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山寨文化凶猛
如果说2007年是国产手机的冬天，那么2008年则是寒冬，但“山寨机”却不信这一宿命。
正当国产手机全线溃退之时，“山寨机”却异军突起。2007年，“山寨机”销量多达1.5亿部；2008年，它们攻城略地，由原来的二三线城市向一线城市进军。 然而，如何看待“山寨机”，国人意见严重分歧。有人视之为品牌手机的榜样，应弘扬其草根精神；有人视之为毒药猛兽，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孰是孰非，众说纷纭！ 我们或许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它——虽然“山寨机”以价格优势见长，但这种优势是建立在国家税收流失基础上的，且其质量和售后服务也饱受诟病。然而，这不足以就此否定“山寨机”，它在市场响应速度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把握上，值得品牌厂商借鉴。 “山寨机”为何如此受宠？大行其道的秘诀在哪？政府的监管是否存在漏洞？面对汹涌而来的“山寨机”，政府要做的，不是治标不治本的打压，尽快引领其走上“从良”之路才是终极目标。记者/杜舟(发自深圳)
7月16日，深圳华强北，人头攒动。 “工商的来了！工商的来了！”不知从哪个柜台喊出的这句话，让整个远望数码商城一楼慌成一团，售货员手忙脚乱掩藏和转移“山寨机”。 旋即，卖场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原来，这是虚惊一场，走进卖场的两个穿制服的人，并不是工商局的，而是两个退伍军人，他们周末来手机市场转悠。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6月上旬，央视的一个调查报告，将“山寨机”推向了风口浪尖。为了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检查，6月16日开始，深圳市对“山寨机”市场展开了新一轮严打。 在远望数码商城的公告栏里，赫然可见市工商局公布的严打成果，诸如某某柜台被罚或被查抄的告示，吸引了不少围观者。 “这次严打的对象只是高仿机，比如在外观和标识上打擦边球的产品NOKYA、HiPhone，它们侵犯了知识产权。”一柜台老板直言不讳，“检查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卖场一般都会提前得到消息，大家会把产品转移到其他地方。” 相对卖场的火爆，赛格广场和科技大厦等几处写字楼（那里集中了上千家小型手机公司）则相对冷清不少。记者想找一些采访对象，发现不少公司已经关上了门，有的还在门上挂一把锁。有趣的是，记者敲了几下门，竟然有人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探看。 这些公司早在有关部门查处之前，就已听到风声，关门或挂锁其实是一种假象，目的是躲避严打，里面都在正常运作。 第一章 “山寨机”的前世今生 原本属于高科技行业，但由于联发科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规则，使得手机行业技术壁垒轰然倒地。特别是2007年10月，国家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解禁，“黑手机”合法漂白，“山寨机”由此得名，并风行于世。 今年以来，国产品牌厂商的日子愁云惨淡，就像染上了一场瘟疫，先有波导退出手机研发，接着联想剥离手机业务，创维不久前又宣布甩卖手机部门股权，华为也正在为出售手机业务寻找买家。但“山寨机”却颇为争气，一路高歌猛进，将自己的触角伸入一线城市。 “山寨机”的由来 “山寨机”的诞生，有其深刻的行业背景和社会内因。刚进入21世纪，当时手机还是卖方市场，波导、TCL随便推出一款产品，忽悠一下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记得当年TCL推出一款“钻石手机”，几乎卖疯。其实，万明坚所鼓吹的“钻石手机”，分明只是镶了一块玻璃。而同样，波导一款做工很粗的“女人星”，刚出来时，也轰动一时。 早期，用户对国产手机的底细还不知情，只因是国产货且价格低于洋品牌，所以选择了它们。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国产手机的质量存在致命缺陷，掉漆、死机、白屏时有发生。据时任TCL集团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的戴钢介绍，TCL手机的返修率高达40%。