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李克炎 李克炎，男，1968年7月生于湖北省公安县。1991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共党员，1996年2月起任《华西都市报》记者、社会新闻部副主任；2001年6月起任《东南快报》总编辑助理（实际主持编采日常工作）；2001年12月起担任《当代商报》常务副总编辑（全面负责编采日常工作）；2002年担任《潇湘晨报》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2006年6月至2007年9月担任《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辑。著有《走向大报》、《阳光的穿透力》。 尼尔·波兹曼在他的传播学著作中曾预言童年的消逝势不可挡。我，作为一个新闻人，“童年”在过去的七年中逐渐消逝。七年间，换了三个城市，四家报社，现在暂时离开新闻界。好友曾戏谑曰“七年之痒”。 自从2001年离开工作五年的《华西都市报》，我先后在四家报社做过采编业务主管。这七年是“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我有一个明确的愿望：成功参与创办一家新的报社。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有梦想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潇湘晨报》的五年和《长江商报》的一年，是我人生的重要结点，我一度面临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一个观点支撑着我往前走：人生能够参与的有意义的事情并不多，而这件事情还有幸成功就更难得。立言、立功、立德这三个世俗的阶段，过去的我看不破，由着性子仗剑行走于报业江湖。 后来我明白了，如果发现正在参与的是一个没有希望成功的事情，那么最好早点离开，因为我无法承受梦想被子弹穿过的痛苦。 感谢《今传媒》杂志关注，要我写点酸甜苦辣，反映职业传媒人的生活状态。一言以蔽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唯有将最近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拿出来与诸君共享——关于传媒资本冲动与职业新闻人的关系。 《当代商报》：非典型性失败 2007年10月，我与《长江商报》分手了，随后开办了一家所谓的媒介策划公司，放逐自己多年来紧张到极致的身体和灵魂。 当年11月，因为一个业务回到长沙，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好友。《当代商报》的发行人宋宇舸、执行总编辑覃小平,以及副总编辑杨小平请我回曾经主事的报社参观，他们告诉我，报社已经发展到举步维艰的程度。我无语。我不想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曾为它的成功辗转无数个日日夜夜。回首往事，只能枉自嗟叹。 我和《当代商报》有一个短暂的合作。2002年初，宋宇舸拿出资金，筹备改扩版，我则被请去做《当代商报》的内容负责人。当年的意气风发，志在必得似乎还在眼前。 改版之初，我对长沙报业市场做了一定的分析，觉得当时是个很好的机会。全心全意闯市场的《潇湘晨报》尚未成熟，其他报社还处于党报或者半党报的模式之中。《当代商报》在与《潇湘晨报》竞争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个双赢的结局。 因为执着于新闻本身，对于投资方的资金准备情况，我没有掌握得很充分。后来在反复追问之下，得到的答复是：2000万元。 这个数字足够了。在当时的长沙市场，只要把发行拉升到6万份，报纸就具备自我造血与发展的能力。甚至不需要2000万元的投入，报社就可以做到盈亏平衡。 我自己认为有能力把报纸办的更有特色一些，让市民更喜爱些，于是全情投入到战斗中。身边每个同事都是斗士，一开始大家都是“白手起家”。 从没有看到过，哪家报社的条件如《当代商报》这样艰苦：开报前一日，人员才基本到齐，没有一丁点培训的时间；报社连正常的组版电脑都不能保证，网络经常出问题；编辑们到网吧或者其他单位上班。但是大家毫无怨言，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去处，而是因为这里充满了希望。 很快，市场认可了我的观点，让我们的奋斗得到实际的回报，发行量节节攀升。到2002年3月（3个月之内），在市内一些主要摊点，已经做到零售第二乃至于逼近第一的位置，整个报社是一种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这个时候，意外不期而至。首先是限制发行。