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蔡国雄：亲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双赢
□记者 冯禹丁 接受完《商务周刊》的采访，蔡国雄起身从餐厅离开时，竟粗心到忘记拿椅背上的西装。但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历史，他几乎能记住所有的纤毫细节。 “打桥牌需要好的记忆力。”蔡说。这位爱笑的前摩托罗拉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亚太区财务策略总监，保持着可亲的孩童性格，桥牌与集邮是他平生两大爱好。2003年至今，他以中国的邮品参加亚洲及国际的集邮大赛，四次荣获亚洲金奖，三次获得世界锦标赛的金牌。而身为世界智力运动联盟副主席、世界桥牌联盟副主席，蔡国雄又是一名顶尖的桥牌高手，他的牌友包括巴菲特、比尔·盖茨和多名中国领导人。 这位桥牌大师的另一殊荣是“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桥梁”。蔡国雄1969年便加入摩托罗拉半导体部，1982年被提升为亚太区财务部经理，1988年升任亚太区公司财务总监。6年后，蔡国雄被任命为摩托罗拉总公司副总裁。1997年被提升为摩托罗拉全球资深副总裁，2003年退休。在效力摩托罗拉的34年职业生涯中，他亲历了摩托罗拉如何因国际化而走到全盛时代，参与或主导了其在亚洲的所有投资。其中，斡旋与推动摩托罗拉抓住改革开放的良机来到中国成功投资是其最得意之作，而“桥牌外交”屡屡在关键时刻成为独门利器。 如今的蔡国雄在中国的政商两界依然活跃不减当年，他现在的身份有摩托罗拉高级顾问、香港特区全国政协委员、新加坡环球联盟信托人兼董事、香港南丰集团顾问、新加坡天津会会长、邦基中国顾问委员会主席、环球策略集团董事长、中国金融租赁集团主席等。 对于中国，对于天津，蔡国雄已经有一种很深的情结。他在1998年拿出10万元领养一只大熊猫“明明”时，特意取了父亲名字中的“明”字。2000年，他参与推动了国务院18号文《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出台。2004年，他积极呼吁中国要在珠三角及长三角经济发展圈成熟后，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环渤海经济圈。2005年，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了“两税合一”的提案。如今，他又提出《关于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世界手机工业中心》等提案。两年前，他参与促成了天津市与新加坡吉宝集团联合发展天津城镇的协议，并组织成立“新加坡天津会”，全力协助中新两国建设好天津生态城项目，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蔡国雄在上海接受了《商务周刊》的采访。 《商务周刊》：摩托罗拉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之一，也曾经是最成功的典范。我们知道您参与促成了当年摩托罗拉来中国的投资，也是摩托罗拉在天津投资设厂的考察与决策者之一，并参与撰写了投资可行性分析。能否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蔡国雄：很久以前的历史了。我是1969年加入摩托罗拉的，那时候它刚开始国际化，1970—1980年代在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方都建了超过5000人的附属公司和生产中心。早在1984—1985年，摩托罗拉的无线通信部门，也就是后来手机传呼机部门的前身，曾经到中国来和南京的熊猫无线电厂洽谈建立合资企业，谈了一年多也谈不来，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懂，没有战略性和前瞻性，也没有进入中国的资源。 摩托罗拉和中国的实质性接触应该是在1986年。那是1月份，很冷，每年春节刚过我都要去芝加哥总部跟我老板做年度汇报。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接了个电话，然后他奇怪地看着我说，老高尔文先生(罗伯特·高尔文，时任摩托罗拉CEO)要找我。我也很奇怪。我上到他所在的12楼，敲门，“高尔文先生。”他说，“不不，叫我鲍伯好了。”然后他让我坐下，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那时候在中国投资对摩托罗拉来说是很敏感的，因为当时美国高新科技公司在共产主义国家投资是不大可能的，摩托罗拉当时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没有来往。所以老高尔文问我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很重要，要答不好，可能已经被炒鱿鱼了。他问我是因为我常来中国，他也知道我由于打桥牌和中国领导人见过面。