重营销轻质量、缺乏核心技术，使国产手机的市场反应速度慢，产品跟不上形势。 消费者逐渐失望，并将目标转向洋品牌。当时，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的产品由于质量稳定，很受欢迎。但问题在于，垄断技术的洋品牌追求暴利，一款普通的手机，价格竟然高达3000来元，普通消费者根本承受不起。 那时候，手机牌照还是一道很高的门槛。既然存在牌照手机，就有“黑手机”。不过，它们当时都使用韩国小厂商的芯片，质量很不稳定。虽然价格低了不少，消费者却不敢冒险。 谁也不曾料到，今天功能更强大、造型更多样的手机，却只要几百元。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山寨机”的问世。而“山寨机”能有今天，得感谢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介，在看到国产手机质量问题以及洋品牌价格太高后，他决定研发一种集成芯片。 2003年底，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因为芯片质量好和功能多，别人要1年时间才能出一款手机新品，而采用联发科的方案，3-6个月就能出货。2006年，联发科别出心裁，把别人需要几十上百人、一年多才能完成的手机主板、软件集成，研制出了廉价的MTK手机芯片，这一手机史上的大变革，彻底让手机生产没有了核心技术。 联发科向手机厂家提供turn-key模式，即将芯片、软件平台以及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相当于出了手机半成品，而厂家只需套个外壳，配块电池，租一间房子就能生产手机了。 据统计，2007年使用联发科解决方案的手机，在内地市场占有率为42.8％，几乎所有国产厂商（夏新除外）都采用了联发科的芯片，结果夏新去年暴亏8个亿。由于采用联发科芯片的厂商越来越多，使其出货量越来越大，资金实力迅速提升，系统故障率也逐渐降低。 其实这种生产模式早已不难理解，比如戴尔电脑，戴尔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但它却将电脑的成本做到了最低，做成行业的佼佼者。目前，同样配置的手机，“山寨机”价格仅为洋品牌的1/5，是国内正规厂商的1/2。 “山寨机”的市场反应速度也极快，一两个月就能推出一款新品。虽然正规品牌也使用联发科的芯片，但它们的产品须经多关检测，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我们玩不过‘山寨机’！”深圳一家国内品牌厂商的市场部经理道出了自己的无奈，“我们生产一款新机型，从立项到投入市场，至少要花上半年时间，等成品推向市场，已然变成淘汰机型，‘山寨机’又出新品了!” 农村包围城市 几乎卖疯了！这样概括“山寨机”的风头毫不为过。 去年上半年，“山寨机”还只在二三线城市盛行。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它不仅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在国际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亚洲城市迪拜，整整一条街道，俨然成了“山寨机”的展览馆。在印度，低价的“山寨机”让国际品牌也黯然失色。 去年下半年，“山寨机”在国内日子没往日那么舒服了，有些厂家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促使“寨主们”开始转战海外市场。 说到“山寨机”出口，首先得提到头一个吃螃蟹的刘先生。当时他在国内的订单太少——业内有一个潜规则，“山寨机”少于一万台订货肯定亏本。那段时间，他把自己以前赚的500万元都赔了进去，甚至把在深圳罗湖的一幢房子也给抵押了。 “我是被逼上绝路的，国内市场没法混，只能去海外市场赌一把，不成功则成仁。”刘先生告诉《IT时代周刊》，由于印度手机市场十分火爆，通过熟悉当地手机行情的朋友，他第一批谨慎“出口”2万部（其实还是积货）。没想到，正是这次试水，把他的厂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那批“处理货”每部净利润高达80元，这一单让他净赚160万元。 后来，越来越多的“山寨机”冲向海外市场。现在，在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欧洲发达国家市场，到处有“山寨机”的影子，更有胆大者竟将货打入到诺基亚的老家芬兰。 