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出处：美国传统基金会 执笔：Derek Scissors 2008年10月 编译：杨政文 2008年即将结束，这可能是中美商业关系最重要的时刻。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下一届美国总统可能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出复杂的感情。改革开放30年为中美商贸关系提供了很多发展机会，不过，改革开放始于30年前，实际上3年前就已经停止。 1998年，江泽民和朱基通过将投资推上高位，其背景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也正值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那个时期，中国经济没有显著下滑，不过，如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却被无情地推上经济大变局的前台。这是因为2005年很多加入世贸的承诺得到兑现，市场化被国家强制推进。 尽管美国财长保尔森不是天生的乐天派，但他还是提到：“如今的中国领导人都效忠于改革，至少，改革是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推进器。”事实上，即便他说的不是事实，但起码一点是，改革这个模糊的字眼还是被人们广泛接受。谈论改革已经冻结或恶化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而大量关于改革已经停滞的迹象被人们忽视了。比如，作为市场化改革核心的价格自由化遭遇挫折，私有化进程停滞不前，甚至有明显倒退，企业竞争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一些非核心行业也没有摆脱国有化侵扰的命运。 竞争的伤痛 改革已死，这个观点具有前瞻性，原因之一便是中国已经进入“重构时代”。不幸的是，“重构”并不具备市场化改革的特征，其目标是减少企业参与数量，同时做大剩下的，也就是所谓“抓大放小”，以便减少行业竞争。日本和韩国很早就采取了大企业战略，政府支持做强几个规模巨大的公司，使其具有全球竞争力。其自然的结果是，这些企业既不能忍受来自国际上的竞争，也不能忍受来自国外的竞争。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完全被这种大企业战略迷住了。2002年，胡温上台后加速了重组进程。央企向财政上缴红利的做法已经被试验性采纳。上缴红利的行业涉及石化、天然气、煤炭、能源、电信和烟草等。这6个行业中，有18家企业被选中作为试点。由于电信企业从4家缩减到3家，名单还剩下17家。 不仅是电信行业，航空工业的合并也是如火如荼。第一航空和第二航空工业集团被合并，因为两家企业同时存在给官员的感觉在数量上还是多了些。经营性合并在水泥和零售行业比较盛行。中国的市场集中度现在越来越高，发改委在其中充当了市场“卫士”的角色。在原油暴利和提高油企效率等问题上，发改委不是通过引入竞争来解决，而是向三大油企抽税。这三大石油巨头构成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整体，享受着石油精炼的国家补贴，在国内没有其他竞争对象。对国家来说，可以从与石油行业相关的运作中得到诸多利益，其结果是限制了基于私有化上的竞争的保护和展开。 私有化已死 改革确实使大量国有资产被私有化了。但在改革的第三个10年，这个过程没有得到深化。与2005年相比，2006年，中国个体户数量减少了15%，降低到2600万户，这个数字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007年前9个月私营企业的税收贡献不超过10%，私有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 由于股权结构的改变，以及少数股权出售使中国“私有”行业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国有企业股份化使几乎所有国企都不是严格的国家所有形式，这也为非国有经济，比如外资和社会资本进入国有部门创造了条件。几乎三分之二的国企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一些国外分析人士将这种经济类型划分到“非国有”或“私有”大类中，无论从概念还是事实上，这样的划分方式都是不正确的。 从概念上看，国有股股权出售对改变国有性质没有丝毫帮助：比如，十几家中央控制的企业表面上看并非国有，形式上甚至成为外资企业（比如在香港上市的国电股份）。1500家国内上市的企业仍然是国有性质，事实也表明，国有性质和政府拥有股权已经成为政府财富的蓄水池，也为官员的身份能从政府到企业自如转换创造了条件，反正一切都要根据党的指令行事。 无论股权结构如何变化，中国核心行业的大企业都被要求国有。中国对关键性行业由国有控制的法律给人印象深刻：在能源、石化和天然气、电信以及武器制造等行业，企业必须是国有独资或占绝大多数股权；煤炭、航空、船舶制造等工业，国有股份也必须占控股地位。在机械、汽车、IT、建筑、钢铁和有色金属领域，国资委成为地位显赫的部门。这还不是全部。即便没有相关法律支持，铁路、农产品以及保险行业也都照样控制在国家手中。 更有甚者，国家通过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控制了其他所有经济领域。