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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诚 一家国内企业打算在加拿大设立公司，熟识的一位会计师告诉我外资控股的企业要缴纳的所得税远高于加拿大居民控股的企业，不禁大吃一惊，吸引外资在这里竟然不是那么理所应当的。好奇之下，我就顺带了解了加拿大政府对企业的管控方式。这里最简单的企业注册需要多长时间？0分钟。如果使用自己的全名来开展一个生意根本不需要进行注册登记和注册资金，比如“王二烧饼铺”。政府的税收是根据业主自己个人每年报税时确定，其他经营范围、工作地点等只要不违反法律，就没有人过问，你当然可以在自己租的、买的房子甚至街边摊档开展经营。 如果要注册一个商业企业，只要不是有限责任公司，除非一些特种行业，也基本可以在一天以内搞定，甚至在网站上填个表交几十块钱就了事。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这些非有限责任公司都是以合伙人或者业主个人的全部资产作为后盾，并影响到他的信用记录，相对来说，经营者更愿意合法经营而不是搞出些纠纷甚至违法，因为那样得不偿失。在号称自由的国家，这种内在的管控实际上有效而紧密：如果能挣到钱，人们的本性宁愿那是合法的，不用支付登记、注册资金、经营场地和营业执照这类并非必要的管控成本，更多的人愿意创业获得收入，这就确保底层的人们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实际上，加拿大240万个企业中99.8%是中小企业，其中大约120万个企业没有雇员，也就是只有老板一个人。其余的120万个企业中，有将近60%的企业仅有1到4个人，也就是国内所说的“铺子”或“小摊”，近似国内城管的打击对象一类。加拿大不算一流国家，依靠好运气拥有丰富的资源，在整个国家普遍的工作节奏缓慢悠闲的背景下，能保持较好的生活水准，至少和开放、低成本的创业与就业环境有极大关系。 回顾中国30年改革开放，就是一句话：让人们劳动起来并获得合法体面的收入就是最好的政策。然而，现实已经变成人们要劳动起来已经不容易，获得合法体面的收入更不容易，政府设了租就得去买单，这种为政府设租买单的行为严格说一定违法。有人愿意诚实地工作去获取自己的利益，却无法获得这样的机会或者只能用过大的代价来获得，这个代价一定会被转嫁到其他人和组织。如果转嫁不成，就必然可能用伤害社会为代价，绝非简单的某个底层倒霉蛋承担了接受了就了事。例如新《劳动合同法》被人批评增大了企业成本，其实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肖知兴教授所说，是“政府没有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把担子都压到雇主身上”，等于是变相增税。从1995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6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2倍的同时，政府税收增长5.7倍。 政府当前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更像是开仓赈粮，而不是授之以渔。即便这点钱，也有银行家提出警告，说这种贷款可能成为中小企业的逃跑资金。这恰恰说明了中小企业绝望情绪的严重：可以合法地不断获得收益的人，会选择非法地弄走一笔钱逃跑吗？ 郎咸平先生观察到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并呼吁民营企业家向加工制造以外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服务业方向努力。然而现实是，国民不敢购买足够多的服务，政策制约对服务业的进入，让中国的企业家到哪里去运行这类服务业企业呢？难道让相对缺少资金、欠缺文化背景的企业家带着一批中国员工去美国和当地人竞争这些吗？ 很多地方严格限制公司的注册，连网上商店也要求办理毫无必要的营业执照；营业范围受限；人力资源供给被教育部垄断，无法提供合格人才；重要物资供给被国有企业控制；燃油和通行费以及乱罚款导致物流成本高昂，运转低效；核心的资金被银行控制；税务系统不断抽血；有潜力有利润的市场空间被外资和国企垄断。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的劳动者们每天都在努力工作，这种努力支撑中国经济多年没有发生危机。但这种作用今天已经发挥到极致，是用共赢的利益来代替精英层单赢的利益格局的时候了。 类似加拿大这样的似乎“放任自流”的国家，依靠强有力的税务和个人信用体系以及法制体系，保证经济运转。认真而不带偏见的观察者能够发现，这里的腐败依然存在，政府部门也会人浮于事。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决策，无论如何宣传其自由和民主，始终是在上层的政治家和大企业家们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摆动，从来不存在民众的意志变为国家的意志，但是在两类意志之间毕竟存在较多融合点。 给予底层人士一定的生存空间，就能回报给上层人士更安宁的环境和更长远的财富来源。在当前的关键时刻，中国精英应该认识到以下两者必选其一：继续抽血并冒经济崩溃的风险；依然获取利益但经济能持续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