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汪丁丁 标题，我是照抄了盛洪许多年前关于公共选择问题在《读书》发表的一篇随笔的标题（似乎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大家都不喜欢的制度”）。我要探讨的却不是公共选择而是市场的一些较少被探讨的性质。 被称为“市场”的社会过程，是被称为“公共选择”的社会过程的特例。在十分广泛的条件之下仍然存在的公共选择过程，它的许多性质未必可以传递至只在非常苛刻条件下才可存在的市场过程。例如，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只要考虑到实施效果，很可能必须依赖于在它之前存在着的其他政策。政策不能独立于历史。换句话说，公共政策总要保持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但是当我们考察人们的市场行为时，在许多场合，可以忽略历史因素，或以诸如个人偏好及生产函数这样的“技术”假设来涵盖历史因素。因此，只要技术不变，历史因素就是被给定了的，不会影响行为主体在当下的选择。这意味着我们在市场里的选择，独立于选择的历史。这一推测很重要，它表明市场是“近视的”。虽然，或许在其他一些场合，市场比任何其他机制更“远视”。这一类探讨，应另文叙述。 布罗姆利在200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里回顾了下列事件：1819年，欧文说服英国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棉纺厂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并规定16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其后，1825年和1831年，这项法律进一步扩充：18岁以下的雇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并且，对21岁以下的雇工，不许夜间工作。这些规定遇到棉纺业主的强烈反对，并于1844年将该项法律加以修正，允许雇佣8岁儿童。1847年至1853年，一系列法案出台，最终规定了妇女和儿童每日工作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其中应包括90分钟就餐时间。1875年颁布的另一项法律，要求儿童必须在学校就读，直到12周岁。
一位只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当然会追问：上述立法过程是否降低了经济效率从而损害了社会福利？我觉得这一问题可以转换为一个与自然资源耗竭过程类似的重复N次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至少，这样做的结果是，问题的某一方面可以很清楚地被呈现给我们。 假设棉纺业主们在博弈的第一阶段选择自己要雇佣的儿童每日工作时间的上限，然后，在第二阶段，棉纺业主们带着自己工厂的产品走进棉纺业商品市场，参与竞争，并且他们预先知道，在同类商品中，成本较低的商品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当市场份额缩小至某一阈值时，企业将亏损并退出竞争。设第二阶段亏损并退出市场的业主得到的支付是0，设其余的业主得到的支付是1。还需要假设的是，若儿童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则N次博弈之后，该儿童将丧失劳动能力，在此前该儿童的劳动能力保持不变，此外，假设儿童及其家庭在儿童失业足够长期（例如N次博弈）之后将消亡。最后还要假设，人口增长的速度远低于因儿童丧失劳动能力而产生的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并且由此导致的工资增长，在N次博弈之后将使企业全体陷入亏损状态。 在做了这些假设之后，很明显，每一业主，只要不希望退出竞争，就应使雇佣童工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但N次博弈之后，全体业主将不得不以极高的工资雇佣童工，从而导致全体亏损。也就是说，业主们在市场里的自由选择导致了他们都不喜欢的结果。 产权学派的经济学家或许要提出解决这一困难的途径：让童工们长期受雇于企业，于是长期而言，外部效应的内置将诱使业主们在第一阶段就限制童工每日工作的时间。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才可导致工人长期被同一家企业雇佣呢？我的看法是，不可能存在这样固定搭配的“市场”。不过关于这一问题，我认为还值得继续探讨。 真实世界——诸如环境、教育、医疗、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劳动和资本的市场……我们希望它们表现出的具有良好性质的长期格局，几乎总是不能与市场参与者们基于短期利益的最优选择相容。事实上，参与市场竞争的群体内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两难困境：为短期生存所做的选择，长期而言将使生存资源全部耗竭，但短期内不如此选择就无法生存。 基于与此相似的考虑，阿罗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这样一项关于“不可能性”的命题：每一个正常运行的市场必须有一个“非市场”的运行环境，或者等价地：不可能存在无所不包的市场。 此处，阿罗所指“非市场”的市场运行环境，由法律、文化、社会规范及社会组织等条件构成。一旦这些条件统统被市场化，则市场将瓦解。他的关于“法官判决市场化”的思想实验，出色地揭示了这一命题的现实意义。 我努力要同时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和一名道德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