我当时回答说，或许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实行改革开放是实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个目标的首选之路，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会拥护执政党。 我回答完以后，他的反应是比较开心的，可能我说中他心里的话了。他说了一句至今我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可以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人类创造财富。”所以他看出来中国共产党要为人民创造财富，这是双方的一个契合点。这次谈话之后我就想，我们会不会在中国大展拳脚呢？果然，9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指令，说老高尔文先生要去中国，我是随行人员之一。当时我刚从半导体部到亚太区，还只是亚太区管总部财务的经理，能安排在其中也是很大的光荣。 所以198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老高尔文10月份来了中国，我们一行只有5个人，除了我俩，还有一位负责国际业务的行政副总裁，一名刚在中国聘请的公关经理，另外一个重要的人是小高尔文。那一年小高尔文才36岁，是传呼机部门的副总裁。那次我们见了电子工业部的李铁映部长、铁道部的丁关根部长，也来上海见了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很凑巧，不久以后，他们都成为了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一次老高尔文做了很充分的准备，问的问题都很深入。到我们走的时候他已经说一定要来中国投资。 回去后1987年年初，老高尔文就组织了一个中国考察团，成员包括各主要产品部门，即机械电子工业部门、半导体部门和通信部门的4名主管，加上财务、法律和人事3个总部的副总裁，我是其中财务部门的代表，再加上前面说的行政副总裁，一行8个人来中国做市场调研，研究怎么来中国投资，要拿出一个详尽的商业计划。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得出了一些结论。第一，我们认为要在中国投资，必须是独资企业，不能做合资企业。因为摩托罗拉从来不懂怎样合资，也不懂中国。有两个不明朗的因素，我们必须去掉一个不明朗因素，而且在这个行业当时国内也没有其他的合作伙伴可以跟我们匹配资源； 第二，我们应该坚持企业里不设工会，我们要和员工直接沟通，不希望通过一个媒介。 《商务周刊》：那么摩托罗拉决定来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因究竟是什么？和之前它在亚洲的投资相同吗？ 蔡国雄：不一样。当时我们不仅是看中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更是看中了中国的市场。那个报告里面有重要的内容是论证到底中国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值得摩托罗拉去做一个高达几亿美元的重大投资——当时的几亿美元是非常大的投资了。我们的结论是，绝对有，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通信需求很大，那时候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是每百人少于5部，如果经济发展快的话，电话的需求会很大。但是当时中国的电话都是通信局的，我们不可以卖电话，不过我们可以卖给中国人半个电话，就是传呼机。那时候长远来说，对摩托罗拉最重要的还是半导体，所以第一笔投资是半导体和传呼机，之后才是移动电话。 《商务周刊》：后来摩托罗拉为什么选址天津，而没有选择在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建厂？ 蔡国雄：最困难的是选址。到1988年左右，上述两个条件中，独资企业中国政府同意了，直接与员工沟通也获得批准了，整个商业计划都没有问题了。但中国这么大，到底去哪里投资？那时候只开放了南方沿海几个城市，上海都没有开放。我们首先否定了深圳，因为我们在香港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半导体生产基地，那里是亚太区的半个总部了。我们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地区性，中国太大了，不可能只有一个经济发展中心。我们也考虑到回归以后，香港将变成中国南方的一个经济重镇，中国还将在中部和北部打造经济中心。我们可以选择厦门，后来天津又加进来。选厦门还是天津，我们考虑了很久，那时候厦门比天津开放得多，有一个很好的工业园区，有外企比如柯达在那里已经是成功的范例。另一个我们考虑的因素是，在厦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才调来，这些人才绝大部分是福建人。所以一开始我们8个人里面支持在厦门建厂的占多数。 而天津那时候整个滨海新区都是非常荒凉的地方，基础建设很落后，硬件上天津差于厦门。我记得我们去谈判，谈判完了当天晚上要打着手电回住地。但天津有一个有利的因素就是官员的素质很高，对摩托罗拉非常了解，做了很多前期工作，时任开发区主任叶迪生也找来半导体工业专家和我们谈判。