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企是最有效率的企业群体，西方社会给予了企业家非常高规格的文化尊重与制度支持。改革开放已3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上也无法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企业相提并论。在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波动的背景下，已有大批中小企业死亡。为什么中国民企的持续生存能力如此脆弱，一度繁荣又迅速衰落？
文/郭成林 彭金涛
“一桶鱼只缺一点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南京市茂隆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茂隆实业)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贡胜洪多次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企业的状况。 茂隆实业由原来的民政局下属企业改制而来。从1989年成立以来，依靠民政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这家以贸易为主的企业迅速发展。2004年改制以后，企业应该是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一腔热血的贡胜洪也正想大张旗鼓地干一番。但事与愿违，在贡胜洪花费了无数心血研发出“全金属三元催化净化器”这一核心产品之后，企业财力几乎耗尽，后续乏力。虽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却因无力规模化生产而一直在虚耗光阴。 自产品研发成功以来，贡胜洪四处奔波，试图说动各方资金为自己的企业“注血”。提及这段经历，贡胜洪的情绪便愈显激动起来，甚至将问题扩大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上。 “我们向银行贷款，但银行必须先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从银行到做投资的企业，都要求我们提供硬通货作为抵押，那么请问作为中小企业有几家是有硬通货的，有的话还能叫中小企业么？国外的投资大会我也去参与了，国外公司对融资的概念是什么，他们先把钱借给你，之后你把买的地、盖的厂房、设备以及知识产权等抵押给他。” 为了找寻投资，贡胜洪接触了各色各样的人，南京的两家投资公司要了茂隆实业的资料后便再无下文，用贡胜洪的话说，他们的行事作风“鬼鬼祟祟”。贡胜洪为了引资，给江苏投资网提供的材料以及一万元也同样石沉大海，而江苏投资网则一直以来据称是江苏省最大的投融资平台。通过跑中洽会，贡胜洪结识了一些人，据说是搞投融资的专家，但到头来也都是不了了之。 从原来的顺风顺水到面对市场的无所适从，贡胜洪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提及资金问题，这位果敢干练的企业家甚至表现得羞怯不已。 “我们的企业确实是遇到了资金的问题，当初是在产品的技术、材料等方面考虑的比较多，但是对市场的运作却准备不足。有些行业只需要几十万就可以逐渐地把规模做起来，我们的企业却必须有几千万才能规模化运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只有在提及产品的时候，贡胜洪才又会显得信心百倍。 贡胜洪千辛万苦研发出来的产品是当前世界各国解决汽车尾气污染的主要设备。目前机动车排放系统都要安装“三元催化净化器”，核心部分的载体制造材料有两类：陶瓷载体和全金属载体。目前国内汽车安装的三元催化净化器绝大多数是陶瓷载体，只有进口车辆和一部分高级轿车才使用全金属三元催化净化器载体。这些进口车辆采用的全金属三元催化净化器载体也是进入本世纪后才在欧美国家生产，普遍价格昂贵。 根据贡胜洪介绍，与陶瓷载体相比，茂隆实业生产的全金属三元催化净化器载体有一些显著的优点：载体壁薄、加工孔距大、净化面积高、寿命较陶瓷载体提高数倍等，载体经涂覆配方调整后，排放净化可达到欧Ⅳ、欧Ⅴ标准，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贡胜洪把与产品有关的专利证书、科技查新报告、产品检测报告等一并拿给记者，“我们填补了国家一项空白”，贡胜洪说。 然而当南汽、柳汽、奇瑞等汽车制造企业认可了贡胜洪的产品，并希望他扩大生产规模，伸出要求供货的“橄榄枝”时，贡胜洪却已后继无力。 为了产品研发，贡胜洪已经投入了上千万的资金，如今更是几乎搭进全部家当，把公司的办公楼也做了抵押，但公司规模仍旧像个“小作坊”，年产净化器仅8000余套，远远不能满足各汽车整厂的配套需求。长期以来，“一桶鱼只缺一点水”，由于得不到这点水，贡胜洪一直在原地踯躅。 为了企业的发展，贡胜洪曾经找到南京市政府，但是政府部门却不太可能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提供多少帮助。 “在北京，可以拿知识产权作为抵押在银行贷款，但南京不行。政府部门也表示只能锦上添花，难以做到雪中送炭。我又跑了科技部火炬中心，火炬中心总工程师听了我的介绍。现在正在申请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项目，这个项目就资金所得来讲，只是作为国家对项目的鼓励，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仍然在积极申请。” 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在听说贡胜洪的困境之后，提出对茂隆实业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收购要约，希望返聘贡胜洪为技术总监，并许诺50万美元的年薪，贡胜洪一口回绝。 “我不太了解经济政策，我也不太懂资本运作，我只是想要把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尽快地推向应用，没想到这个技术转化需要那么大的起步资金。”贡胜洪说。 为自己对汽车零配件市场的“错判”，这个从事贸易起家的民营企业家感到很懊悔。但他始终不解，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为何这样的节能环保创新产品却难以找到资金？“如果这项技术是在国有企业诞生的，今天我早就大规模生产了”，贡胜洪的话道出了中国无数民营企业家的辛酸和无奈。 贡胜洪的故事只是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民企发展之路依然是曲折和艰难的，因为谁也无法预料，这些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民营企业家是否能跨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厚厚的三重门：宏观调控、行业壁垒和文化基因。 第一重门：宏观调控 让我们来看一些盛世中令人深思的数据。 2008年4月下旬，浙江省公布了一季度的经济数据，GDP增幅同比回落了2.8个百分点。以温州经济实力最强的瑞安市为例，一季度GDP增幅回落4.4个百分点。从省、市、县上报的各类数据来看，2008年开春的一系列数据的滑落，已经不是用“结构性”问题可以解释的。“一产、二产、三产全线回落，这也是今年极少见的情况”，浙江一位经济人士如是评价。 2008年4月底，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应温州市政府要求，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反映，温州40%的中小民营企业目前已经处于关、停、半停工状态，甚至倒闭。5月，据人大温铁军教授的研究，温州地区的民间地下融资利率达到了月息二至四分。在信贷骤然紧缩的2007年底，东皖、顺德、温州大批民营企业也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2007年初，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中国政府也在这一年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针对的问题是投资全面过热，通胀压力陡增。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很容易找到解释：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降、资金成本过高、人民币升值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等。在这些因素下，企业终端产品涨价没有完全消化成本，企业撑不下去，只有倒闭。 但是，这些原因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民营企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抵抗力最差，最禁不起“调控”。 2007年以前，在中国企业将近三十年的成长史上，大抵经历过六次宏观调控，分别是1981年、1985年、1989年、1995年、1998年和2004年，而每一次宏调都非常显著地展现出“宏观吃紧，调控民企”的特征。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合理的金融和税收政策，使每次调控都成为民企的梦魇， 而这一次，很多学者和专家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遭遇危机的企业都是低端制造业与出口贸易型的民企，根本无法适应当今世界价值链的竞争模式。如果“中国制造”与“中国出口”无法顺利完成转型，把利润重心向价值链高端转移，该类民企在2008年的宏观调控期间必将大面积死亡。 然而，这种解释是似是而非的。他们大概忘了，转型是需要资金的。在一个资源错配的市场，企业的创业激情和技术创新都会受到极大压制。贡胜洪的悲哀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转型的重要，并付诸了努力，但最后就缺一点“水”，而对这点“水”的渴求在宏观调控、信贷紧缩的背景下，变成了一种奢望。 第二重门：行业壁垒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来看，民营企业的投资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7.6%上升到2006年的41.5%，民营企业已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之一。然而，在民营经济内部，投资结构失衡的现象较为严峻，短期趋利特征明显。 国内诸多统计数据一致表示，内地民营企业投资的重点是房地产、制造业、建筑业等周期短、见效快的领域，而在基础设施、高科技产业、教科文卫等领域却很少见到民营企业的踪影。据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民营企业在制造业投资总量中占52.8%，高出国有投资25个百分点。而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投资比重比国有经济少37.6个百分点；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少27.2个百分点；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少10.4个百分点。中国民营企业投资形成了部分见效快的工业行业单兵突进，农业和其他服务业两翼落后的格局。