中国银行机构每年发放的贷款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上半年，贷款增速超过14%，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金融机构在国有的背景下，人民银行每年都向他们确定贷款额度，而这些贷款额度又被指示优先贷给国有企业。对那些非国有经济成分来说，要争取贷款只能是望洋兴叹。 非国有企业试图通过债券和股票市场筹资，而这个途径也被政府控制着。在中国，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超过企业债券的10倍，还在无限制地扩张，对私有经济产生极大的挤出效应。解决国有企业非流通股的传言使中国股市在2006年到2007年暴涨，但是，非流通股的解决方案仍被锁定3年。由于解禁时间临近，中国股市又回落到地价。 颠倒的价格改革 改革前20年，价格改革进展比较突出，这是中国改革至关重要的特征。不过，最近几年来，价格改革已经趋于停滞，甚至被中央政府所颠倒。劳动力价格（工资）市场化特征已经十分明显，但利率改革进程仍相当缓慢，所有的利率水平都在央行的限制下，利率并不能反应资本的真实价格。此外，其他一些生产要素价格，比如土地，也由于政府干预被长期扭曲。3年前，外汇价格——汇率有一定程度放开，但央行对汇率幅度每天都有管理幅度，进行所谓方向性指导，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范围每天不超过0.5%。 价格问题在其他任何领域都表现出十分严重的问题。国务院控制着所有关键性服务行业价格，比如医疗、教育、交通运输等行业均是如此。 现在，一般认为，日用品销售价格都取决于市场。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完全不同。最近几年来，日用品价格被管制的趋势愈演愈烈，对改革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倒退。比如，国家对农产品的价格控制严重扭曲了谷物价格，最近爆发的通货膨胀就是政府限制粮食价格的必然反应。同样，能源价格也被高度限制起来，近年来，所谓市场化的不过是一般性的燃煤和部分石油产品，比如汽油。 投资和贸易
中国国内的贸易和投资逐渐增多，这有助于经济自由度的扩展，不过外资在中国遭遇的屏障越来越多，这是2005年经济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化的结果。在增加对内投资上，这种方式给人感觉十分流行，但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 2008年前5个月，中国官方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下滑了55%，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有力，但幅度也下降了4%。中国媒体很清楚，外资在中国的金融投机性很强，在引进技术和增加中国人的就业机会上作用并不理想。对跨国公司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WTO规则从中国获取利益。过去3年来，由于市场机制的衰退，中美双边谈判涉及的屏障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复杂。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凯雷收购徐工失败。随后，外资收购中国房地产的屏障被抬高，反对声不绝于耳。 2007年，北京宣布限制外资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比如保护国内“著名”品牌，而这些品牌又是由中国政府认定的。由于股市暴涨，批评者指责外资收购中国企业时，企业价值被严重低估。现在，股价暴跌，这种声音也随之淡出。 2008年，中国通过的两项法律对改革做了“吹捧”，但这两部法律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外资进行了限制。其中之一便是掌握在令人畏惧的党组织和全国总工会手中的新《劳动法》。此外，姑且不论叫什么名字，《反垄断法》也并未促进竞争，尽管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法律提到，禁止企业购买和销售“不合理”价格的商品，却对“不合理”价格本身的鉴别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方法。对市场来说，这部法律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 更进一步说，《反垄断法》提到：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领域由国家控制。事实上，可以说任何一个行业都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由于与国家经济安全挂钩，《反垄断法》的制定甚至还与国外《反托拉斯法》相提并论。提经济安全在国际上十分常见，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但中共的所谓安全与国际相比却有很大差别。看看属于被控制的关键性行业名单可以发现，这些行业实际上涵盖了社会经济的所有方面。国家垄断毫无疑问会延续下去，跨国公司将面对更多的障碍。 