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汉:有梦想才能了不起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王文汉热衷于做梦,“一个人的成就,绝对不会大过他的梦想”是他的理念。做梦和目睹人才的成长是王文汉最愿意做的事情,他坚信“中国有着最好的人才原料”,为了培养和留住人才,他煞费苦心。

  “我希望不只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还要站在它们的肩膀上起跳,把全世界的智慧变成我们的智慧,”王文汉满怀激情地说道。“上一届奥运会我们的金牌数不是第一,但是这一届胜出了。”

  8月底,在奥运的余热中,“2008英特尔中国多核技术学术论坛”在厦门召开,被业界认为是“开创新时代”的多核技术推出已有多年,然而要达到真正的成熟应用仍然面临重重障碍,美国《财富》甚至称:在通往多核应用的路上,尸横遍野,鲜血淋漓。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亚太研发中心总经理王文汉却认为,这对中国的企业和研究力量而言,是“一个飞跃的机会”。

  他的这一信念的支点,一是因为全世界“面临着同样的壁垒”,二是中国有着最出色的的“人才原料”。从2000年开始统领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的王文汉,谈起在他手下成长起来的人才时,眼睛变得格外亮,“就像看我儿子长大一样,那种感觉比什么都喜悦。”

 王文汉:有梦想才能了不起
  8年中,他的团队规模从40人,扩展到了上千人。期间经历的种种艰辛和成就,今天在王文汉和他的一些老搭档们看来,已经成为了一种珍贵的记忆。

  在2001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破裂导致的科技行业陷入低谷,英特尔也未能幸免。前一刻王文汉还在庆幸招到了几十名出色的人才,紧接着他就收到来自总部的邮件,敦促他遣散新招聘员工。

  为了留住这些优秀的人才,王文汉煞费苦心。终于,他在绝境中发现了一线生机。当时,英特尔总部即将启动一个电信级的Linux项目,但是计划把该项目放在印度的研发部门。王文汉听说后,当即请求该项目的负责人到上海来参观他的研发团队和工作。在浦东机场接到这位负责人后,王文汉掏出了一只铁碗,并告诉对方: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项目,因为这关系到几十个人的“饭碗”,恳请总部重新考虑,把它放在中国来做。经过一系列沟通,总部来的“财神”为王文汉的诚意所打动,最终同意把这个项目放到了上海。

  “穷疯了、饿急了,自然就能创新求生。”这是王文汉的深刻体会。上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为了早日毕业养家糊口,他发明了一种先进的算法,不仅能提高运算速度,而且可以大幅度节约储存空间。更早的时候,在台湾大学求学时,王文汉为了给自己筹生活费,他参加文学社的征文比赛和Logo设计比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整天和计算机打交道的王文汉却对古代文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

  最近让他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儿子不仅成了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校友,而且攻读的正是人类学,爷儿俩忽然发现了共同的爱好,成为了可以秉烛夜谈的好朋友。奥运期间,王文汉会和家人一起围着电视机观看比赛,为中国队的成就喝彩。在他自己的孩子、在公司里的年轻才俊们眼里,王文汉不仅是一位“大胆的”做梦者,他还可以帮助别人圆梦,他自己坚信的是:一个人的成就,绝对不会大过他的梦想,你的梦想很小的话,你的成就就更小。

  人本来是动物,有着原始的创造力、爆发力和求生能力,但前提是必须要动,把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会扼杀了他的创造力。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你经常奔波于美国、中国的许多城市。你如何看待移动时代人类生产力的变化?

  王文汉:人类学有一派理论,古时候人类是从非洲起源,从非洲走到全世界,走了多远!现在人类有了“铁翅膀”(飞机),可以走得更快更远。所以工作应该跟着人走,科技让地球变成平的,距离就越来越小。例如,人们可以在冬天去暖和一点的地方,身体温暖了效率就更高。像我以前读书在西雅图,在荷兰,这些地方都是很冷的,当时我就想,“有了钱一定要到温暖一点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移动是好的,因为人是有野性的,人本来是动物,有着原始的创造力、爆发力和求生能力,但前提是必须要动,把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会扼杀了他的创造力。

  上世纪70年代,为什么兴起了在办公室里设开放式工位?就是要利于人们之间的沟通。每天八个小时关在办公室里,这是很不符合人性的。人是要互相沟通的,而移动的方式跟人的本性就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现这种移动的工作方式正是科技带来的——无线技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科技突破,从有线到无线,对人类的发展来说是很大的贡献。

  DT:除了无线技术,在你看来,过去的三十年中,哪些科技上的突破是最了不起的?

