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惠鹏权 过去，国人以“世界工厂”自居，源于中国经济的崛起，透着民族自豪感；现在，时过境迁，“中国制造”赖以生存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优势已不复存在。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出口退税率的下调等等因素，我国制造企业原本就低微的利润日益稀薄，几近为零。 “中国制造”的转型之战就此拉开帷幕。而这场战役的弦外之音则是，在无奈中觉醒，在觉醒中走向再次崛起。 “中国制造”已无退路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确实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引进外资和振兴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之一。以人民币汇率低下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法宝，吸引了众多欧美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开展出口加工贸易。截止到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排名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更是高达1.5万亿美元。 我国制造业走开放式发展道路，不仅规模迅速扩大，而且产业多样化程度居世界前列。事实胜于雄辩。1980年我国制成品出口仅占世界市场的0.8%，1990年为1.9%，2000年提高到4.7%，而2006年则进一步提高到10.8%，已经超过美国的10%，只居欧盟25国之后，如果按单个国别计算，我已经是世界最大制成品出口国。 如今，随着能源原材料涨价、出口相关政策调整、劳动工资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外界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知识产权争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等等一系列因素的涌来，“第二”、“第四”的头衔，再也不能给我国企业带来实惠了。 就像世界微波炉的老大——格兰仕一样，在占据国内近60%的微波炉市场，占领了国际市场40%以上的份额，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并没有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似乎只是赚取了低廉的加工费。 格兰仕尚且如此，其它规模较小企业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 转型成为出路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型”成为了这场攻坚战的关键，新“中国制造”则承载了更多的使命。 众所周知，中国企业普遍存在“重运营、轻战略”的倾向，这势必使企业运营只注重短期效应，这恰恰也是“中国制造”的致命伤。 中国企业要华丽转身，实现“鱼龙之变”，除了重视技术研发，创造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外，还需要营造企业创新环境，而这点尤为重要。如果企业没有创新环境，技术员工的积极性则很难调动。
而要营造企业创新环境，减少企业组织等级，强调员工间的平等沟通，营造学习型组织氛围，鼓励员工“冒险”、创造性地提出建议等则不失为良策。 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 企业品牌的建设、业务模式的创新，都是新“中国制造”的关键环节。 品牌竞争力的高低决定着企业与企业之间利润的大与小，也决定着产品与产品之间的成功与失败，更决定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强大与弱小。创造强势品牌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它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在当代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是否能迅速崛起、强盛起来的关键。 而“中国制造”与生俱来的微利则与企业的业务模式息息相关。在整个产业链中，处在前端从事核心技术研发和核心部件生产的企业，与处在后端从事品牌管理和渠道营销的企业都能获得更高利润，而处在产业链中间的制造型企业则获利最少。所谓的新的“中国制造”就是引领企业逐渐摈弃代加工，抢占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中国红”的出路 “中国制造”不是目的，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让“中国制造”不断升级换代，才是明智之举。走在格兰仕的东门，一幅偌大的广告牌，红色的盛装、红色的微波炉，红色的背景，处处洋溢着“中国红”。透过“中国红”的文化内涵，格兰仕从“中国制造”向新“中国制造”的转变。 格兰仕微波炉销售公司总经理梁红生表示，这种转变不仅是适应变幻莫测的商业环境必须做的，更是人们思维观念的转变，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受“中国制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局的变迁越来越重了，许多企业经营惨淡，甚至“关门大吉”。 按照梁红生的理解，相比较“中国制造”，新的“中国制造”要向全世界消费者输出的是“农民＋诗人”般的生活情趣，即有这农民勤劳肯干和沉稳，又有着诗人般激情浪漫和精致的新形象。 这种文化氛围的传播，必然会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制造”，而中国企业在国外的一些负面形象也将会被颠覆。最实际也最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势必会从中获取自己想要的利润，从而不断壮大，创造出更多更优质的高附加值产品，实现良性循环。 “逐步改变世界对‘中国制造’的误解，像‘中国红’这样的产品应该形成规模。”梁红生不仅看好“中国红”，更对新的“中国制造”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