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卫战胜 民营企业起于草莽，是在国营和外资的夹缝中凭借顽强的求生意志成长起来的。他们凭借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用自身的实践诠释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格言。从修鞋、水果、水货、手工作坊起步，迅速创造了“造原子弹的比不过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奇观。这其中的辛酸苦涩，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但不管是来自“左”的还是“右”的重重阻力，都没能挡住民资的发展。 在这些民资中，发展最迅猛的是低端制造型和出口贸易型企业，它们赶上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繁荣期，在世界超大规模需求的刺激下，这些企业以优惠的税收、廉价的土地和低廉的产品价格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发达国家经济集团的快乐苦工，因此又被戏称为“部门型”企业。 “部门型”企业的落寞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化的舞步就已经悄然踱起，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向全球展现了亚洲人参与全球合作的勤劳与聪明才智，更展现出低成本的代工优势。这也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得以迅速成为新的全球代工制造基地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和发展成为全球的共同理念。此时，中国也自上而下推开了厚重的国门，迎宾曲取代东方红，响彻九州大地。持续升温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生产力空前的提升，极大拉近了中国与世界各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2007年，年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8.2%。其中，大部分看起来欣欣向荣的外贸型企业，基本上已经沦为全球经济集团的一个生产部门。 但是，没有永远上升的需求，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放缓了增长的脚步。2007年末，“部门型”企业已经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寒意。 现实的压力总比想象的来得快。2008年初，美国经济已到衰退边缘，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已成定局。4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次调低世界经济预测，全球经济的增长率为3.7%，比去年放慢1.2%，其中美国增长1.5%，放慢0.7%。一季度中国出口增长率为21.4%，比2007年同期和下半年分别回落了6.4%和0.8%。4月“朗润预测”结果显示：第二季度中国出口增长率将下降到19%。 广交会一直被誉为“上帝为中国留下的一扇窗”。可今年这个窗口只开了一个小小的缝，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截至4月18日，服装、纺织品出口只成交了15%。 人民币的被迫升值给中国制造业企业带来的问题也越发凸显。2008年一季度人民币升值已达到4%，中国船舶工业经济研究中心船舶市场研究部首席研究员包张静说，中国的造船企业接的订单70%-80%来自国外，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业去年的订单是4432万吨，只有30%左右的订单是国内的，人民币每升值一点，中国造船业要损失30亿—40亿元，这两个造船企业因为人民币升值已经减少收入100多亿元。 接踵而来的还有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可持续问题、劳工权益引发的人权、法律和劳动力成本问题、通货膨胀带来的价格扭曲问题、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等一系列国际、国内政经问题，都在不断地预示着，“部门型”企业的幸福时光即将过去。 痛苦转型 这些“部门型”企业主要有两种运作模式：OEM模式和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模式。OEM就是通常称谓“定牌生产”或“贴牌生产”。委托方拥有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方面的优势，制造方则在制造成本上有明显的优势。 “部门型”企业不太需要思考客户价值，不需要了解市场的变化，有些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加工的是什么，用在哪里。而企业的繁荣让大部分经营者放弃了对市场的理解和磨练，放弃了完整企业应该有的清醒的客户价值意识，以及对创新力、品牌力、营销力的价值思考。 繁荣数十年，这些被惯大的“部门型”企业已经不习惯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更懒得提高创新和营销能力来满足和创造需求。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太麻烦、太痛苦的事。时至今日，鲜有中国原创品牌在国内外市场中取得终端话语权和市场控制地位。而那些本可以培育创新能力的以本土服务业(非垄断和公共服务业)为代表的稚嫩的市场控制型企业，也被这种单一经济的泡沫化严重挤占了必要的资金和人才。 当然，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也有很多企业开始尝试转型，从外源性经济向内源性经济发展，开始转向国内市场。通过创新，包括在管理、文化、流程、商业模式、技术、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来过渡危机。 以宁波贝发集团为例(90%产品外销)，今年推出“新贝发商业模式”，以连锁经营的方式打造文具业的“国美”，以抵御因出口利润减少而带来的损失。借助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独家文具供应商的品牌优势，吸引各类文具生产企业和零售点加盟，使贝发成为“一站式文具采购服务提供商”。此外，贝发还与中外运达成物流合作关系，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物流中心，实现文具物流供应体系的一站式直达。像贝发这样的企业，虽然在是在品牌认知方面，与世界级企业相差甚远，但凭借商业模式的创新，完成了从外源到内源的转型，在国际和国内文具行业的市场上渐成大器。 资金从哪里来？ 引导民资从“中国制造”向“中国价值”转型，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资金问题。中国民营企业呼唤一个属于自己的价值型经济的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民间金融的形式应不仅局限于允许民营资本兴办银行，开展民间借贷等债权投资业务，更重要的是要发动民营资本设立利用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的独特运营机制，
前几年，国内风险投资基金一直以美元为主导，退出也以被投资企业海外上市为主要途径。但长此以往，会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减弱。解决这一问题有很多途径，而建立健康、有活力的本土控制型“人民币创业投资基金”集群，无疑是这些途径中比较重要和卓有成效的一个。 今年4月有媒体称，在货币政策从紧、银行信贷收缩的背景下，大多数民营房地产商正在投入资金链的保卫战，当东南沿海的地产商们都在忙着向银行融资时候，江苏和浙江的房地产商们却在频繁地考察全国各地的高科技公司。比如：江苏常州“天禄创新基金”、浙江天德控股集团旗下“天德创投基金”都已初见成效，他们已经“把种子埋在地里”。事实上，大型民营集团公司参股创业投资机构，或以LP(有限合伙人)作为合伙人，比直接投资单个高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收益比更好。因为创业投资机构以其人力、技术等方面的专业性进行多个项目的投资，可以较好地分散、控制单个项目投资的风险。 回顾传统民资的历史：从夏商时期，到秦朝统一货币然后到中国盛唐，伴随着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民间金融日渐昌盛。尤其到了明清时代的钱庄票号，把民间金融推向了顶峰。传统中国并没有官办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民资机构在货币交易和流通中发挥作用。民间金融在中国历史悠久，繁荣一时。秩序总体上是好的。 但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玉“不琢”就可能长期被湮没于沙砾或乱石中，不见天日。自然资源如此，社会资源亦然。民资虽在当今金融资源中分量不太大，但贡献不俗。但由于它瑕疵外露，瑜质内敛，长期受到歧视，每每成为整顿金融秩序的靶子。 中国民资就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抵御外国经济殖民的一支希望之师。我们再也不能什么事情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河上有桥，我们可以付些过桥费开车过河，这样既提高了效率，又控制了风险。 期待中国民企组建本土创投新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价值”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