后来我们最大的考虑是，我们做独资企业，最大的合作伙伴是当地政府，所以当地政府的专业水平、对行业的认识、是不是真正的想要帮助你，这是最重要的因素。最后要决定的时候，我们8个人投票结果是4比4。里面最苦的人是我，因为我太太和我母亲都是福建人，而我选天津，他们都会骂我，弄得我那段时间都不敢回家。 4比4没办法决定，我们8个人只能挨个向老高尔文阐述自己选择的理由。后来老高尔文决定选天津。 《商务周刊》：但实际上摩托罗拉来中国投资的事情又被延拓了几年，报道说1989年至1990年期间，美国政府曾一度禁止摩托罗拉来华投资。是您建议在天津成立临时公司，购买土地，招聘员工，这段过程中有哪些故事？ 蔡国雄：是的，一晃到了1989年，我领了两个任务。一是把在中国的投资落实；二是把亚太区总部从芝加哥搬到香港。那时候除了半导体部门，其他的手机、传呼机和无线设备等部门的总部都放在美国，因为美国人不愿意离开本土。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市场在亚太，总部为什么不过来？所以我就游说老高尔文，他就拍板：搬！ 但到了1989年的风波，由于总部很多人反对，我的两个计划一下子都泡汤了。不过我还是坚持说，我们的亚太总部一定要搬到东亚。这个建议获得了支持，所以1990年摩托罗拉的亚太区总部搬到了新加坡。然后剩下第二个任务，中国怎么办？还是有很多人反对，那时候美国法律都不允许来中国投资。我对老高尔文说，中国人最记得你的是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就跟他提议先做点事情，不一定要大举投资。假如我们在中国先开一家小公司，买地，招聘雇员，只要不涉及生产和技术转移，美国政府也不会管。于是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我们偷偷摸摸在天津成立了一个70万美元注册资金的小公司。那个时候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拿到地，然后招聘员工。这些员工在中国没有事情干，我们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培训。 到1991年年底，美国政府开始解禁对华投资，然后我们马上于1992年3月份在天津成立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建工厂，把半导体和传呼机放到天津。这时候在国外培训的员工马上就回来工作。假如没有这一批人，我们只能雇佣大批海外雇员，成本会很高。 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市场的传呼机需求很大，没有别的厂家能生产，我们的产品虽然卖得很贵，也要排很长的队才能买到。在中国我们开始投了2400万美元进来，一期投资是1.2亿美元，20%是股权投资，其他是用贷款等投资，以后的投资都是赚的钱再滚动投资。1992年本来我开始的计算是亏本的，没想到第一年传呼机就赚钱了，而且赚了很多钱，拿到了第一桶金，也证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对于通信产品的巨大需求。 《商务周刊》：1994年，在您的协调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访美期间到摩托罗拉美国芝加哥总部参观，并与摩托罗拉总裁盖瑞·吐克先生及赖炳荣先生会面。之后摩托罗拉在中国明显加大了投资力度，成为当时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您能否为我们回忆一下摩托罗拉当时加大投资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蔡国雄：一直到1994年，我们的业务都发展的非常好。1994年10月，摩托罗拉(中国)的第一任总裁赖其森退休，总部已经找到赖炳荣，但他还没有上任。赖其森退休时我就在他住的北京丽都酒店的会所安排了一场桥牌友谊比赛，请了一些部长比如何光远、俞晓松、曾培炎、项怀诚等来打桥牌。在桥牌比赛开始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李岚清副总理要来。我还担心国家领导人的安全问题，对方说不用我负责安全问题。2点钟，李副总理到了，开始桥牌比赛，我最后一轮就是跟他打。打完等结果的时候，突然副总理问我，摩托罗拉是独资企业，它对中国有什么贡献？ 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答，只好说我们雇佣且培训了很多中国雇员，采用了国产的原配件等等。但还是觉得我的回答不周到，因为我的身份不是摩托罗拉最高的领导。于是就跟副总理说，“我知道您下个月要访问美国，可不可以到时候和我们的总裁见面？他比我更适合回答您的问题。” 后来11月份，李副总理到美国访问，就和我们那时候的总裁吐克先生见面。吐克向李副总理保证，虽然摩托罗拉是独资，但一定会对中国有所贡献，后来赖炳荣提出的四大战略就是那个时候研究出来的。四大战略中，一是管理本土化，那时候经理级85%都是海外雇员，我们的目标是5年之内把85%的经理都变成中国人；第二是配套产品国产化，很巧，那时候用进口的元器件比例也是85%，我们提出5年之内实现65%的元器件国产化。