(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7年的资料整理) 探究中国民企投资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许多行业过多的“进入壁垒”应该是一个主因。据统计，截止到2007年底，除了国资委明令限制民企进入的七大经济命脉产业之外，民营企业在近30个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限进”情况。诸如大型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业、金融保险、教科文卫等领域都是民营企业“限进”领域，而只有一些传统产业如家电、纺织、服装、饮食和房地产等行业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投资结构呈现严重的行业和部门不均衡。 以房地产为例，在国家统计局2008年刚公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今年一季度，房地产业投资继续强劲增长，增速创出新高34.7%，投资额达5278.86亿元，占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28.8%，比去年同期上升1.9个百分点，刷新了自2003年以来这一比值的所有纪录，同比升幅也是近年来最大的。 投资结构继续向房地产业倾斜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造成“整个第三产业投资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的假象；二是加大了整体投资增长的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每月都有超过10个以上的大城市新建住房销售价格指数出现环比负增长，广州、深圳等前沿城市的房价更是连续数月环比下降，有些楼盘的价格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以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不断扩散，加之我国陆续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结构进一步向房地产业倾斜，表现出中国企业(包括民营和国营)的投资都有显著的短期趋利性和抱团作战性，这将使得一个产业在迅速膨胀之后迅速衰落。 由投资结构的失衡看到民企处处面临“进入壁垒”的窘境，如果政策歧视没有改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国资以及各细分行业主管的施政逻辑不能贯彻一致，那么民企群落是无法靠自己平衡各产业的投资结构的，大部分短期趋利、一拥而上的民企必将在产业的暴涨暴跌中溃败无疑。 第三重门：文化基因 10年前，柯林斯与波勒斯——这两位西方管理学界的双子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了持续6年的深入研究。他们先后选取了18个卓越非凡、长盛不衰的公司作为对象，这些公司包括通用电气、3M、默克、沃尔玛、惠普、迪士尼等，平均拥有近百年的历史；他们在其后的著作《基业常青》中明确提出企业家的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家恒久的伟大公司，一个真正值得常青的基业，乃是崇高的使命。” 经由这本《基业常青》，我们看到了西方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的一个终极命题——研究如何帮助企业家建立治理优秀、长盛不衰的伟大企业。而在今天，当中国的管理学家急于搬运这套理论的技术分支进入国内，希冀帮助民营企业家建立自己的百年基业之时，其方法却显水土不服，其结果也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我们不禁要问，有没有人深刻理解过中国的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 昔日太平洋建设的掌门人严介和，中国最大的建筑业民营企业家，身价曾接近于中国首富。他有过几段非常惹人深思的表述：我们这行业民营不能做老大，必须让国有作老大，我认为我们的销售额在300亿左右比较合适，超过500亿那还得了，铁道部的中铁总公司才多少，我们不能超过他；我规定我们的管理层在达到300亿的时候就出去游泳，打打高尔夫球；我2001、2002、2003三年重组了31家国有企业，分布九大行业，包括臭名昭著的上市公司纵横国际。这些企业过来的时候都是负资产，家家亏损，都是政府硬塞给太平洋的，附带的国有职工一共8万人。而我接手烂摊子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严介和包工头的形象，而且我们也是很听话的；我是在商不言商的商人，我不会把这些国有企业转手卖掉，我们和政府合作从不讲商业，我们要和政府共进退；马上我就要退了，我已经准备把股权无偿赠送给我的管理层，我想回去做一个教书匠，我觉得这个比做商人光荣；我觉得企业也是有寿命的，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成了百年老店，那不成恐龙的时代了吗？企业也是有死亡有新生的，该死的死，活着的质量更高。我就不希望太平洋活个十年二十年。 严介和的话应验得很快，他的太平洋集团真的没能活过10年。就在他说这段话的两年后，严介和面临银行逼债，企业资金链几近断裂，他也很豪爽地拂袖而去，一并把集团交给妻子打理。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严介和又重出江湖，创办了华洋建设集团和香山华佗商学院，舒舒服服地给中国1300万的中小企业做起了教书匠。 应该说，严介和与太平洋建设的案例折射出了我国一代民营企业家与民营企业的微妙关系，那是完全区别于西方管理学界所能理解的企业经营观。