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混蛋”：孤客张弓惊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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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弓惊

　　张弓惊，1971年出生。英语言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研究生。现居北京。

　　曾供职于陕西华商报集团。任该集团所属的《华商报》(西安)、《新文化报》（长春）、《华商晨报》(沈阳)新闻中心主任、总编辑助理等职。

　　2001年主持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日报）的成功改版，任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

　　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公益时报》总编辑。

　　2002年5月至2003年9月，任中国中信集团（北京）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中信传媒集团）报业投资规划组组长。

　　2003年至2004年任厦门元通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并任《生活新报》（昆明）执行社长。

　　2004年到2005年参与创建清华紫光集团紫光传媒有限公司，任紫光传媒公司投资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9月入股内蒙古太阳晨光传媒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兼《内蒙古晨报》执行社长。并与投资伙伴一起参与北京等地多家传媒项目的投资。

　　赚钱，是支撑我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

　　六月的午后，空气有些燥热，似乎在酝酿一场雨。西安市的一所中学里刚刚结束了一个全体教师会议，会议主题是参加工作满一年的新教师转正的问题。会议刚刚结束，一个激动的男青年（也就是当年的我）闯入了校长办公室，冲到校长面前大声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转正？”

　　校长是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不是要调走吗？”

　　我愣了一下，心想她是从哪听说的？心里的愤怒并未平息，我继续说：“是不是我现在写调动申请，你就给我批？”

　　“行，你写我就批。”

　　盛怒的我匆匆走出校长室，一位老师追上来对我说：“校长已经给你办转正了，她只是吓唬你，想让你以后好好工作。你怎么还当真了？你别这样，我知道你刚到西安工作人生地不熟，你看你调到哪里去？”

　　“不行，我就要调走！”

　　我首先给《童话世界》编辑部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在大学时候就喜欢儿童文学，并写过几部连载童话（有一部还在地方的儿童节目里连续播放过），当时还任该杂志的总策划；该杂志的某位领导曾经认真地跟我谈过调我过去的事情。那边的负责人说：“年轻人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是不是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好几个人安排不过来啊……”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华商报》。当时《华商报》的老总李涛听完只说了一句话：“行，你赶紧写申请吧，就来我们这里。”

　　那是1995年的夏天，我24岁。在此之前，我是西安44中一名不太称职的英语老师，在此之后，我走上了职业报人的道路。

　　如果再往前追溯，选择这个职业也许是注定的。

　　在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写东西，当时主要是特别爱诗歌，也写散文之类。那时候文学热，我发表一个小豆腐块赚几块钱，这对于来自农村生活拮据的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赚钱，一直是支撑我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有人说做新闻是为了理想，这种东西当然有，但鼓励我有勇气一直做下去的，还是赚钱。连我爱人都说我，骨子里是很俗气的。

　　没办法，小时候的经历就决定了我注定是要走市场化道路的。从前我们家的生活非常艰辛，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年年有人生病住院，一家人永远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到了大学，我除了自己的专业英语还在好好学之外，其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赚钱上。那时写文章赚稿费，比当家教赚钱更容易。别人做家教一个月能赚几十块钱，我写文章一个月就能赚到一两百块钱。当时《当代青年》的固定栏目每期都用我的稿子；稿费比较高的《女友》杂志也曾经登过我的稿子。

　　大学毕业后，我和我爱人（也就是当时的女朋友）被分配到西安中学里当老师，但是需要交6000块钱的“进城费”。此时我上学时赚的钱都折腾完了，这6000块钱全是借的。我刚毕业一个月工资才280元，我和爱人商量，等还完这些钱再结婚。

　　那一年，我一个人干了八份工作，其中就包括在西安市委宣传部机关杂志《西安宣传》做编辑，以及做《华商报》的特约记者。

　　因为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兼职，他们给我发了一个工作证，我拿着这个工作证到哪里都可以去调查。我就拿着这个工作证去采访各个地方，回来给《华商报》写深度报道，一写写好几个版。

　　急着挣钱啊。我的兼职几乎囊括了所有我能够找到的挣钱的职位。不到一年，6000块钱全部还完了，但我的教师工作却走到了尽头。我知道不能怪校长，我的确是个不称职的老师，这一年从没给学生好好批改过作业。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她的确是想成全我；客观上也确实成全了我。