  王文汉:我想最大的突破是互联网。刚开始是计算机的计算速度提高,然后内存有很大的突破,接着网络有很大的突破,这些突破都非常了不起,但这些突破都没有互联网的爆发力这么强。

  以前我当研究生时研究计算机架构,当时电脑的储存空间很小,因为存储不够,我向老师申请了半天,从1兆升级到5兆,这已经是正教授的待遇,但还是不够用。所以我就发明了一种算法,只要做一遍,就可以算出不同的架构,而且我用到的储存还不到别人的百分之一。

  当时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就为了省这点储存,而现在市场上只要很少钱就能买到蛮大的储存了!所以科技可以使人类的生产效率提高很多。

  以前古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现在只要工作五天,以后可能就是每天都放假,反正到哪里都可以工作了,在海边、山顶......都可以工作。而且,以前科技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是要让生活更有乐趣。

  DT:科技带来了很多造福人类的东西,但也会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文汉:就像古人发明剑一样,剑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去杀人,所以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例如手机,我想应该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手机文化。正因为如此,科技更应该和人文结合在一起,光靠科技就是双刃剑,需要用人文协助科技。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人类学很重要,就是要帮助人去看科技的另外一面,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另外一面的话,就会是双赢的一种进步。

  所以我想,高科技会侵犯到人类隐私,让人们更忙,甚至成为犯罪工具。但慢慢地人们会意识到,透过科技和人文的结合,达到一种良性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总是比人文的脚步要快一些。

  “现在我们的科技实力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强的,但在多核时代,我们有了一个飞跃的机会。”

  DT:许多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科技,要真正走向市场,并最终为人类造福,过程总是很漫长的,比如说多核技术,从发布到现在也过了好几年了。到目前为止,多核的技术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距离真正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好处还需要多长时间?

  王文汉:多核是很大的改变,可是它这么新,对于编程序的人、对于软件的要求都很高。目前也有一些多核技术运用得非常好的领域,譬如说视频等图象处理,以及医学影像等。还有搜索,比如说百度等搜索,都可以并行搜索,所以对很多的应用,多核都能很好地起作用。

  关于多核的应用,我觉得可以这样比喻:一个女人她有九个子宫,需要怀孕九个月,但可以生出九个小孩来,所以生产力提高了九倍。比如应用到搜索,本来一秒钟可能有一百个结果,现在有八个核,可能就有八百个结果。

  归结起来全世界有一半的应用,马上可以应用它,比如医学、搜索、娱乐产业等。另外有一些是比较困难的,但困难就制造一些创新的机会,原来落后的变领先了,原来没有的出现了,原来很好的现在更好了,所以我认为多核给人类带来一个新的起点,就是让很多好的东西可以更好,虽然它带来了很多未知数,同时也制造了很多创新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多核给整个计算领域带来一个新的机会,我们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现在我们的科技实力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强的,但在多核时代,我们有了一个飞跃的机会。就像我们以前体育也不是最强的,上一届奥运会金牌数不是第一,但是这一届胜出了。

  DT:这是否意味着,对中国的参与多核创新的公司而言,它们可以跟过去国际上领先的对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王文汉:我希望不只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还希望站在它们的肩膀上起跳,不要从头再去做别人做过的事情,不要闭门造车,我希望把全世界的智慧变成我们的智慧。这牵涉到开放性的问题,全世界的精英都在开源社区里,他们都非常聪明,我们为什么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创造?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穿草鞋走路?为什么不穿布鞋、皮鞋?我们的团队在中国是最早做开源的,所以经验比较多。多核给了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要学会让全世界的精英为我们所用。

  DT:你能否具体描述一下多核能为消费者带来的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多核的许多应用还没有显现出来,这让人有些看不清它的未来。

  王文汉:是的,其实在多核技术中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让多个任务同时进行,而不会有冲突。所以多核并行计算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保护资料的完整性,不会因为交叉的冲突,把资料搞混了。

  单核好比一把门锁,原来只带一把钥匙,多核就像是有很多道门,需要很多把钥匙,钥匙可能多得背不动,即便背得动,也不知道是哪一把对应哪道门。所以我们怎么既能保护资料,又能简单识别,这个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负担,最好是有一把万能钥匙。所以现在整个产业,整个产业的科学家都在找这一把钥匙,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到,所以现在大家开玩笑说,谁能找到这把钥匙,真的是世界瞩目了。我认为这是比五百块奥运金牌都更受瞩目的。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面临很多机会。如果说从前科技的森林里树木茂密,年轻人想种树都找不到“洞”,但是在多核时代,年轻人又有了“种树”的机会。现在的计算机界,就像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样,有很多的机会。所以现在去念博士是最好了。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投资建厂,动辄十亿、二十亿,如果能拨出其中的百分之一去重金礼聘人才,招来的人可以以一抵百。”

  DT:现在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自主创新,力图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你认为从“制造”到“智造”,需要跨越哪些障碍?