为这两个目标，摩托罗拉在中国培训方面的费用每年大概是500万—700万美元，中国员工每年必须有80个小时的培训时间，公司付钱让员工获得培训，摩托罗拉大学就是专门提供员工培训的；第三大战略是合资企业与合作项目，我们对李岚清副总理承诺会大力发展合资企业，所以后来在杭州、上海等地成立了10个合资企业，比如在四川乐山投资的半导体工厂，只用了18个月就达到了“六希格玛”的标准。我记得从成都到乐山的路非常辛苦，单程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第四大战略是投资与技术转让，所以2000年我们投资2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半导体前工序的工厂，这是中国当时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工业遵循“摩尔定律”，落后了很难追赶，我们认为中国一定会发展半导体工业。当时为这个事情，我们找了很多部门都说不归他们管，最后我又是打桥牌的时候和李岚清副总理谈起这个事。我星期天碰到他，星期二科技部就很着急地找我，结果很快就批下来了。我是2月份见的岚清副总理，6月份国务院18号文就出来了，这对推动中国半导体工业有很大作用。 所以5年之内，我们提出的四大战略目标都实现了。四大战略对于摩托罗拉和中国来说都是双赢的，赖炳荣时代的一大贡献就是成功实施了这四大战略。当时摩托罗拉有很多业务在中国，结构非常复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老板，没有这四大战略是不可能把摩托罗拉的各个部门之间统一协调起来的。 《商务周刊》：您亲身经历了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直到现在您退休之后还以各种身份在做很多事情来推动天津和中国的建设。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下一阶段我们的历史任务？ 蔡国雄：我非常敬佩邓小平先生的高瞻远瞩，他提出改革开放要分段来实施。我看改革开放是分三段的，第一段是前20年，这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沿海地区繁荣起来，跨国企业就是在这个阶段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本，利用这个市场，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世界工厂。摩托罗拉也是这20年中比较成功的、起了很大示范作用的一家企业。但这20年为了追求高的GDP增长，我们也牺牲了很多东西，比如环境和能源、劳工福利等等，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注重《劳工法》、环境保护和节能了。 这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即从2001年开始的WTO时代，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整个环境就不一样了。前20年是“建设经济”，现在我们处在“建设社会”的第二阶段，二者是不同的概念。这个阶段我认为政府应该把经济工作的重心从大的工业和企业转到民生上。当然国家还应该发展工业，但模式不应该和第一阶段相同，我们应该打造几个世界工业中心，像美国打造的底特律汽车城和硅谷高科技中心，台湾的新竹半导体中心。改革开放30年了，我还没有看出来中国内地有哪个世界工业中心出现。现在看来我们最有可能打造的是手机工业中心，所以我在两会上提出《关于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世界手机工业中心》的提案。第二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从人均GDP1000美元增加到3000—4000美元。 第三个阶段就是2021年到2040年，我希望我们从小康变成大同社会。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我们的GDP占全世界的比例应该与我们的人口占比相一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野心，200多年前中国占世界GDP的1/3。 现在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我很认同，这是第二阶段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最近我也在组织新加坡天津会，动员一切民间力量，协助新加坡及天津政府联合在天津打造一个生态城。我在新加坡住了差不多20年了，看到他们的确是一个和谐社会，新加坡的千万富翁都和平民住在一起，我就想把它这一套搬进中国来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去年中新两国已经签了一个协议，在天津滨海新区打造一个30平方公里的零污染生态城，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经济的和谐。 我对改革开放的愿望就是，最终老百姓要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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