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相信,中国经济减速大局已定,如果统计数字不受人为干扰,那么可能面对的将不是“保八”,而是“保七”甚至“保六”的战斗。
作者:陶 冬
美国金融——全球衰退——中国实体经济——中国金融/资产价格,这是笔者对次贷危机传入中国路线图的一个揣测。中国处在传导链末端,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来得较迟,并不等于不来。 金融海啸震撼性的破坏力,来自“去杠杆化”。在现代社会,企业经营、资本运作都离不开借贷,部分消费性支出也越来越多依赖借贷。长期过度的流动性和过低的资金成本,使人们的风险意识日趋淡薄,负债比率越来越高。一旦形势逆转,银行突然抽紧银根,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可谓触目惊心。 在金融市场,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摧毁了银行借贷的信心。它们不仅拒绝拆出新的贷款,甚至收回已借出的资金。金融市场运作,相当程度上依靠借贷来杠杆投资,银行突然收紧银根,迫使猝不及防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强制性平仓套现,价格剧烈波动,又反过来加深了银行对风险的恐惧,进一步紧缩银根,造成市场恐慌性抛售。 欧美实体经济“去杠杆化”才刚刚开始。由于债市融资困难,银行风险意识高涨,美国的两家汽车销售商先后调高汽车信贷的评分标准,变相将超过46%的消费者拒之于汽车贷款的门外。美国汽车销售本来就十分疲弱,再将近一半潜在买家“去杠杆”,销售情况势必雪上加霜,失业压力势必大增。更多人失业,又会令银行进一步收紧按揭贷款、消费信贷的尺度,形成恶性循环。 次贷危机、金融海啸、全球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凸显。中国出口业已经困难重重,A股市场也受国际市场气氛影响。关于这些已有许多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出人意料的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国内经济的投资决定冲击甚大。在“直击华尔街”等媒体饱和轰炸下,企业家对经营前景日益审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非政府投资,几乎一夜间停顿,中国经济面临着失速的危险。 在需求突然软化之下,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大幅放缓难以避免,银行可能在今后两年面临2%~4%的新增不良贷款,中小企业、材料工业、房地产业均面临倒闭潮,消失多年的三角债问题也可能死灰复燃。 针对经济失速,中国政府宏观政策已由“从紧”转为“宽松”。2009年,银行信贷额度可能有近年罕见的大幅增长,利率也会大幅下降。然而银行则可能出现惜贷现象,对政府的贷款呼吁,银行会“积极拥护,审慎行动”。 换言之,中国将面临发达国家已经直面的难题:政策利率下调和流动性注入到银行便“行人止步”。银行的旧贷款到期还回,新贷款却未必批出。商业化改革上市后的银行可能第一次自主收缩银根,而时机却发生在企业最需要贷款,政府最需要刺激经济之时。银行贷款从来都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的,这一点相信在今后“去杠杆”过程中,企业和个人会有所体会。 从农民工大批失业,大宗消费全面疲软和私人投资意欲低迷来看,笔者相信,中国经济明显失速大局已定。如果统计数字不受人为干扰,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对的不是“保八”,而是“保七”甚至“保六”的战斗。银行“去杠杆化”会加深经济调整的深度和长度。 中国经济何时才能复苏?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年均10%以上的增长并非中国经济的常态。上一轮连续5年10%以上的增长,是在两个超级因素下取得的。第一个超级因素是贸易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这个因素带来了经常项目顺差的爆炸性增长,带来了流动性泛滥,带来了资产价格飙升。第二个超级因素是城镇化和房地产热。房地产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拉动了材料、家电、金融、中介等50多个行业发展,并促成了一次巨大的重化工业产能扩张。在现在这个时点,笔者看不到让任何新的超级因素可能在近期冒起。政府推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扩张性政策,也许可以将经济稳定在8%左右,不过如果没有超级因素,10%的增长很难再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了3个经济周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增速曾有5年达到10%以上,当时的超级因素是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兴起。当“价格闯关”失败后,经济迅速失速。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又出现连续5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小平南巡所带来的市场化革命、外资涌入是那时的超级因素。亚洲金融风暴为这轮扩张打上了休止符。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再有连续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加入WTO和房地产热乃是本轮经济增长的新超级因素。次贷危机爆发和全球去杠杆化,也为中国炙热的经济浇了冷水。 每次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往往有3~5年的偏低增长,伴之以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模式调整、经济体制调整。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低过潜在增速,通缩风险明显上升,企业盈利出现倒退,失业(尤其是农民工失业)上升。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相信房市、股市都难见可持续的资产价格反弹。■ (作者为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本文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