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正在稳步发展的报社，为什么会限制发行量呢？还没有上涨到一个基本的规模。我心里很着急，大致估摸是资金的问题，找老宋交流过几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即使要压缩发行，也要到发行6万份以后。但是不得要领。 郁闷的3月过去之后，报社又决定，把采编系统的经济部门全部划给广告部管理，直接经营服务。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资金不够，需要及时创收。 我不接受这样的决定，这使采编系统失去了一个引擎。我一向引以为豪的是报社有强大的民生新闻和经济新闻。而正因为如此，才能够迅速得到读者的认可。把整个经济部门搞去创收，会严重影响报社的公信力，无异于自杀。 交流，沟通，坚定不移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不厌其烦地找每个领导诉说。报社目前只差一口气就成功了，目前正处于瓶颈期，只要越过这个坎，就具备造血能力，不需要再投入了。如果确实有资金困难，咬牙坚持一下，采取多种方式融资，希望就在前面。 可这份事业毕竟是别人的，我的想法只是一个参考。当看到心血即将付诸东流，我甚至以辞职相威胁。 当时的心情，当时的痛苦，当时的悲凉，就像发生在昨天。那份报纸不止是我的梦想，还是许多为之奋斗着的兄弟们的梦想。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向上飞，耳边传来的声音似乎非常美，可是转瞬间就开始向下坠。 失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遗憾。于是我决定离开。 在分手的筵席上，宋宇舸对我说：明年你回来喝我们的成功酒。我如同一个倔强的孩子：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成功。当时大家都笑了，而我的心却哭了。 离开《当代商报》之后，我仍希望他们能改变最初的想法，让报社走上符合新闻规律的道路。虽然已经与我无关，但曾经的兄弟们还需要一个光明的未来。 应该说，我一直与《当代商报》的同仁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即使是我在同城劲敌《潇湘晨报》工作以后，也经常与他们聚会。投资者宋宇舸是一个有着良好口碑的汉子，重友谊，讲感情。后来不管资金多么困难，他都按时给员工发出工资，并支撑着报社。这个尤其为我所敬重，希望他与《当代商报》一切都好。 《长江商报》：资本把我打败了 与毛主席当年的路线一样，我也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同样激情万丈地来到湖北，却未能横渡过万里长江，就急流勇退了。 选择《长江商报》，源于一份自信。如若没有勇气，我想很少有人会放弃安逸的生活，去一个新的城市从零开始打拼。 长期的职业积累，观察与思考，使我觉得自己，具备了带领一个新报纸走向成功的操作能力与理论功底。只要资本给与我足够的信任，我就能创造一个辉煌的战绩。 放弃了《潇湘晨报》执行总编辑的岗位，接受湖北出版集团的邀请，2006年6月到新创办的《长江商报》任执行总编辑。这个抉择是必然的，如果不是《长江商报》，也会是其他某个准备创刊的报纸，因为我需要自己创造的成功。 当然，这两个媒体给我带来的经济收入是一样的。相比之下，长沙有我五年生活的影子。有橘子洲头、有岳麓书院、有殷勤挽留我的晨报同仁。就连晨报这个老东家犒劳我的百万豪宅，我也一并留下了。我仅仅需要带走的是我的梦想。 朋友们说我显然受到创业的迷惑，追求虚名。他们太了解我了，我内心深处渴望着成功。虽然《潇湘晨报》成功了，可它的成功我却没有全程参与。我加入的时候，它的发行已经达到15万份了。我无法说服自己的虚荣心，我无法把所有的光环都往自己身上戴。
《长江商报》的创办，给我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千载难逢。我认为，湖北报业的市场空间巨大，而且在新媒体里面，自己的经验与思考能充分地运用于内容与经营中。我喜欢这样一种成功的快意。 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龚曙光，我也没幸遇见一个如他一样的人。龚虽然在创办《潇湘晨报》之前没有做过报纸，但是他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成就事业的宏大视野。就连我这样一个挑剔的人，和他共事5年，也没有觉得他处理的任何一件业务（内容与经营）有明显的漏洞。 说到《长江商报》的资方代表，现在我不知道如何评论，也不知道该不该评论。任何是非意气之争于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真相不容回避，情感不容敷衍，我必须总结自己的退出。 