤士报》：“中国救自己，世界很难挑错。” 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 美国《华盛顿邮报》：“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实施并整理出‘紧日子’的经验，将是对世界的一份贡献。” 日本《朝日新闻》：“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决定世界是否安定，希望中国能认识到自己肩上的这份责任。” 韩国《朝鲜日报》：“2008年 是全球政治、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即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变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元年。” 我们坚持高扬“中国模式”，但与此同时，倾听不同的声音也不为过。 百家争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不适用 印度工业部官员贾伊拉姆·拉麦什(Jairam·Ramesh)表示，印度的发展必须重视和保护民众的权利，因此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不适用。 “印度不是中国，不能效法中国的工业化模式；我们必须找出一条适合印度的发展模式。”他认为，印度文化和传统上特有一种“拉黑、拉黑”精神。“拉黑”是印度语中“慢慢来”的意思。他认为没有人能改变印度文化中这种慢慢来的传统和民间态度，因此很难向中国那样强行推进工业化进程。 我们不会盲从中国模式 切·格瓦拉的儿子卡美路·格瓦拉说：“中国社会主义是一套怎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我们很明白，我们不会再抄袭别人的东西，过去我们紧跟苏联模式，最后尝尽苦果，苏联模式为我们留下一个很坏的结构危机，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翻身过来。” 其实，早于上世纪80年代，古巴为了回应这个危机已经开始其“矫正工程”。这是古巴改革的第一波。到了90年代，国际大环境随着苏联东欧突变而有所转化，美国加强对古巴的封锁政策，为了求生存，同时也是为了响应外在不同的环境，古巴出现了第二波改革。现在，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化，古巴也不得不再度作出调整，这是目前我们所面对的第三波改革。 中国模式无法复制 俄罗斯《生意人报》对外政策部编辑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很多研究者指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弱点：发展并不均衡、生态环境恶化和过于依赖外部局势。” “立足于变成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本国的特殊优势并从解决国内特定问题的必要性出发的条件下制定的。很多专家认为，那些不具备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发展工业的可能性的国家不可能复制中国模式。” “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但中国的先进经验几乎不曾被任何国家应用。惟一的例外是越南。越南目前也具备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所拥有的一系列优势，其中主要的一点是具有大量廉价劳动力。” “中国奇迹”并不奇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陈志武认为:“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和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发生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本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而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是中国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到了1978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