　　当我把调动申请拿到教育局的时候，教育局又让交三千块钱，我又打电话给《华商报》，李涛什么也没说，直接从他私人的钱包给我拿了钱。

　　如果说我的传媒从业经历要感谢什么人，第一个就是李涛，因为是他，把我从学校“买”出去了。

　　西安·北京·沈阳：亲历《华商报》的转型和腾飞

　　到了《华商报》，我着手组建记者部，招了好多记者，直接做了主任。直到现在，《华商报》好多干部都是我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当时一些记者最初连新闻是什么都不知道，几乎要我手把手地教。

　　在《华商报》，我精力充沛，喜欢干活，当时《华商报》一个星期出四个版，有三个版的内容是我自己采写的；我脾气不好，如果弄的东西不好我就爱骂人，别人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性格比较野，跟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交往比较多，甚至因为搞社会新闻跟公检法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哥们。实际上，我也觉得奇怪，我这些年脾气并没有变好，但是一路走来却一直没有缺过朋友。

　　当时《华商报》出了一点特别的状况，总编李涛也被停职了。此时的《华商报》群龙无首，大家人心比较浮动。我跟编辑部主任老搞不到一块去，矛盾激烈的时候，我曾当着副社长的面一脚把编辑部主任从总编室里踹出去了……在《华商报》内忧外患的当口，我被当时的社长李大灿安排来北京创办《华商报》北京记者站。我就这样来了北京，住在了北京安定门外的京宝花园，地坛西门的正对面。现在有时候路过那里，还是特别亲。

　　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但是，因为是属于被“流放”，我根本没有心思跟这个祖国的心脏、古老的文化中心亲近。我一到北京，就一头扎进了采访中，既然是《华商报》，那就多做经济的稿子。我因为几个同学在北京，就通过他们介绍，接触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当时好像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是从陕西出来的，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军扩、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人民大学的李义平、当时国资委研究中心的魏杰等等，我打听到地址电话，直接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从安定门骑自行车到北大，我一路不带喘口气。认真采访，然后回来就熬夜写稿子，都是“大篇幅”。还有就是请这些教授们的一些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到记者站开研讨会。我把《华商报》北京记者站简直办成了一个财经俱乐部了。

　　现在想想，实际上那时我就跟那些经济学家在一起聊西部大开发的话题，比中央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都早；也聊企业上市等一些很专业的问题。记得当时与宋国青在北大三角地的食堂，一边喝啤酒一边聊“游资问题”，还争得脸红脖子粗。当时我实际上不懂经济，但经济学家懂。有一次采访香港来的一个人，他讲买壳上市，我就写买壳上市，回去以后《华商报》头版发了，甚至惊动了证监会的人打电话给华商报，要求报材料过去。

　　本来北京搞记者站，是作为华商集团在北京的公关办事处，也没指望写稿子。我写了稿子，社长兼华圣集团的董事长李大灿就让我把文章直接传给他的秘书，结果我每周几乎都会把他的传真纸都用光了。

　　当时我一个外交部工作的同学跟我说互联网好，我就弄了一台电脑，学习上网。DOS状态下进入NETSCAPE系统。当时的互联网上中文材料不多，有很多英文的财经类的信息。我恰好本科学的是英文。所以，除了那些采写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我还不断地给《华商报》发互联网上的经济信息。结果《华商报》几乎成了北京版了，从头到尾都是北京站传过去的消息。

　　我来北京快三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社长的电话。那时社长要到长春办事，在北京转机，他让我去飞机场见他，说有几句话要跟我说。我跟社长在机场的停车场里见面了，我们坐在车里，他跟我说：“张弓惊，你这几个月干得好！《三秦都市报》有一个人叫张富汉，我想请他到咱们报社来。他现在要去成都见席文举，我明天也过去。你今天先去成都，跟张富汉见见，聊一聊。”我问：“我要不要先回西安？”他说：“你不要回西安，直接去成都吧!”我没来得及回去北京的住所，直接坐上飞机到了成都，见了张富汉和席文举。

