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照国际上相关研究的定义，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国际金融业务和交易行为高度集中在某一个地区进行。国际金融中心最直接的功能是提供融资与投资场所，由此演化出其他基本功能，如国际范围的金融价格发现、经济信息聚散、资金清算、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创新及其传播功能等等。 国际金融中心就是世界资源配置枢纽
将这些功能概况起来，国际金融中心就是世界资源配置枢纽。按照这种定义，目前得到公认、且真正可以称得上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城市，只有伦敦和纽约。其金融服务覆盖全球，市场规模庞大、品种齐全、专业人才济济，并形成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中心、定价中心，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方向发挥重要导向作用。东京一度因日本经济膨胀和日元国际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迅速提升，但又在日本经济十年的停滞中陷于沉寂。法兰克福、巴黎、香港、新加坡等虽然覆盖能力跨越本国，但只能归属于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城市。苏黎世、新加坡等在某些专业领域内形成了全球性的竞争力，成为私人银行、金融衍生工具等方面的专业性国际金融中心。 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进一步分析涉及到具体指标的比较，一类为 “硬指标”，另一类为“软指标”。“硬指标”将各金融中心城市的区划面积、市值、交易量、金融机构及从业人数等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对各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状况和水平进行对比，揭示出金融中心发展的客观结果。 表格 1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主要指标比较 金融区面积（KM2）股市市值（Mil USD）日外汇交易额(USD 100Mil)金融业就业人数金融机构数量金融服务增加值占当地GDP比重 伦敦 5.00 4,207,016 7,530 318,000 3000+ 16.70% 纽约 5.00 20,934,263 4,610 328,400 3000+ 15.00% 新加坡 2.80 568,685 1,250 102,134 600 13.00% 东京 4.00 2,294,468 1,990 246,500 2,000 12%+ 香港 1.25 2,973,765 1,020 167,712 1,009 13.00% 上海 1.70 3,018,090 750 135,491 858 9.96% 北京 1.18 NA NA 104,200 751 12.50% “软指标”是指影响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力的多方面指标，大体可归结为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和监管环境、开放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关键性金融人才和金融中介服务体系等四类。它主要关注如下方面：一是成熟的金融中心城市建设和发展，注重金融人才和金融创新环境的培养，被视为最具前瞻性的指标；二是政府在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培养中可以而且必须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法规监管环境的国际化建设，政府对金融业发展的规划、政策支持和鼓励，培植人才成长环境等方面；三是成熟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包括信息网络、运营成本、税务以及商业文化、创业精神、语言人文等。 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两大模式 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大体有两种。一是大国模式，即凭借足够大的内需推动一个大而全的金融体系全面发展，比如纽约、伦敦和曾经风光一时的东京。金融中心的形成依赖强大繁荣的经济基础，包括大规模的经济腹地、快速增长的贸易量和内需。 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例，伦敦真正确立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19世纪。17世纪末、18世纪初，伦敦作为贸易中心，国际分工不断壮大，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国际间商品交换数量大增，国际贸易随之发展。国内进口商品的80%和出口商品的70%都经过伦敦。19世纪末20世纪初，40%的国际结算使用英镑，英国的海外投资占西方总投资额的一半。伦敦由于英国的经济金融实力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为英国经济霸主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随着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较大影响，但伦敦优良的商业传统和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使其又成为石油美元等欧洲美元离岸金融市场的主要场所，进一步提升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丰富性。 20世纪，伴随着英国经济相对衰落与美国经济在两次大战间的崛起，纽约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如日中天。1929年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由1913年的38%上升到48%，对外投资也大量增加，投资范围由拉美扩展到世界各地，纽约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资金，也担负了向国际市场融通美元资金的角色，并以国际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的繁荣积极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纽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美国由小型私有资本主义向全球视野大胆投资的新型资本主义的转型发展过程，并激励着美国资本主义的狂飙猛进。纽约的早期发展历史留下了无数商业巨头、金融奇才的传奇故事。从卡耐基的钢铁王国到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从声名不佳的股票投机者杰伊·古尔德到以金融统治美国经济的JP摩根。