而在国内市场，“山寨机”也走过了遮遮掩掩的阶段。以广州为例，以前购买“黑手机”都得去大沙头手机市场。也就一年时间，“山寨风”几乎刮遍了广州的每个角落。而且，消费群体也在迅速发生变化，由以前的低端群体，扩大到中高端群体。 一咨询公司的手机渠道总监指出，消费者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以前高端人士之所以不买“山寨机”，主要是担心质量，此外就是顾及面子。但他们逐渐发现，这类手机如今已基本不存在质量问题，因为其芯片及解决方案已经成熟。而面子终究抵不住价格的冲击，同样配置的手机，“山寨机”价格更便宜，电池更耐用。 记者发现，前来深圳批量采购的，依然以二三级市场的进货商为主，但一级城市的采购量在明显加大，海外商人也越来越热衷。业内分析师指出，早期的“山寨机”只能呆在二三线城市，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但同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这些市场管理很宽松，可以躲避检查，成了早期“山寨机”的根据地，并在此完成了资本积累。 一“山寨机”老板野心不小，他告诉记者，“我们在低价策略下，借鉴‘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目前在二三级市场的占有量已经超过50%。我们的目标不在此，最终目标是夺取大城市，包括海外城市。” 第二章 高利润的产业链生态 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山寨机”屡打不死，而且越烧越旺，关键就在于这一行业的高利润。 铤而走险 张远桥（化名），温州人，42岁，脑顶微秃，但精神抖擞，在手机行业浸淫10余年。2004年之前，他曾在TCL手机狂人万明坚手下工作，那段经历让他对手机行业的运作了如指掌，也为他后来走上“山寨”之路作了铺垫。 眼下这段时间，张远桥同其他“寨主们”一样，低调了很多，但对生意并不担心。“几年来的积累，足以让我安稳度过严打。利用这段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未来的路怎么走，给自己做一个长远规划。”他笑笑说。 他的自信，基于他多年来形成的市场判断，因为每次严打后，手机市场都会释放出一股新能量。 据张介绍，任何一台“山寨机”的诞生，都要经历物色芯片、找软件解决方案、开模、生产和销售这5个环节。相比前几年，现在深圳已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分工模式，从手机设计、原材料供应到组装等各个环节，都有详细的分工。 提及分工，他说了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在深圳，一家四兄妹办了个“山寨厂”，老大负责渠道和市场推广，老二负责组装，老三主管手机外形设计及外壳生产，老四则抓电源、电池等配件。 目前，“山寨机”的生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委托正规代工厂完成，另一种则是“小作坊”式的组装厂。委托代工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山寨机”厂商，它们有一定的财力。而规模稍小的，则是简易的组装作坊，它们租一间房，请几个或者十几个工人，每天能组装千来部手机。 张先生早期也是小作坊起家，那时，为了躲避相关部门的检查，不得不将小作坊放在深圳宝安的一个山头上，上下班都用车接送工人。但现在，一些“山寨机”厂主胆子越来越大，随便在闹市租一套居民房或一间写字楼，就办厂开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部正规手机投产，首先要有原信产部的准入。“山寨机”之所以价格低，主要在于它不用缴纳国家规定的17%的增值税、入网检查费（每部30-40元）、销售税、发票税。此外，还没有市场推广和售后服务等费用。 一般而言，一个集成GPS导航、MP3、MP4、百万像素拍照等功能的手机电路板制造成本约为200元。而开模，加上屏幕、键盘等配件成本约为110元。最后委托加工，或自行组装，每部成本在20元左右，再配上充电器、电池、耳机等配件，一台手机的总成本约在400元左右。随着配置提高，成本会有所上升。目前，一部成本400元左右的“山寨机”，厂商对外的批发价为450元，每台利润50元，月出货10万台，月利润就可高达500万元! 然而，深圳“山寨机”市场风云突变。目前已经涌现出上千家“山寨厂”，市场竞争近乎惨烈，利润不断下降，大宗批发，利润10元一部也卖。在残酷的价格战面前，每个月都有大量“山寨机”厂从深圳消失。 