如果面对太多垄断的指责，知识产权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中国长期以来在知识产权方面被认为极不公平，现在又多了《反垄断法》这项更加恶化知识产权环境的法律。该法律可能会成为中国报复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一项工具。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美国曾对中国提出刁难。如果WTO刁难中国，那么中国就会利用这部法律进行反击，问题可能集中在涉及多边贸易往来的众多开放和竞争性领域。 由于国家的特权保护，进口也会面临很多非关税壁垒。一般来说，能源和农业就是特别受保护的领域。当然，现在中美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汇率问题上。前面已经提到，作为金融价格重要指示器的汇率，还被中国的国务院高度控制着。现在，美国新总统与中国进行交易的重要内容将集中在汇率自由化的问题上来。 自2005年7月中国升值汇率2.1%以后，到2008年8月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16%，而就在同一时期，人民币对欧元却贬值了2%。汇率实行对美元升值的政策以来，货币币值每天都在一定幅度变化，由于中国的“篮子货币”外汇政策，人民币对美元出现短期性贬值也是正常的。对美国来说，更关心汇率的长期政策，美国下一届政府应该将更自由的汇率政策作为对中国的一项要求，并向中国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批准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中美双方就考虑到了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的难度，于是，采用了先逐步放开资本进入，后放开资本流出这样一前一后的时间顺序。现在已经明确，资本自由流动在中共十七大后不可能很快实现，在胡温体制下，这个进程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甚至倒退了。 可以理解的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过去30年来受巨额资本流入的冲击而苦恼不已。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没有多少兴趣，甚至不允许本国公民将自己的收入和积蓄自由汇向国外。对外国投资者来说，资本自由兑换做大的好处是外国投资者可以将所得汇回本国。 要使金融政策真实反映市场状况，政府介入经济的层面应该越来越少。开放的资本流动政策应该允许资本选择退出，严格约束银行的行为。这样才能减少妨碍私有化进程和扰乱市场竞争的政策导向型贷款的出现。对中国来说，开放资本项目可能还要不少时间，但这个目标值得追求。 收入、物价与资产价格 中国城市居民的工资水平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显著增长。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2008年上半年比上一年同期相比，城市居民工资增长了18%，而实际以货币支出的工资增长了21%（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出口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但2008年上半年，由于油价上涨，贸易顺差开始下降。 6年来，中国开始为出口的强势付出代价。目前最明显的特征是，2008年上半年，油价已经取代粮食价格，成为悬在生产商头上的一把利剑。根据中国官方的保守估计，由于能源价格调整，尽管CPI没有明显表露，厂商还是可以从消费者那里感受到物价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不过，这种影响还没有达到导致贫困的地步。 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两位数，就业机会超过预期，而通货膨胀也高居不下。尽管中国政府对外宣称采取了紧缩政策，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最近几年仍显示出急剧扩张的势头。在2007年经济最热的关头，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表现得更为宽松。2008年年中，在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的时候，中国又开始酝酿运用财政工具刺激增长。2007年，通胀贴水后的利率水平实际上为负，这是货币政策运用不当的证明。2008年第一季度，负利率的情况更为严重。在通胀预期高居不下的同时，由央行控制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却没有多少变化。2008年6月，官方CPI与PPI双双突破8%，但一年期存款利率却只有4%。 尽管市场利率被政府高度控制，银行同业拆息市场在交易中还是异常活跃。2008年1月，银行同业拆息市场利率为2.81%，经过6个月的货币紧缩，降到2.76%。随着通胀开始退潮，利率水平开始逐渐回归正常，真实利率水平被扭曲的程度也在减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