纽约以特有的财富创造激情和无所顾忌的商业精神，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象征，也使纽约超越和领先了其他美国著名商业金融城市（如费城、波士顿）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20世纪后期，伴随日本经济的强盛，东京曾有机会发展为第三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1990年代的经济泡沫破灭，大批国际金融机构撤离，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受到重创，失去了关键的十年。 另一种发展模式是小国模式，即专注于发展有专业优势的金融业务，以此建立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金融地位，如瑞士苏黎世和新加坡。新加坡经济规模不大，但具有非常完善的司法制度，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很高，同时具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注重发挥本国的制度和人才优势，在私人银行业务、账户管理及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走在亚太区的前列，成为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目前，新加坡的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和衍生金融工具日成交量约占全球的7%。上海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吗？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已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基础条件。 首先，上海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主要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已经达到858家，并形成以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交易、再保险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许多全国性金融机构的主要营运中心、交易中心、票据中心、离岸业务中心、授信评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研发中心等，已纷纷迁来上海。9成以上的外资银行选择上海作为注册地。目前，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数量已经达到14家，在沪外资银行资产占全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近60%。 其次，上海最强有力的优势在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内地经济的能力。长三角地区以国土面积1.1%的区域形成了占全国GDP 19%的经济规模，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经济一体化地区，堪称中国经济的龙头，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和金融需求是金融中心建设最重要的趋动力。 再次，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具备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较好的基本条件与素质。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具备良好的工业和服务业基础，上海汇集了一批国家著名的大学、研究院和培训基地，人员素质和学术水平均在国内名列前茅等等。 最后，上海地处太平洋西岸，与东京、香港、新加坡相邻或处于同一个时区，可与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构建连续24小时的接力营业交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沟通，而且还可以连接远东和全球最具活力的东亚地区。 然而必须看到，目前无论是与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还是与香港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甚至在国内与北京等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也还存在明显劣势。首先，中国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放开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也很难成为像美国、英国那样的资本输出国，这就使得上海金融中心难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有意义的融资服务。其次，缺乏与国际金融中心配套的诸多软硬件基础设施，比如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会计制度、资信评级制度，与之相应的中介服务机构也还很不成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和培育。再次，与北京相比最大的劣势就是没有最重要、最高端的金融信息。上海缺乏国家级决策机构、监管机构以及中国最高级别的公司或银行，也不是跨国公司中国总部的最大集聚地。从信息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级决策机构、监管机构和大的金融集团是每天产生重要且不对称信息量最大的来源。根据金融地理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北京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又再次，与香港相比，在中国内地金融管制还比较严格的大金融环境下，上海无法超越香港实现金融贸易的自由化。内地与香港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的安排》(英文简称为“CEPA")，大大降低香港金融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和条件，很可能会有更多的香港金融机构涌入内地，抢占市场份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从而也愈加强劲。最后，核心金融区面积狭小，金融机构集中度不够，不利于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建设。目前，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核心区域已达5平方公里，聚集了超过6000家以上的各类金融机构，东京金融核心区也有4平方公里，聚集了2000多家金融机构。