  王文汉:首先要能够做梦,这需要很好的领头人,他必须要替整个机构,或者整个国家规划,他做的梦可以帮别人圆梦。中国有很多善于圆梦的人,但是缺乏能做梦的人。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服从,所以我们的创造力不知不觉就被束缚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多培养一些不被框架框住的,敢于做梦的人。一个人的成就,绝对不会大过他的梦想,你的梦想很小的话,你的成就就更小。从前美国有一个法律系出身的总统,他说我们去登陆月球吧,结果美国人就登上了月球,他就是肯尼迪。

  我对中国人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原料非常好。我每次跟美国人比喻我们中国的人才有多厉害时,都会夸张的说:他们能从游泳池上走过去,我们才会录取。(这些可造之材)到了我这里,就是一个加工的过程,你要鼓励他们大胆去创造,失败没关系,但是要知道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所以第一要有愿景,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次,需要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利于创新的,现在我们的文化环境还是框架太多。比如说,做了两三年就要当经理,因为社会上认为只有“经理”才是有本事的,所以就慢慢脱离了技术。中国的技术人员都很年轻,而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技术人员年纪都很大,而且他们有很多积累,所以他们问的问题都是让我流汗的。经验需要积累,然后才能创新。

  在中国,“老总”特别多,我出去见到别人,称呼对方“某某总”准没错,但是这个“总”却总是害了创新。

  在人才的培养上面,领头人有双重任务,第一个就是要做梦,第二个就是带领人才。这个就需要领头人放下身段、多花一些时间。

  DT:作为英特尔研发的领头人,在做梦以及人才培养这两项重要任务中,你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王文汉:这两项我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我在美国的时候是定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可以不要去管他们,只要偶尔去看一下进展就可以了。在国内相对的我要花很多时间,不只定方向,而且要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花很多时间。

  此外,我把很多时间用来到外面去做报告、去交流,告诉外界我们企业有什么好的东西,进而和政府、企业、高校展开合作。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整个科技环境得到提升。这会花我们很多时间,但是大部分时间在培养人才,这个是最大的任务。

  DT:在这些任务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项?是“做梦”吗?

  王文汉:是的。我在上学时就是每天画方块(设计计算机架构),做白日梦,做梦是我最喜欢的。

  但现在我更喜欢的是看着人才成长。英特尔中国的第一位首席工程师黄波是2000年进公司的,当时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的人,但五年多就变成首席工程师了。英特尔的首席工程师是要在全球审批的,不只是我们中国自己考核审批就行。他刚进来时看上去很青涩、很稚嫩,五年多就变成首席了,所以看到人才成长,我就觉得非常高兴。

  前一阵我们一些老员工回到在上海最早的办公室。看到一切如故,连地毯都和以前一样,老员工们回顾往事,以前曾经那么稚嫩、青涩的人,现在都可以独当一面了,觉得非常伟大,那种感觉非常好,就像看我儿子长大一样,那种感觉比什么都喜悦。所以你问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做做梦和看看人成长,然后跟政府和企业去沟通,让我们的进步快一点。

  “武术和哲学是相通的,同样的,科技跟人文是相通的,没有隔阂。”

  DT:现在很多高科技公司,包括英特尔在内,都聘请了人类学专家协助做研发,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王文汉:现在有很多人类学、组织心理学的专家加入我们的研发,因为人类学就是要研究变迁对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人如何用计算机,人们需要什么样的科技,这样我们的创新才能适合人类的需要。

  另一方面,一个公司总是有变迁的,人类学家对如何应对这样的变迁,还可以从宏观上给我们一些指导。

  DT:你自己是否研究过人类学?你认为人文学科和科技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文汉:我自己本来就喜欢文科,所以我常常“乱”读一些文科书籍。有意思的是,我儿子现在大学里读人类学。以前他上中学时,我们没什么话讲,属于是“相看两相厌”。他上大学之后我们之间突然就有了很多话题,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会鼓励他到各地去看看,德国、日本、匈牙利、捷克、俄罗斯等国家他都去看过。

  DT: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你如何看待科技在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中的作用?

  王文汉:科技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历程很短。可是科技对人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说通过百度或Google,可以找到很多历史资料,让人文研究的效率更高。而科技和人文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很多道理都是同宗的,就像我儿子在学武术,他以前练过跆拳道,后来在上海学太极拳,老师就跟他讲,不管什么武术,你在入门时都觉得不一样,但是练到最高层都是一样的,不管是空手道、合气道、太极拳、跆拳道,它们的道理都是通的。武术和哲学是相通的,同样的,科技跟人文是相通的,没有隔阂。

  采访·撰文/许凤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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