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艳华 司机一脚刹车，将车在木头峪村村头停下来的时候，随之扬起的尘土扑面而来。在村头一个古旧的小卖部前，4个年轻人围着一桌扑克牌玩得正酣。夏日的午后，汗水随着黑黝黝的脸颊往下滴落。 时间是7月2日的下午2点，地点在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两天前，记者与“汇丰—清华经管学院暑期调研”项目组的师生一起到达该县，对农村金融和经济发展进行为期7天的调研。 这是一个连续19年陕西省倒数第一名的全国贫困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东南部。下辖8镇12个乡，653个行政村。在这个总人口27.1万的革命老区，农业人口占91.1%。全县面积2028平方公里，30%的沙区，48%的丘陵沟壑区，还有22%的土石山区。红枣是这个县唯一可以作为产业发展的农作物。 像这样无论在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上与我们都很遥远的贫困县，在中国还有不少。要了解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和未来，佳县是一个典型的样本。 无法满足的贷款需求 记者遇到姜女士时，她就正在这桌扑克牌旁边闲坐。村头还有另外两个小卖部开门营业。 姜女士已经记不清自己上一次去农行或是信用社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孩子小时候的事情”，现在两个儿子已经成家，女儿也大学毕业工作多年了。不过，很多年不去信用社或是银行借钱，并不代表她不缺钱。去年给二儿子操办婚礼欠下了7000元，“现在还没还。” 这笔钱是姜女士和他老伴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能借到的最低的月利息是6‰左右。去年生病的时候，儿子还能从外地寄点钱给她看病。实在来不及，“就找村里头有钱的人借”。关系好的，不用担保人；托人介绍的，得找个担保人。“一般都是口头借，也没有借条。”姜女士将记者与学生几人一起领回自家住的窑洞，操着浓重的陕北地方口音告诉记者。她说，着急了，月利息15‰、20‰自己也会借。 木头峪村位于佳县县城南20公里处，东临黄河，西靠鱼山。作为黄河水运码头之一，眼前这个古旧的村落昔日曾经非常繁华。姜女士已经52岁，老伴56岁，她嫁过来之后就一直住在这个窑洞里。目前家里没有存款，有几百元钱在手头花已经足够了。 可是在村头经营小卖部的曹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在过去几年里培养了4个大学生，累计借款七八万元，在亲戚朋友腾挪不够之后，他从信用社贷回了五六万元的扶贫贷款，“差不多刚刚还完”。其实，就他一个人的户名根本借不到这么多扶贫贷款，因为每户的额度也就区区几千元。曹先生搜罗了近80个人的名字和身份证，才借到了数万元贷款，陆陆续续供孩子念完书。 目前佳县农民最需要资金的两个方面是教育和医疗，县长柴小平如此感慨。在这个一年财政收入2000万元、人均年纯收入1900多元的地方，柴小平把自己领导的县称为“存款大户”，存款6亿元；却“贷不到款”，整个贷款不过3亿元左右，这其中还有一半没有在佳县流动。 所以，当程家沟村的程先生说出他最近一次的借款数字时，记者和旁边的老师学生都惊呆了——35万元，这在当地绝对算是借款大户了。“我买了2台农用运输车。”程先生告诉记者。 程家沟村位于王家砭镇，佳榆公路和佳神公路交汇于此。对面的神木县就是一个资源大县，盐业和煤矿业发达，对运输的需求非常大。用车跑运输赚钱，已经算是很有头脑的做法了。可是，这35万元中，只有4.5万元是来源于信用社，其他都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 不去信用社的理由除了与姜女士提到的手续复杂、需要关系等等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用社能够提供的贷款额度远远无法满足程先生的需要。根据佳县信用社的规定，一般普通员工的放款权限只有1.5万元，信贷员2万元。超过2万元的贷款要经过贷款委员会的审查，三类审3万~3.5万元，二类审4万元，一类审4.5万元。程先生在当地还算运气不错人缘好的人，4.5万元已经是“高额”贷款了。但这对于他要买的两台运输车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在程家村沟走访的一个下午，记者采访过的农户100%都发生过借款行为，同时也100%都从民间借款。金鸣寺镇的信用社主任粗略估算了一下当地的民间流动资金在500万~600万元左右，要知道，这个基层信用社的贷款余额不过600万元。这意味着，农民对于资金的需求至少可以再放大1倍。 需求旺盛的同时，农民需求也呈现多层次性。无论是生活所需还是生产所需，农户对资金的需求的理由也不尽相同。 复杂的供给问题 不是农户不愿意找正规的金融机构贷款，而是正规渠道实在是能力有限。在佳县仅有的3家金融机构中，农行在全县只有1个网点，信用社好歹有24个分支机构。 佳县农行的姜副行长说，他一直想培养一个可以“吃饭的企业”，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所谓“吃饭”，他希望在当地有一个真正商业化运作的企业，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盈利。农行愿意给它支持，达到双赢。可是，姜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很多企业最后都垮掉了，偶尔有一两个走出了佳县，甚至走到了全国，但最后也不需要佳县农行了。” 其实，现在另一个更实际的状况是，当地农行根本无法放款。“在这里，每一笔贷款都要行长签字，再到市里进行审核，市里审核之后再回到县里，不要说信贷员，行长也根本没有放款的权利。”姜副行长说。 最近两年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农行的改制进程督促他们在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同时，也将风险管理提到了最重要的程度。不仅仅是姜等人所面对的贷款审批权限上移，更重要的是，一整套绝对严格的评分系统决定了对贷款人的审批已经标准化。“进入贷款的评分系统，70分以上允许贷款，70分以下的就不允许贷款。”