我只能说，在知识构架方面，在认识方法方面，在追求事业成功方面，我和资方代表存在巨大的差异，事关报社成功与否，我不敢退让。万般无奈之下，我曾经3次与出版集团的一把手王建辉面谈、写信，谈了对于报社发展的建议，可收效甚微。我希望不仅仅因为我是“外人”，不足信任。 内心的焦急一再来袭。从当初豪情万丈到一度的悲观失望，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我失去了“当惊世界殊”的梦想。 我告诉我的朋友们，不希望《当代商报》的悲剧，在《长江商报》身上重演。《当代商报》缺乏的是资金，《长江商报》却有一个相当数量（足够办两个以上报纸）的准备金。我不想看到《长江商报》失败，如果说是担忧国有资本的话，不免有些多情。但我放弃这个岗位，已经表明了我对于这个资本的高度负责，不愿意参与一个豪华的浪费。 希望《长江商报》成功不在于报社本身，而是那些为之奋斗着的新闻人们。在烈日下、在暴雨中，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们前行的路，他们用年轻的面庞和辛勤的汗水，不仅仅是为了见证一场气势磅礴的失败。成功是大家共同的梦想。我想告诉他们，无论前路如何，你们的付出不会白费。 回到主题，资本和我之间，并不具备信任的天然条件。因为发展，我和资本代言人发生冲突，毫无疑问，资本把我打败了。2007年9月，我离开了《长江商报》。我不能说，最终，湖北出版集团的资本会在市场中失败，尽管我认为不改变现有格局，结果一定是这样的。 离开是个句号，而资本的失败是一个问号 报业风云变幻，曾沉浸其中的我，很难跳出自身去看待问题。就事论事的狭隘，在如今闲暇的思考中被一一枪毙。目前总结出一些想法，尽管不成熟，但却是凝思所得。 我曾经供职的4家报社，两家由民营资本进入经营，两家由国有资本投资。从全国范围来看，那些冲动的资本，有多少取得了成功？江湖当中那些流浪的新闻工作者，几个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用职业新闻人的离开，证明资本的错误，是毫无意义的。离开是一个句号，而资本的失败是一个省略号，甚至是一个问号。 资本一再失败，为什么？除了一些外部因素外，资本和职业新闻人间缺乏互信，没有捆绑成为一个利益团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感受到媒体资本与智力资本如果不形成合力，即使外部环境再好，也不可能成功。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中国，真正的职业新闻人这个阶层并不存在。民营资本进入媒介经营的时候，不仅老板自己要介入，还要指派信得过的人进行管理。同时，由于我们国家的新闻单位的属性，还有一方是国家属性的代表，他们是甲乙方。我们这些执行总编辑、内容负责人，算是丙方吧。甚至丙方也算不上，基本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方面，只是一个新闻打工者。 国有资本办的报纸也是这样，它信任的是体制内的人员，新闻民工基本都是体制外的，对于报社的发展，起不到决策作用。比如在某些报社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清醒地看到报社的发展与战略问题，但是我不起决策作用，决策者甚至不知道新闻的ABC，如何合作？ 报社的成功，除了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以外，一把手起决定性作用。其他人的作用是次要的。所以一把手既要懂得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还要懂得管理复杂的报业。新闻人如果有幸遇到这样的领导，便等于参与了一个成功的事业。如果不幸，遇到的领导既不懂新闻，也不懂管理，只有干着急。 职业新闻人真正出现的标志，在于专业技能知识股份化。现在所谓的年薪制度，不能够发挥职业新闻人的作用，不能够使其成为独立的一方。 资本对于职业新闻人的信任度要增加。不要在资本和职业新闻人之间设置障碍。新闻界为什么会出现外行管理内行的奇怪现象呢？为什么不能专业人做专业事情呢？如果想现在彻底解决，不现实，但是可以完善。特别是走市场路子的媒体，完全可以尝试改革。虽然现在报纸是垄断行业，但有些媒体还是在亏损，应该大胆改革。 虽然我们都是古斯塔夫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但把这些乌合之众绑在一个战车上，肯定能够创造奇迹，因为“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 我现在处于放逐自己的阶段，一般的新闻业务管理工作，已经不再能够给我带来太大的乐趣。如果和资本有机会再度合作，我一定要求运用股份合作的方式，把核心团队的人力资源成本股份化。出于对于新闻的热爱，我毫不掩饰这样一个热烈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