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此前希腊、葡萄牙等南欧小国的经济萎缩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并不足以引起人们重视的话，那么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4月30日公布的数据就相当令人不安了。数据明白无误地显示，该国已成为第八个陷入衰退的欧元区成员国。
虽然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较前一季度下降的幅度为0.3%，略好于市场预估的萎缩0.4%，但这已是西班牙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经济萎缩，也是它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第二次陷入衰退。与此同时，财政紧缩及经济衰退导致了普遍的失业加剧现象。今年头三个月，有36.7万西班牙人丢掉了工作。这意味着，西班牙目前的失业人口已逾560万人，失业率逼近25%（24.4%），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也接近了1994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在西班牙，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一半没有工作，170多万个家庭全家失业。
西班牙的糟糕状况是整个欧洲经济正在不可避免地陷入二次衰退的一个典型缩影，最近几周公布的几乎每一项经济数据都在强化人们心目中的这一印象：大片的欧洲经济正在萎缩。例如，欧洲大陆和欧元区之外的另一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大经济体英国也已明确陷入双底衰退—上周的官方数据表明，继去年第四季度经济下降0.3%之后，英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又出现0.2%的萎缩。接下来等待英国的，将是一百年来最为艰难的复苏，经济回暖的速度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都更为缓慢。
经济上的危机正在向政治领域蔓延，这一点从“五一国际劳动节”便可窥见一斑。当天，从希腊到西班牙，从葡萄牙到法国，欧洲大陆上的好几个大城市爆发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种景象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解体后20多年来极少见到的。在往后的几个月里，居高不下的恐怖失业率还会激起什么更大的乱子（还记得去年8月发生在英国的暴力骚乱吗）是眼下欧洲政治家们的心头大患。
同样地，如果说此前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诸国的政府相继更迭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话，上周荷兰王国首相马克·吕特(MarkRutte)政府的倒台引发了对欧元区整体产生更广泛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巨大担忧。在直到目前针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所有争论中，荷兰一直是“德国方案”最坚定的支持者。可是现在，这种局面却轮到了荷兰自己头上—去年相当于全国经济产出4.7%的财政赤字，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因为荷兰一直在像个啦啦队长一样，推动欧盟要求各国政府将这一比例保持在3%以下的条约。”
作为欧元区尚存不多的拥有3A主权债务评级的核心国家，荷兰的政治危机（中右翼的吕特内阁的盟友—右翼民粹主义者们现在转而反对继续实行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表明，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两年来一直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债务危机解决方案不再支持。而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在本周末将要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左翼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将击败现任总统萨科齐当选。他的重要政纲之一，就是要对经历了千辛万苦才获得通过的欧盟财政协议进行重新谈判。
按照德国人的规划，各国应当紧缩财政，进行社会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改革。只有议会通过的未来财政计划达到上述标准者，方可获得欧洲稳定基金的贷款援助。财大气粗的德国之所以顽固地坚持这一点，是因为过去10年来他们自己正是这么勒紧裤腰带挺过来的，而且从中尝到了甜头—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德国2011年GDP仍然取得了3%以上的增长率，其失业率却处于1990年东西德统一以来的最低点。
但德国的成功经验似乎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并不灵验。
去年秋天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Rajoy)击败萨帕特罗当选西班牙首相时，笼罩在欧元区上空的乌云似乎出现了一道金边。尽管一再支持紧缩，但拉霍伊让西班牙人民觉得未来仍有希望。拉霍伊高票当选，显示他的改革议程得到了非常普遍的支持。迫于来自欧盟领导人的压力，西班牙已承诺将明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从去年的8.5%降至3%。这意味着西班牙要将预算赤字削减约600亿欧元。与此同时，英国虽然没有外部政治压力并牢牢掌握着货币的自主权，卡梅伦当选后也主动实施紧缩政策。两年来，英国的唯一成就似乎不过是核心通胀率不再上升。
越来越多的政客和学者眼下主张，过于苛刻和着急的财政紧缩会导致经济严重收缩，因而是难以实现财政平衡的目标的。这是因为，要实现财政平衡，除了削减支出外，还要增加或至少不减少税收，但如果经济大幅度负增长、失业率显著上升，预期中的税收是不可能完成的。曾获诺贝尔奖的左翼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上周指出，他认为欧洲的整顿债务策略是“经济自杀”。他指出，历史上单纯靠紧缩措施从未有使经济恢复健康的先例。斯蒂格利茨敦促德国等欧盟较富裕的成员国增加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的投资，这些投资将能带来比资本成本高得多的回报。
虽然迄今为止德国人并未有任何让步的表示，西班牙和荷兰等国也一再明确表示绝不会放弃紧缩政策，但布鲁塞尔甚至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所在地）却已经开始讨论将政策重心从“减赤”转向促进增长了。法国社会党领袖奥朗德提出的拟定一份“增长计划”的要求获得了两位“超级马里奥”—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和欧洲央行总裁马里奥·德拉吉的支持。后者最近在月度例行记者会明确表示，他期望欧洲出台一份“增长协议”作为其财政协议的补充。
近日还有报道称，有关一项刺激成长计划的框架最近几天已开始成型，并有望在6月底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得到讨论。计划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欧洲投资银行(EIB)增资，使其能够扩大对欧盟27国基础设施以及相关项目的投资，据说总金额将达到600亿欧元。这一建议甚至得到了“死硬”的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首肯。看起来，欧洲领导人正式打算学习中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屡试不爽的那套依靠国家投资“铁公基”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了。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说，我认为德国原先坚持的药方并没有错，但它需要时间。期待它在一两年内立竿见影是不现实的，德国自己也是调整了10多年时间才见效的。此外，这远不仅是个经济问题，问题就在于，财政收缩在短期内造成福利损失的巨大痛苦在政治上能否行得通？理性、冷静、守纪律的德国人也许能够支持政府咬牙挺过难关，但热情奔放的拉丁民族未必做得到相同的事情。欧洲国家普遍拥有运行良好的民主与法治，这能够帮助它避免在债务危机中发生地中海对岸过去两年来出现的那种剧烈社会动荡，但民主也很可能使得严苛的财政收缩难以长期执行下去—它需要同变幻莫测的“民意”抢时间。在这方面，欧洲绝大多数政府不具有美国那种稳固不变的更替周期，使它们在推行“不得民心”的政策时更为不利。
而在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许在一些特殊的危机关头是需要的，短期内对拉动经济增长及解决就业问题也很可能是有效的，但中国过去15年来的教训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救急，就像医疗过程中的止痛针和输血，绝不能被当作真正的治疗。然而，危险的是，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是非常容易上瘾的，在民主的政治决策机制中尤其如此。
因此，只要情势稍有好转，德国人寸步不让的执拗声音就应当再度高声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