与北京相比，上海目前优势也不明显。按照北京市政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规划，金融街以西扩核心金融区将达到2.5－3平方公里。另外上海金融机构的集中度不够，目前上海陆家嘴核心金融区内有不少非金融机构，无法发挥大量金融机构聚集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城市金融区面积金融机构数量伦敦包括金融城、Canary Wharf和伦敦西共5平方公里超过3000家 纽约包括曼哈顿的核心金融区共5平方公里超过3000家 东京核心金融区4平方公里超过2000家 新加坡核心金融区近3平方公里600多家 北京核心金融区1.2平方公里，金融街西扩规划3平方公里751家 上海陆家嘴核心金融区1.7平方公里858家 总结起来，目前制约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因素是：第一，金融企业跨地区、跨领域金融活动及金融资源跨地区流动，受现行政策、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流动和集聚。第二，国际化的金融人才缺乏，特别是既懂国内金融又懂国际金融规范运作的金融人才奇缺。第三，金融中介机构发育很不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离不开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撑，这仍然是上海的“软肋”。第四是政策、法规的国际化差异，由于内地的实际情况，上海在短期内不可能仿效香港实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是上海自身无法解决的“瓶颈”。第五是金融区的体量和集中度不够，无法聚集更多的金融机构。 大国模式，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然选择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走大国模式，将上海金融功能的发挥和与长三角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强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于全中国经济主体的辐射与服务，立足于人民币资金市场，形成内需主导型的金融中心策略，为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和本地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沟通融合提供主导性的服务。离岸金融、外币金融市场的发展虽然短期内可以丰富金融市场的品种和服务类型，但不宜喧宾夺主。在政府主导的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将政府功能更多地定位于培育市场主体、为市场主体创造优良环境和成长的基础条件及基本秩序，避免政府机构干预、过分包揽市场机构应当承担的活动与责任的做法，使市场和经营主体的活力与创新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上海须在大力吸引各类重要金融机构来沪集聚，在市场体系建设中重点加强法规制度和监管体系的建设，以有力而切中实际的有效措施不断改善商业环境和人才环境。 一是大力吸引各类金融机构来沪发展，形成集聚效应，深化市场体系和功能。金融机构可以区分为具备资源配置核心能力的银行、资产管理机构等核心金融机构，以及为资源配置功能提供基本条件和支持的辅助性金融机构。要吸引这些金融机构汇聚上海，除了大家常提及的税收制度、政府的管理与服务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容量和规划。 具体地，上海陆家嘴具备作为金融区的地理和规模条件，但目前陆家嘴功能不够集中和纯粹，与金融行业无关的大型机构和设施可能会影响其规划的实施。同样是不足2平方公里的占地，香港和北京的金融区域则规划得更加集中和高效。金融区的规划应当考虑长远发展，为陆家嘴金融区的扩展留出余地，以避免金融区分拆两地和未来过高拆迁成本带来的不利。政府应当统筹安排陆家嘴金融规划区域的土地用途，以政策和经济杠杆调节用地的真实目的。 二是宽松的税收和政策环境。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有一个资本积累和实力积聚的过程，才能不断实施强有力的发展规划。在金融中心建设的初期，宽松的税收环境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我们注意到，上海在金融企业税收以及企业高管个人所得税方面执行了相当有吸引力的政策，对国际国内不少金融机构产生了很好的吸引力。 三是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的政策环境。在中国大多数大城市加大吸引人才力度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城市规划和各方面的政策联动，优先保证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的金融人才，特别是高层次金融人才的落户、入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要，是金融中心建设中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金融机构必须设法保留公司骨干员工、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不断充实新员工，以在组织和人员上确保公司战略的贯彻和落实。如果金融中心城市能够提供丰富的人才储备，又能为公司的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户籍政策、福利政策、退休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条件等，将促进金融机构与金融中心城市的相互激励、共赢发展。 四是金融业务相关的专业服务体系、设施和机构。政府对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类服务机构的设立和运行出台支持性的政策和措施，同时强化市场和行业的规范与专业管理，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一个专业化、高效运作的服务体系和市场发展的环境条件。近期央行征信中心在上海揭幕，为上海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和促进作用。泰康资产作为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投资渠道日益丰富，不少复杂的投资交易、投资管理活动以及经营管理，均需要良好的外部专业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如外部市场研究、信用研究、资讯和IT服务，以及律师咨询顾问和人力资源顾问等。 同时，明晰的法律和稳健的政策制度环境，以及良好的商业氛围也是十分重要的成功条件。 （陈东升 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