　　那次的成都之行改变了《华商报》的命运。我们参观了《华西都市报》，也和张聊得很投机，我对他的想法也比较认同。张之所以请李大灿社长到成都，是因为他就想让大灿知道，我们《华商报》要做就做成《华西都市报》那样的报纸。第二天，社长到了。也就是那次成都之行，让李大灿终于下定决心，让张富汉到《华商报》任总编辑，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全面主持工作。《华商报》的腾飞也就从这次成都之行开始。

　　而我，就这样直接从成都回到西安。直到《华商报》在张富汉的领导下改版后半年，我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取行李。结果，我的行李早就被丢的不知去向了。我存在安定门地铁站的自行车，也找不见了……

　　在《华商报》报系里，我的最高职位是总编助理。记得那次在成都的时候，我偶然给张富汉讲互联网，《华西都市报》正好也有互联网。张就对我说：“互联网这么好，回去咱们也搞！”结果，一回西安，张让我做了新闻信息中心主任。

　　那时的《华商报》除了记者采访的新闻，其他新闻就都在我这儿出。一期八个版，有五个版是从我们部门出来的。这确实能锻炼人，现在《华商报》的很多干部都是出于我的部门。我这人比较喜欢揽事，一揽揽一堆，然后张富汉就把它一个个剥开。

　　张富汉说我的能量比较大，因为我干啥就一门心思想干好；不懂就学，就琢磨。我甚至当了一阵子《华商报》技术部的主任。现在《华商报》的域名还是我当时申请的，包括《华商报》早期那套基于互联网的发行软件都是在我的主持下做成的。当时《华商报》的发行系统各个站就能联网，底下订一份报纸总部即时就能看见。后来沈阳和长春那个系统也都是我做的。

　　后来我们部门分出来成为五六个部门：国内部、国际部、技术部、特稿部，还有法律协调小组，其他部门收不进去的，全放我这儿了。

　　实际上，进入报业，我最感激的人就是张富汉。应该说，是张富汉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报纸。而且，越到现在我越明白，《华商报》的成功不仅是作为报业在技术上的成功，更多的是作为企业运作上的成功；说到底，实际上也是张富汉做人的成功。有很多的报纸，在报纸的新闻运作、发行运作、广告运作上都比较优秀甚至比《华商报》更优秀，但是都没有达到《华商报》现在一样的成功，我认为就是因为在企业运作上不如《华商报》的缘故。

　　所以如果我的一生能够在这个行业有什么成就的话，首先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张富汉。他不仅领我进入了真正的市场化报业的门，更让我知道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应该怎么成熟地对待所处的市场和行政的环境；作为一个想做点事情的人，应该怎样成熟地对待所处的各种艰难和荣誉。

　　就在大家都干得不错的时候，《华商报》又出了一件事情，一篇报道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正好出在我们部门。

　　实际上那个稿子根本不是我发的，正好周末我休假，回老家去了。记者是我派出去采访的，但是发稿子却基本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第一次的事情，比如接受有关机构的讯问、在笔录上面按指印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查，调查我的短暂的人生历史，调查我与个别敏感的历史事件和组织有没有关系等等……那时候我觉得恐怖极了，但是跟家里人也不敢说，怕父母担心，怕爱人上火，那时候小孩刚一岁，我就一个人忍受这种痛苦。

　　处理的结果就是：大年初一，老张给我打电话说：“张弓惊，是这样，咱们在沈阳要办一张报纸，你去沈阳吧！”

　　我就这样到了沈阳的《华商晨报》去了。老婆孩子在西安，我孤身一人过去，一去就是一年。当时我做总编辑助理，主管采访；抓采编当然也不松劲。天天比照几家竞争对手的报纸。他这个头条，我这个头条，我一定要比他强。搞“有奖新闻热线”，并天天把昨天谁提供线索并奖了多少钱的表格在头版登载。结果，有些事件，现场我们比警察都去得早；因为群众看到突发事件，往往先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再打110，因为我们有奖励嘛。

　　然后就是搞活动，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纪念，图书馆搞展览，征集纪念品。甚至主办电影首映式；张艺谋的电影《幸福时光》首映式就是《华商晨报》主办的。中央电视台曾经都专门报道我们主办的一些活动。

