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王文汉热衷于做梦，“一个人的成就，绝对不会大过他的梦想”是他的理念。做梦和目睹人才的成长是王文汉最愿意做的事情，他坚信“中国有着最好的人才原料”，为了培养和留住人才，他煞费苦心。 “我希望不只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还要站在它们的肩膀上起跳，把全世界的智慧变成我们的智慧，”王文汉满怀激情地说道。“上一届奥运会我们的金牌数不是第一，但是这一届胜出了。” 8月底，在奥运的余热中，“2008英特尔中国多核技术学术论坛”在厦门召开，被业界认为是“开创新时代”的多核技术推出已有多年，然而要达到真正的成熟应用仍然面临重重障碍，美国《财富》甚至称：在通往多核应用的路上，尸横遍野，鲜血淋漓。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亚太研发中心总经理王文汉却认为，这对中国的企业和研究力量而言，是“一个飞跃的机会”。 他的这一信念的支点，一是因为全世界“面临着同样的壁垒”，二是中国有着最出色的的“人才原料”。从2000年开始统领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的王文汉，谈起在他手下成长起来的人才时，眼睛变得格外亮，“就像看我儿子长大一样，那种感觉比什么都喜悦。”
8年中，他的团队规模从40人，扩展到了上千人。期间经历的种种艰辛和成就，今天在王文汉和他的一些老搭档们看来，已经成为了一种珍贵的记忆。 在2001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破裂导致的科技行业陷入低谷，英特尔也未能幸免。前一刻王文汉还在庆幸招到了几十名出色的人才，紧接着他就收到来自总部的邮件，敦促他遣散新招聘员工。 为了留住这些优秀的人才，王文汉煞费苦心。终于，他在绝境中发现了一线生机。当时，英特尔总部即将启动一个电信级的Linux项目，但是计划把该项目放在印度的研发部门。王文汉听说后，当即请求该项目的负责人到上海来参观他的研发团队和工作。在浦东机场接到这位负责人后，王文汉掏出了一只铁碗，并告诉对方：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项目，因为这关系到几十个人的“饭碗”，恳请总部重新考虑，把它放在中国来做。经过一系列沟通，总部来的“财神”为王文汉的诚意所打动，最终同意把这个项目放到了上海。 “穷疯了、饿急了，自然就能创新求生。”这是王文汉的深刻体会。上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为了早日毕业养家糊口，他发明了一种先进的算法，不仅能提高运算速度，而且可以大幅度节约储存空间。更早的时候，在台湾大学求学时，王文汉为了给自己筹生活费，他参加文学社的征文比赛和Logo设计比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整天和计算机打交道的王文汉却对古代文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 最近让他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儿子不仅成了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校友，而且攻读的正是人类学，爷儿俩忽然发现了共同的爱好，成为了可以秉烛夜谈的好朋友。奥运期间，王文汉会和家人一起围着电视机观看比赛，为中国队的成就喝彩。在他自己的孩子、在公司里的年轻才俊们眼里，王文汉不仅是一位“大胆的”做梦者，他还可以帮助别人圆梦，他自己坚信的是：一个人的成就，绝对不会大过他的梦想，你的梦想很小的话，你的成就就更小。 人本来是动物，有着原始的创造力、爆发力和求生能力，但前提是必须要动，把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会扼杀了他的创造力。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你经常奔波于美国、中国的许多城市。你如何看待移动时代人类生产力的变化？ 王文汉：人类学有一派理论，古时候人类是从非洲起源，从非洲走到全世界，走了多远！现在人类有了“铁翅膀”（飞机），可以走得更快更远。所以工作应该跟着人走，科技让地球变成平的，距离就越来越小。例如，人们可以在冬天去暖和一点的地方，身体温暖了效率就更高。像我以前读书在西雅图，在荷兰，这些地方都是很冷的，当时我就想，“有了钱一定要到温暖一点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移动是好的，因为人是有野性的，人本来是动物，有着原始的创造力、爆发力和求生能力，但前提是必须要动，把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会扼杀了他的创造力。 上世纪70年代，为什么兴起了在办公室里设开放式工位？就是要利于人们之间的沟通。每天八个小时关在办公室里，这是很不符合人性的。人是要互相沟通的，而移动的方式跟人的本性就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现这种移动的工作方式正是科技带来的——无线技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科技突破，从有线到无线，对人类的发展来说是很大的贡献。 DT：除了无线技术，在你看来，过去的三十年中，哪些科技上的突破是最了不起的？ 王文汉：我想最大的突破是互联网。刚开始是计算机的计算速度提高，然后内存有很大的突破，接着网络有很大的突破，这些突破都非常了不起，但这些突破都没有互联网的爆发力这么强。 以前我当研究生时研究计算机架构，当时电脑的储存空间很小，因为存储不够，我向老师申请了半天，从1兆升级到5兆，这已经是正教授的待遇，但还是不够用。所以我就发明了一种算法，只要做一遍，就可以算出不同的架构，而且我用到的储存还不到别人的百分之一。 当时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就为了省这点储存，而现在市场上只要很少钱就能买到蛮大的储存了！所以科技可以使人类的生产效率提高很多。 以前古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现在只要工作五天，以后可能就是每天都放假，反正到哪里都可以工作了，在海边、山顶......都可以工作。而且，以前科技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是要让生活更有乐趣。 