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海为什么不出华为、万科、联想之类中国最一流的民营制造企业？在金融业方面，上海为什么没有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之类在业内拥有“服务和金融管理最好企业”之称的企业？或许有人会说，上海拥有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两者在同类企业中不能说最差，但绝对不是最好。换句话说，上海没有产生超一流的、最优秀的民营企业，没有产生最优秀的股份制企业，也没有产生最优秀的金融企业，为什么？ 人们一致公认，上海的自然地理、经济基础、交通运输、网络条件、消费群体在中国位居榜首，这么好的社会环境，为什么培育不了一流的民营企业与一流的金融企业？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企关系。政企关系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点来看，上海、深圳、北京不是同一类型，上海属于强势管理型政府，深圳位居社会服务型政府，北京则是政治责任型政府。 上海强势管理型政府的强势管理自有其优点：所定规划和计划比较长远，各个部门的审批做到减少错误的发生。上海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非常紧密，政府掌控着各种资源和游戏规则，国有企业的发展规划、重要的人事安排都由政府最终拍板决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它们都知道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政府的人脉关系是将企业做大做强第一要务。 强势政府有其优势，但也有其不足。不足之处在于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潜力，使其缺乏活力。强势政府拥有庞大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在上海，政府官员非常多，市场经济中寻租人也非常多，企业交易成本被提高。日常工作中，企业家的大部分精力被用于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周旋，而非创造价值，企业因此踟蹰不前。有鉴于此，社会对强势政府的评价是：官僚政治、计划经济、码头文化。何谓码头文化？即老大文化。办任何事都要找老大，老大同意就不难，老大不同意就难，因此也叫“老大难”。码头文化实质上是个人权威，而非制度文化，制度文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深圳是中国改革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属于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服务型政府。在政府以服务为标榜的情况下，企业迅速成长，尤其是创业型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些民营企业和金融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迅速壮大起来。衡量市场经济程度深浅的一个重要指数就是政府官员的人数、其所管辖事情的多少。 北京属于政治责任型政府。政府与企业间的对话在稳定与安全之间展开，企业的任何行为都被提高到政治层面，与政治直接挂钩。其好处在于政府不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这就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企业因此迅速成长，如联想、华谊兄弟等等。北京政府与非市管企业的关系属于非紧密型，企业拥有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 总之，一个地方能否产生一流的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或金融企业，关键在于企业的主导权由谁掌控，政府、还是企业家？如果由政府掌控，成就超一流企业的几率会很小；如果由企业家掌控，其成功的几率就大大提升。另一个参考因素是企业的生存环境，即是开放的市场环境，还是由政府主导的保守市场？ 对企业来讲，什么样的环境更适合自身的发展？首先是宽松，其次是规范。上海很规范，但不够宽松，尤其是与政府间的关系，办事程序太多，时间成本较高。企业家成长的重要标准是：环境与时间积累。一个优秀的企业其成长史往往跨越十几二十年，如万科、联想、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都有十年以上的历史，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政府的关系有点若即若离。陕西永安保险似乎可以成为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而影响自身发展的一个例证，永安保险属于地方政府所办企业，干部更换频率高，企业发展速度缓慢。企业的成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的，但其支持与帮助要适度，要公平，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出的企业才是好企业，也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 在北京与上海之间，北京是公认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其经济发展优势也不容忽视。中国属于中央集权政府，北京作为政治核心，拥有大部分资源，工、农、中、建，大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总部都在北京，北京金融街的财政税收占整个北京市的三分之一。相对来说，上海有自己的优势，环境好，无论是生活条件、自然地理，还是员工素质都适合企业经济的发展。将亚洲总部建在上海，使上海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 （王梓木，华泰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