　　还有，我和发行部主任杨凡青关系好，我也很爱钻研，爱揽事，就开始掺和发行的事情。策划召开发行大会，亲笔给发行部主任起草极富煽动性的发言稿，洋洋一万言，一个通宵写完，会场上杨凡青念起来简直像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开发行大会发奖，最多的时候五千人卖报人员开会，大会上奖摩托车，发行状元奖一万块钱，当时得奖的人领到大奖激动得都哭了……“黄马甲”一下子在沈阳搞成了一场“黄色风暴”，刚创刊4个月，期发行量已经40万左右了。

　　广州·深圳·昆明·北京·内蒙古：开始从投资商角度进入

　　沈阳这边搞得比较火之后，有朋友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社长的黎元江。他正要创办一份新的都市报《信息时报》。当时是12月了，沈阳是零下二十几度，到了广州是零上二十几度，下飞机以后我简直像是外星人，那一次还中暑了。

　　当时黎元江就跟我谈，请我过去，给的条件也不错，给一套一百四十多平米的房，老婆孩子的关系也都给解决。但我没直接答应，我说我得回去跟我们老板商量，我总觉得该给张富汉一个交待。

　　我回去把《广州日报》的事情跟张总说了，他说：“广州那边肯定是个好地方，而且条件又这么高，《华商报》肯定达不到；那你去吧，去了以后，如果有问题你随时可以回来。”

　　这样我就去广州了，爱人从学校也辞了职，带着小孩一起过去了。举家搬迁。我爱人心也比较细，弄了两个集装箱，连我们家花盆也用集装箱装走了，所有碗筷，一草一木，全部搬过去了。

　　黎元江号称要拿一个亿来做报纸。我们搞了一个全国巡回招聘，声势搞得比较大。但是没想到，三四个月之内，黎元江就被双规了。于是，我被通知回《广州日报》上班；我不愿意去，就在家里待业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辞职以后，有人在互联网上骂我“报业混蛋”。有次在北京碰见《华商报》第一任总编辑李涛，他给我总结说：张弓惊，你小子，做事情太猛了。那时候年轻，急于建功立业，想用成绩向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回报，也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做事唯恐力度不够，难免照顾不到左邻右舍。我认为李涛总结的有道理。

　　当时实际上可以回《华商报》，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凤凰卫视，做其所属的《凤凰周刊》。就这样打道回府到西安《华商报》上班，这不是我的性格。当时《凤凰周刊》在深圳上班，我就住在深圳，跟现在《凤凰周刊》的主编师永刚住同一宿舍。在那边事不多，一周就上两三天班，每个周五回广州，周一才过去，工资还给得挺高。我这人耐不得闲，就觉得总想干点活……在那待了三四个月以后觉得这样下去也没意思，又离开凤凰了。

　　后来又到了好几个地方，有做起来的，也有没做起来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进入报社的角度不止是总编辑或者社长，而已经开始从投资商角度了。

　　因为熟人介绍，我认识了《公益时报》的社长刘京，并进入了《公益时报》做总编辑。家这时候还在广州的丽江花园，我孤身一人前往北京。就住在三里屯南边白家庄路《公益时报》的办公楼里，风风火火地干。现在这张报纸主办“中国慈善排行榜”，在公益事业圈内小有名气。现在它的LOGO还保留我当时的设计呢。可是由于我当时对公益实在不熟悉，一年左右，就离开《公益时报》。刘社长非常重感情，我离开的时候，召开欢送会，一起吃饭。他虽然为人低调，但的确是个大格局的人，现在各项事业发展都非常不错。

　　离开《公益时报》后，我去了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做报业投资小组组长。后来这家公司改名为中信文化体育产业集团。这个时候，我开始正式像一个投资商一样看待传媒投资。当时公司总体框架设计非常大，老板一下子想做十几个报纸杂志项目。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能够做起来。

　　后来又到了云南《生活新报》，这个老板是房地产商，他叫我过去做他所有的一家股份公司的常务副总裁，主管两家报纸，一家是福州的《东南快报》，一家就是昆明的《生活新报》。我觉得在上边做主管太空洞没有意思，就兼做《生活新报》的执行社长。