DT：科技带来了很多造福人类的东西，但也会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文汉：就像古人发明剑一样，剑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去杀人，所以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例如手机，我想应该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手机文化。正因为如此，科技更应该和人文结合在一起，光靠科技就是双刃剑，需要用人文协助科技。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人类学很重要，就是要帮助人去看科技的另外一面，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另外一面的话，就会是双赢的一种进步。 所以我想，高科技会侵犯到人类隐私，让人们更忙，甚至成为犯罪工具。但慢慢地人们会意识到，透过科技和人文的结合，达到一种良性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总是比人文的脚步要快一些。 “现在我们的科技实力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强的，但在多核时代，我们有了一个飞跃的机会。” DT：许多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科技，要真正走向市场，并最终为人类造福，过程总是很漫长的，比如说多核技术，从发布到现在也过了好几年了。到目前为止，多核的技术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距离真正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好处还需要多长时间？ 王文汉：多核是很大的改变，可是它这么新，对于编程序的人、对于软件的要求都很高。目前也有一些多核技术运用得非常好的领域，譬如说视频等图象处理，以及医学影像等。还有搜索，比如说百度等搜索，都可以并行搜索，所以对很多的应用，多核都能很好地起作用。 关于多核的应用，我觉得可以这样比喻：一个女人她有九个子宫，需要怀孕九个月，但可以生出九个小孩来，所以生产力提高了九倍。比如应用到搜索，本来一秒钟可能有一百个结果，现在有八个核，可能就有八百个结果。 归结起来全世界有一半的应用，马上可以应用它，比如医学、搜索、娱乐产业等。另外有一些是比较困难的，但困难就制造一些创新的机会，原来落后的变领先了，原来没有的出现了，原来很好的现在更好了，所以我认为多核给人类带来一个新的起点，就是让很多好的东西可以更好，虽然它带来了很多未知数，同时也制造了很多创新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多核给整个计算领域带来一个新的机会，我们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现在我们的科技实力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强的，但在多核时代，我们有了一个飞跃的机会。就像我们以前体育也不是最强的，上一届奥运会金牌数不是第一，但是这一届胜出了。 DT：这是否意味着，对中国的参与多核创新的公司而言，它们可以跟过去国际上领先的对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王文汉：我希望不只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还希望站在它们的肩膀上起跳，不要从头再去做别人做过的事情，不要闭门造车，我希望把全世界的智慧变成我们的智慧。这牵涉到开放性的问题，全世界的精英都在开源社区里，他们都非常聪明，我们为什么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创造？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穿草鞋走路？为什么不穿布鞋、皮鞋？我们的团队在中国是最早做开源的，所以经验比较多。多核给了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要学会让全世界的精英为我们所用。 DT：你能否具体描述一下多核能为消费者带来的影响？因为，到目前为止，多核的许多应用还没有显现出来，这让人有些看不清它的未来。 王文汉：是的，其实在多核技术中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让多个任务同时进行，而不会有冲突。所以多核并行计算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保护资料的完整性，不会因为交叉的冲突，把资料搞混了。 单核好比一把门锁，原来只带一把钥匙，多核就像是有很多道门，需要很多把钥匙，钥匙可能多得背不动，即便背得动，也不知道是哪一把对应哪道门。所以我们怎么既能保护资料，又能简单识别，这个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负担，最好是有一把万能钥匙。所以现在整个产业，整个产业的科学家都在找这一把钥匙，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到，所以现在大家开玩笑说，谁能找到这把钥匙，真的是世界瞩目了。我认为这是比五百块奥运金牌都更受瞩目的。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面临很多机会。如果说从前科技的森林里树木茂密，年轻人想种树都找不到“洞”，但是在多核时代，年轻人又有了“种树”的机会。现在的计算机界，就像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样，有很多的机会。所以现在去念博士是最好了。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投资建厂，动辄十亿、二十亿，如果能拨出其中的百分之一去重金礼聘人才，招来的人可以以一抵百。” DT：现在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自主创新，力图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你认为从“制造”到“智造”，需要跨越哪些障碍？ 