卧虎藏龙之地 “山寨机”名字听上去有些草莽，但这一行业却是卧虎藏龙之地。记者发现，很多代理商都有渠道经验，由于获利颇丰，一些以前做品牌机的代理商也加入进来，也有一些代理电脑和电视机的，由于行业利润下滑，遂转投“山寨机”。 早期走上“山寨”之路的人，主要与当时手机行业的大环境有关。经历2002到2004年的短暂繁荣后，国产手机突然掉入冰窟，南方高科、科健、易美等一批红极一时的厂家轰然倒地。这些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部分进入其他品牌厂家，更多的是自己另起炉灶。但由于资金和实力不济，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地下工厂”。 后来，国产手机持续低迷，市场份额由早期的50%以上，掉到2007年的30%左右，而且亏损严重，这一行不再是香饽饽。而干“黑手机”虽然风险高，却有利可图。于是，大量品牌厂商的人员加入进来。2007年10月，实施长达9年的手机牌照制度取消，“黑手机”得到了漂白，这些人就更加有恃无恐。 深圳市手机协会名誉会长谢麟振认为，“山寨机”老板的前身大部分都是正规手机厂商的研发或管理人员，是“另类精英”。他们熟悉行业的发展路径和技术走向，对政策等了如指掌，对消费者的需求也了然在心。尽管面临查抄的风险，但都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乐此不疲。 由于“山寨机”毛利很高，令投资人热情不减，特别是今年股市不景气和楼市低迷，很多人都将投资注入这一领域。 “一般来说，生产‘山寨机’的资金准入门槛为500万元。在深圳，这笔资金的筹集并不困难，找几个有钱的朋友，花不了几天就能凑齐。”张远桥如是认为。 最肥的要数零售商，一台800元的“山寨机”，零售商一般要赚200元，这种利润，即使卖高端洋品牌也望尘莫及。所以在华强北，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档口，每月租金高达上万元，依然抢手得很。 记者同时走访了深圳另外一些卖场，发现有些竟然不卖诺基亚的低端手机。“诺基亚中低端手机只有5%的毛利，除去柜台费用等开支，基本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而高端手机的毛利会高一些，但销量又不多。”一柜台老板这样告诉记者。 牵一发而动全身 2005年以来，深圳对“黑手机”虽展开过无数轮打击，但治标不治本。 今年6月16日，深圳展开新一轮打击“山寨机”的活动，经营者的确有些受惊，纷纷下柜避风头。但记者7月16日发现，“山寨机”又已抬头，而且胆子也更大了。 金立通信副总经理张高贤道出了“山寨机”难打的主因：“山寨机”顽强的生命力，不仅与政府打击的间歇性有关，更主要的是深圳已经有数千家从事手机业务的企业，这些企业相辅相成，环环相扣，要想全方位打击根本不可能——这些产业链上的企业，无论从政府税收还是从解决就业来看，对深圳经济的贡献都不可小觑。 记者获悉，深圳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和手机生产销售公司，主要集中在华强北，仅注册登记的方案设计公司就有400多家，负责销售手机的公司也有3000家，其他生产公司更无法统计。从科技园到华强北，这里90％的公司做的都是与手机有关的生意。仅现代之窗、赛格广场和科技大厦等几处写字楼中，小型手机公司就有3000家左右，有的专门设计电路，有的专做主板设计，有的做外观设计，还有专做原器件的，分工甚是细密，从业人数多达20万人。 目前，深圳手机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锂电池产量排名全球第二，手机产量约占全国一半。有着“中国电子市场晴雨表”之称的华强北，其大量产品就是手机终端和相关元件、零配件。其中大多数是为“山寨机”提供的。 有专家预计，深圳手机产量占全球的1/5，加上产业链上的企业，产值在千亿元以上，牵涉到数十万人的就业问题，与地方政府利益攸关。因此，要想打击“山寨机”，当地政府也难以下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深圳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山寨机’现象。不能单纯看谁在做这个产品就整治谁，产业链上其它环节就不管了，这样治不了根。”泰尔实验室主任何桂立表示，“政府如果要想规范和治理‘山寨机’，应该把整个链条一起整治好。” 第三章 “山寨机”出路何在 “山寨机”风行的背后是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以及手机产业生态环境的破坏。 