　　在《生活新报》，一手抓内容，一手抓发行；最后主抓广告。当时我全家其实已经定居北京了；一个人在昆明。白天开会，抓发行到各个发行站转；晚上，在宿舍支了个传真机，还天天看头版大样。一天上班时间平均18个小时。当时发行推出“订一份报纸送一个小电视”活动，就是那种很小的黑白电视，非常受欢迎。由广东的小工厂生产，一个厂子生产不及，好几个厂子给我加工，每个电视上都有我们的商标，上面打的“生活新报”字样。几个月的时间，《生活新报》一下子火了。

　　手里有钱了以后，我给报社改善了一下硬件，把报社从昆明有名的“红灯区”（酒吧、歌厅扎堆的地方）搬到一个春城路上比较高档的一个办公楼去，全部实现网络化办公。

　　但是，我辛辛苦苦装修出来的新办公室，没有坐多久，我就因故离职了。老板当时让我先回厦门休整一段时间，可是我还是直接回北京了。《生活新报》的事业发展此时正如日中天，我就义无反顾地走了。

　　对于这次离职，我也不埋怨谁。我的解释是：李嘉诚讲过，不要和企业谈恋爱。我更加职业化了。记得我大学刚毕业在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的时候，一个创意正做的起劲，客户说：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个创意了，我会说：没关系，你先让我做完。这个时候我已经不会再这样傻了。

　　回到北京后，多少有点心灰意冷，就希望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前段时间在昆明确实忙坏了。而且，在报业一头扎进去，这么多年了，也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了。实际上说，说是休息，也没有多长时间，闲不住。然后就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在职研究生。新闻与传播学院崔保国教授对我特别好，和崔老师一起创办紫光传媒公司，我做投资委员会副主任。还参与了他主编的2005、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报告的撰写，后来这两本书都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继续做投资。和在中信文化做传媒投资的时候认识的一些投资伙伴一起，搞一些传媒项目的投资。和中石化合资做《车友报·星期5》，当时刚从《北京娱乐信报》退下来的崔恩卿做总经理，我做董事兼副总经理。《内蒙古晨报》和太阳晨光传媒公司，也是其中一个项目。

　　在内蒙古，老百姓本来是没有看报纸的习惯，认为只有开个小生意或者当领导才需要看报纸，普通百姓人家订报纸简直是败家子的行为。我们在内蒙古做了“马上送”社区服务连锁机构，刚开始先招人，拉人头，你这个发行站站长只要你多招人我就奖励你，20个发行站一个站就一两百人，一下子好多人开始订报纸；而且，对老百姓，订一年《内蒙古晨报》送大米和食用油。《内蒙古晨报》一下又火起来了，当地人也开始有了在家里看报纸的习惯。这件事情还被《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过。

　　看看，这个世界是个心想事成的世界

　　这些年投资，都算不上成功。股份进进出出，偶尔也参与媒体内部的组织再造。主要是传媒产权的问题，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在文化产业之内传媒产业之外，也试图做一些其他的项目；这些项目产权相对清晰一些，政策面相对较明朗一些。有一个好处是：做投资之后，离报业第一线远了，但是离钱更近了。投资的单笔收益往往很高，所谓“几年不开张，开张吃几年”。可是，仔细算算，发现做投资这几年挣的钱，如果把通货膨胀算进去，平均起来，和当年在报社每月领工资其实也差不多。

　　很多时候，你失去一般的，将会得到更好的。这是我多少年来的经验。说“上帝关上一扇窗就会给你开一扇门”，这个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面对困难你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它的时候，你就不会为很多东西焦虑了。

　　昨天我在我家所在小区的花园里跑步，突然有一个感觉：这个地方我很久以前好像来过。我回忆起来，可能自己在小时候就梦想过和这个场景一模一样的地方，真的梦想过。我跟和我一起跑步的爱人说，你看看，这个世界是个心想事成的世界。

　　基督教里讲“上帝的引导”，佛家讲“因果”，其实你也可以理解成你下意识里有很多能量。每个人对未来都要有信心，要相信这个能量，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如果你有信心，哪怕像一棵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心，你即使让这座山移去，它也必将移去。

　　（本文由本刊记者翟羽佳根据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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