王文汉：首先要能够做梦，这需要很好的领头人，他必须要替整个机构，或者整个国家规划，他做的梦可以帮别人圆梦。中国有很多善于圆梦的人，但是缺乏能做梦的人。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服从，所以我们的创造力不知不觉就被束缚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多培养一些不被框架框住的，敢于做梦的人。一个人的成就，绝对不会大过他的梦想，你的梦想很小的话，你的成就就更小。从前美国有一个法律系出身的总统，他说我们去登陆月球吧，结果美国人就登上了月球，他就是肯尼迪。 我对中国人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原料非常好。我每次跟美国人比喻我们中国的人才有多厉害时，都会夸张的说：他们能从游泳池上走过去，我们才会录取。（这些可造之材）到了我这里，就是一个加工的过程，你要鼓励他们大胆去创造，失败没关系，但是要知道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所以第一要有愿景，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次，需要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利于创新的，现在我们的文化环境还是框架太多。比如说，做了两三年就要当经理，因为社会上认为只有“经理”才是有本事的，所以就慢慢脱离了技术。中国的技术人员都很年轻，而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技术人员年纪都很大，而且他们有很多积累，所以他们问的问题都是让我流汗的。经验需要积累，然后才能创新。 在中国，“老总”特别多，我出去见到别人，称呼对方“某某总”准没错，但是这个“总”却总是害了创新。 在人才的培养上面，领头人有双重任务，第一个就是要做梦，第二个就是带领人才。这个就需要领头人放下身段、多花一些时间。 DT：作为英特尔研发的领头人，在做梦以及人才培养这两项重要任务中，你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王文汉：这两项我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我在美国的时候是定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可以不要去管他们，只要偶尔去看一下进展就可以了。在国内相对的我要花很多时间，不只定方向，而且要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花很多时间。 此外，我把很多时间用来到外面去做报告、去交流，告诉外界我们企业有什么好的东西，进而和政府、企业、高校展开合作。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整个科技环境得到提升。这会花我们很多时间，但是大部分时间在培养人才，这个是最大的任务。 DT：在这些任务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项？是“做梦”吗？ 王文汉：是的。我在上学时就是每天画方块（设计计算机架构），做白日梦，做梦是我最喜欢的。 但现在我更喜欢的是看着人才成长。英特尔中国的第一位首席工程师黄波是2000年进公司的，当时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的人，但五年多就变成首席工程师了。英特尔的首席工程师是要在全球审批的，不只是我们中国自己考核审批就行。他刚进来时看上去很青涩、很稚嫩，五年多就变成首席了，所以看到人才成长，我就觉得非常高兴。 前一阵我们一些老员工回到在上海最早的办公室。看到一切如故，连地毯都和以前一样，老员工们回顾往事，以前曾经那么稚嫩、青涩的人，现在都可以独当一面了，觉得非常伟大，那种感觉非常好，就像看我儿子长大一样，那种感觉比什么都喜悦。所以你问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做做梦和看看人成长，然后跟政府和企业去沟通，让我们的进步快一点。 “武术和哲学是相通的，同样的，科技跟人文是相通的，没有隔阂。” DT：现在很多高科技公司，包括英特尔在内，都聘请了人类学专家协助做研发，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王文汉：现在有很多人类学、组织心理学的专家加入我们的研发，因为人类学就是要研究变迁对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人如何用计算机，人们需要什么样的科技，这样我们的创新才能适合人类的需要。 另一方面，一个公司总是有变迁的，人类学家对如何应对这样的变迁，还可以从宏观上给我们一些指导。 DT：你自己是否研究过人类学？你认为人文学科和科技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文汉：我自己本来就喜欢文科，所以我常常“乱”读一些文科书籍。有意思的是，我儿子现在大学里读人类学。以前他上中学时，我们没什么话讲，属于是“相看两相厌”。他上大学之后我们之间突然就有了很多话题，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会鼓励他到各地去看看，德国、日本、匈牙利、捷克、俄罗斯等国家他都去看过。 DT：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你如何看待科技在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中的作用？ 王文汉：科技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历程很短。可是科技对人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说通过百度或Google，可以找到很多历史资料，让人文研究的效率更高。而科技和人文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很多道理都是同宗的，就像我儿子在学武术，他以前练过跆拳道，后来在上海学太极拳，老师就跟他讲，不管什么武术，你在入门时都觉得不一样，但是练到最高层都是一样的，不管是空手道、合气道、太极拳、跆拳道，它们的道理都是通的。武术和哲学是相通的，同样的，科技跟人文是相通的，没有隔阂。 采访·撰文/许凤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