但“山寨机”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小作坊式“山寨机”厂商，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却不乏创新思维，它们开发的产品新颖时尚，造型多样，令人叹为观止。若能妥善处理好“山寨机”与正规品牌之间的关系，加以适当引导，对国产手机将大有裨益。 优点突出，问题不少 “山寨机”2007年出货量多达1.5亿部，绝非偶然，也非低价致胜这么简单。国产手机正规品牌和洋品牌也都生产低端手机，诺基亚的低端手机价格甚至比“山寨机”更低。 但有一点是无法比的，几乎所有“山寨机”都以功能全面而著称，超大屏幕、超长待机、双卡双待、百万像素摄像头、MP3/MP4多媒体播放，甚至GPS导航功能一应俱全。品牌厂商要实现这样的功能一点不难，但成本问题却不容回避。 同样使用联发科的芯片，“山寨机”为何比正规军更受欢迎，除了价格原因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天马行空的创意。国产正规品牌一味模仿洋品牌，少有自主风格。但“山寨机”却准确把握了消费者的需求意向，不断推出迎合市场、样式花哨的新品。 张远桥直言不讳，“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喜好声音很响的手机，他们喜欢在大街摆酷。”于是，4个喇叭、6个喇叭、8个喇叭的“山寨机”都诞生了。还有厂家更是挖空心思，将手机设计成车模状、手表状、烟盒状，甚至连水立方、鸟巢也不放过，让人耳目一新。虽然这些东西谈不上多少技术含量，但却能投消费者的喜好。 在远望数码商城，一位学生模样女孩的胸前挂了一款福娃手机，她向记者表示，“今年是奥运年，我特别喜欢福娃可爱的造型，准备再买一部送人。”记者发现，这款手机把福娃头像和手机功能巧妙地融合了起来，功能颇多，价格却不及一个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福娃玩具贵。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对“山寨机”的创意褒扬有加：“比如，在外壳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这些东西适应了消费者的需求。你可以说蚂蚁啃骨头，也可以说对像诺基亚这样的厂商展开了一场‘人民战争’，这就是它们的优势。” “山寨机”的优点不少，但问题同样突出，虽然它涵盖了目前的热门应用，却样样不精。由于联发科解决方案的普及性，使不具资质的小企业进入了这个行业，它们的产品工艺较为粗糙，质量也难稳定。 杨女士是“山寨机”用户，两个月前买的机，价格只要390元。让她烦恼的是，使用不到2个月，手机就不能开机。但她的手机是不承担保修责任的，只能自认倒霉。据悉，这类不保修的“山寨机”占很大比例。 现在，很多“山寨机”都把精力放在对外观的追求上，忽视做工，键盘缝隙过大、外壳质感粗糙，而标榜的几百万像素图像效果连30万像素都不如。 在深圳一公交车上，见一小伙子正在用“山寨机”看电视，但随着车速加快，信号开始断断续续，小伙子扫兴地把手机塞进了包里。他告诉记者，当时就是冲着这一功能买这部机的，以打发上下班的无聊时光。但是，这种手机在很多地方没信号，车速太快也不行，觉得有些上当。 拷问政府监管 “山寨机”火爆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问题。 抄袭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设计，在“山寨机”中较普遍，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的畅销品牌，都能找到对应的“山寨”产品，不仅外观相似，功能也十分接近。iPhone还未登陆中国，山寨版的HiPhone早已问世，功能比真机还强大，消费者很容易掉入消费陷阱。 山寨机大行其道，给国家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仅增值税一项，国家就损失178.5亿元。“山寨机”的泛滥，表面上是那些趋利的手机厂家，但实质上是政府监管的缺失。“山寨机”没有进入门槛，却有超高的利润，导致入行者趋之若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是所有“山寨机”都不交税，也有不少“山寨机”是在深圳注册的，这种厂商肯定会交税，只不过比正规厂商交得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就变相默认了“山寨机”的合法化。 