仔细观察严介和指挥太平洋建设的许多举动，比如他不让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当销售额超过300亿时便让企业停止发展；比如他接手了那么多亏损的国有企业，在产业不能互补的情况下无疑对太平洋建设形成了严重伤害；再如他在接手时有八万的国企冗员不去裁撤，而接手后发现了紊乱的企业文化又不去整合。如此种种漠视商业逻辑的行为一定不能为今日的学界所接受，但在这一系列的“败局”中严介和的个人目的却达到了，他赢得了政府的信任和自身形象的改善。他用太平洋建设脆弱的管理体制和资金链，压缩太平洋的生命来换得个人的富达，难怪他会说自己个人的无形资产应该远超过太平洋的总资产。 理论上说企业家是父亲，企业是孩子，但为何会出现严介和这样父亲“虐待”孩子的情况呢？ 唯一的解释是：迫不得已。这简单的四个字几乎可以诠释出所有当代民营企业家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思维方式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在改革的三十年中，企业家默默无闻，却扮演了探险者、违法者、殉难者、得益者的多重角色；他们大多起于草莽，受到文化与政策的歧视，却又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甚至到今天，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因为贡献巨大而得到提高，只是因为财富的爆棚而为经济社会所关注。 如果再拉开一点距离，把视野拓展到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叙述。不难发现，中国社会自古就对商业文明保持着若即若离、暧昧不清的关系。历史上，一方面中国国力的强盛离不开商业活动的进行，这造就了古代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民间商业系统的发达；一方面又在主流的社会文化中对商业进行刻意的贬低和排斥，这造成了中国商人被漠视的历史传统，此种畸形的民族基因辗转千年延续了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个体的营商环境开始有所复苏。但就算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仍然是在文化与制度的双重歧视下艰难创业的。制度上的困境已不用赘述，光在文化上，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家被称为“倒爷”，90年代被称为“个体户”，即使到了今天，社会在称呼他们时仍喜欢用上一句“暴发户”来表示“亲昵”，此种对其在文化上的歧视可见一斑。 由此，今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才会时时刻刻处于“迫不得已”的窘境。身处劣势使他们对官商文化顶礼膜拜，对行业潜规应用自如，对灰色利益攫取不止。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草莽性与灰色性是最明显的特征；在他们的思维逻辑里，对商人这个身份颇有感触，但对企业家的称谓则深感陌生；在他们的个人追求下，首先是自己的富足，其后是家族的富足，企业不过是他们追求财富的合法渠道，现代化的公司治理远不及一人机制来得安全方便。 凡此种种构筑了今日民企与企业家别具一格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特殊生态中，西方成熟的商业逻辑和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还有些遥远，“寻求基本的生存与个人的富达”才是现阶段中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终极命题。也许哪一天中国的文化体系与制度安排归还了企业家所应有的一切之时，中国便有可能诞生真正伟大而基业常青的企业。 突围之军 宏观上，政府调控不是民企自身能够避免的，尤其在金融政策与税收条件上的差别对待，使得民企一遇波动便不堪一击。投资结构的失衡要民企克服趋利短视的毛病，但更本质的原因还在于许多行业“进入壁垒”的存在；微观上，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极重要的社会阶层却“下落不明”，文化体系对其自身价值的漠视，制度安排对其所创企业的歧视，皆令人扼腕。 宏观调控、行业壁垒与文化基因这“三重门”，牢牢锁住了民营企业飞翔的翅膀。可喜的是，在制度和文化的重压下，出现了突围之军。 互联网的骤然兴起，提供给了民营企业一个自救的窗口，于是一批张朝阳们、陈天桥们和马云们突围而出；又如在新媒体领域，分众的成功也是一个例子，江南春在国企虎踞龙蟠的传统媒体中找到了不受重视的细分市场，成就了分众传奇；甚至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服装生产业中的PPG，也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搅得老大哥雅戈尔不得安宁，他的成功也在于利用互联网这样的媒体，创新地将直销模式引入古老制造业。 这些零星的成功案例是我们研究民企命运中的欢欣点，在制度的重压下他们能突围而出更得益于企业家个人的创新精神和国企对新技术新模式缓慢的反应速度。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民企突围的希望之星，那便是：在人类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新领域里，在旧有制度无暇覆盖的细分市场上，一群具备创新精神的年轻创业者所创立的民营企业。 他们能否带动中国迎来迟到的商业文明？能否建立受世界民众尊重的伟大企业？又是否会在人类文明的典籍里留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特而先进的商业思想？ 这些问题也许需要几代人的思考和努力才能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