这对姜和他的同事来说，都是硬碰硬的指标，合格的贷款人也越来越少。 全县1个网点、15名信贷人员，而佳县的人口是27万。农业银行的整体政策从上到下一刀切，不分城市和农村，“其实城市和农村是两块不同的业务，咱们是贫困地区，很多针对城市的制度对咱们不适用。”农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比如，佳县对于发放金额大的贷款不适合，如果要发小额贷款，上面却没有相应的政策。“如果我们像发展城市业务一样，发展300万、500万元的贷款，因为地方经济发展跟不上，可能收不回来，反而影响我们的发展。”这样操作的结果最后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正是金鸣寺镇的人们笑称当地信用社的高主任做的是“独门生意”的原因。高主任所在的信用社网点负责两个乡镇，一共４名工作人员，没有信贷员。日常工作除了发放补贴之外，信用社的贷款就给农户做生意之用。“对老百姓的意义不大”。当地政府人员说。 对老百姓意义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用社显然更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还得起的农民。除了商业机构本身对于商业利益的追逐之外，影响信用社选择放贷人的直接原因是激励机制的导向作用。虽然在金鸣寺镇，一个信用社员工月工资2000元左右，在当地绝对算是高工资。可是，如果负责发放的贷款逾期不还的话，每个月扣信贷员工资的1%，直到还款为止。机构的趋利本能直接传导到了信贷员的工作上，从而影响了对放贷对象的选择。 在放贷和拉存之间，高毫不犹豫地认为后者更难。佳县信用社一直按照三条渠道在筹集资金：第一自己多筹资金，即尽量多揽存款；第二，将触角伸向富裕的邻县，从那里的富裕人群中尽量拉存款过来；三是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 但这三条显然都不是根本之计。比如，央行的再贷款政策，由于今年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的支农再贷款政策有所变化，去年给佳县最高达1.1亿元的支农再贷款，到今年只有3000万元。3000万元到期回收，只收不贷。“所以导致资金压力相当大。” 佳县信用社提供了一组数据，截止到2008年5月末：佳县金融机构存款总额是6.08亿元，其中农村信用社2.8亿元，农业银行是2.3亿元，邮政储蓄8828万元。分别占比47.84％、38％和14.52％。可是在3.7亿元的贷款总额中，信用社2.8亿元，占到了75.96％，农业银行是8433万元，占22.67％，邮政储蓄510万元，占到了1.37％。也就是说，信用社用47%的存款放出了75%的贷款，占整个贷款市场的3/4。另外的1/4中有绝大部分已经像抽血一样被农行抽走，资金严重外流。 这是一个县的金融服务全貌：机构3家，信用社作用是正面的，但根本无法全面覆盖；农行现在基本上只存不贷，作用基本上为负面；邮储银行刚刚起步，还在探索阶段。而且邮储目前能提供的贷款也都是质押贷款。意义根本不大。 或许问题可以这样表述，除了供给渠道单一、供给能力不足之外，另一个更明显的问题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非农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民间借贷在填平农村资金需求缺口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问题溯源 一面是可以再放大数倍的资金需求，一面是供给渠道的单一；一面是需求的多层次性，一面是金融机构政策的一刀切；一面是农民对于小额资金的需求，一面是正规金融机构的“嫌贫爱富”......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试验就从未停止。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改革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正规金融体系并未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农村资金供求矛盾，农村资金供求失衡状况也未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在所有对原因的探讨中有一条一直被置顶：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色彩过浓。即使是在今天，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中的“省联社—县联设—基层信用社”的改革方式，不仅是基层农信社受制于省联社对基层农信社信贷业务的审批权和人事任免权，致使基层农信社管理层在决策时缺乏灵活性。有人甚至认为，改革的结果不过是由中央政府干预演变为地方政府干预。 另外被提到过的原因包括，过分注重存量的调整、忽略增量的引进；又或者是过高地估计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能力，逐利的天性让它们不是在实现越来越高的覆盖率，更实际的效果是，非农的倾向从反面拉大了农村资金供求的缺口。 另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比如，一份研究资料粗略地将中国农村的金融需求分为3种：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表现为基于生活需要的金融需求；中部农业主产区主要表现为基于生产的金融需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则更多地表现为基于发展需要的金融需求。
打破目前单一化、垄断化，建立一种充满竞争的、商业化导向的多元农村金融秩序成为一种必要。2006年12月20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被视为最具突破意义的改革：以“低门槛、严监管”为特点，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将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有益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