张高贤的评论较为客观，“山寨机”对国产手机的冲击很大，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金立上半年的出货量同比还是增加了10%。他指出，“山寨机”最大的弊端在于，破坏了国产手机的“生态平衡”，由于它的低成本，造成正规军在价格上处于弱势。这种混乱格局，影响了国产手机做大做强，导致全行业竞争力上不来。 诺基亚有关人士认为，正规厂商卖几千元的东西，“山寨机”仅卖几百元，这和不正规的经营有很大关系。虽然它主攻中低端市场，但国际厂商都有大量的中低端产品线，冲击也是不可估量的。而最让他们窝火的是，诺基亚的N系列高端产品是被模仿得最多的，这给公司造成了不少损失。7月18日，诺基亚发布2008年第二季度财报，其大中国区市场第二季度的手机销量为1760万部，相比第一季度的2100万部下滑16.2％，这是诺基亚全球销售版图中唯一一个出现手机销量下滑的区域。 “山寨机”的泛滥，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不力是一个重要原因。早期，国家对手机生产和销售实行严格管制，对质量严格管控，“水货机”、“黑手机”较少。但自从2007年10月手机牌照制度改革后，手机市场的准入门槛降低了，大量不具资质的企业涌进来，导致一些产品没有经过质检就流入市场。 还有，监管主体趋向多元化，多个部门都对手机产业有监控权，但却相互扯皮，最终削弱了对手机市场的管理和规范，这是造成“山寨机”泛滥的根本原因。要遏制“山寨机”的猖獗，有关部门应该明确市场监管主体及其职责。 从良才是出路 “山寨机”究竟该不该打？日前，新浪网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超过65%的人表示会考虑购买，超过75%的人认为应该加以引导，只有不足15%的人认为侵权违规应予严打。 首先应该分清，哪些“山寨机”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从广义上来看，“山寨机”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属于走私的“黑手机”，它走私、逃关税，应该严厉打击；第二类是高仿机，完全照搬或照抄，这类假冒产品侵犯了知识产权，是违法的，也应毫不手软地予以打击；第三类是市场的主流，它们不走私、不仿冒，只是采用了联发科的芯片，品牌较小，这类产品适应了市场需求，政府应该区别对待。 从某种意义上说，“山寨机”对品牌机除了带来灾难，同时也有促进作用，若能借鉴草根的“山寨文化”，利用现有成熟的产业链，国产手机或许会迎来新的机遇。 北京邮电大学舒华英教授表示，“山寨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的崛起，给品牌机敲响了警钟，促使它们看到自已生产经营的不足，从而加速产业资源的整合。这就要求品牌机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加快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力度。 在“山寨机”的大肆冲击下，受损最大的其实是一些老牌国产手机商，如夏新、波导、康佳、TCL等，它们对市场反应速度慢。而新起之秀如天宇朗通、金立和宇龙酷派，却有不俗表现，前者去年出货量达1700万台，其出奇制胜的法宝就源于血脉里的“山寨”基因，金立去年的出货量也达到了750万台，宇龙酷派则主攻高端，有属于自己的细分市场。 在一味谴责“山寨机”不遵纪守法的同时，政府对正规品牌设置的制度是否合理？谢麟振认为，品牌厂商反应速度慢，与我国入网检测时间太长有关，若能在深圳设立南方分站，简化工作量，甚至降低费用，还是有“山寨机”愿意从良的。 目前，入网检测只有北京的泰尔实验室一家，测试一款手机要三四十万元，收费太高。而且，每款机型光审核就要花一个多月，这也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工信部应该多授权几家检测机构，让它们之间有竞争。 “山寨机”的产业链已经比较成熟，去年1.5亿部出货量，表明了“山寨机”的强大市场需求，一味打压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而天宇朗通的例子证明，“山寨机”转正并非不可能。前提是要给“山寨机”以政策倾斜，加快测试速度，减少测试费用，把它们引上正路。“山寨机”厂商也应该主动向正规厂商变身，避免打价格战的短期行为，净化产业环境，共同做大做强国产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