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谭军波 谭军波8年江湖履历如下—— 2001年3月北上京城创办《京华时报》（任副总经理，2001年3月－2004年6月）；西下山城加盟《重庆商报》（任副总裁，2004年6月－2005年10月）；东进上海参与《上海证券报》的改革（任副总编，2005年10月－2006年6月）；返回广州进入《广东工报》（任社长，期间兼任《市民》杂志总经理两个月，2006年6月－2007年1月）；杀回老家湖南《三湘都市报》（任副总编，2007年1月－2007年10月）；最后，落脚东莞日报社。 八年回归： 感觉自己特别像宋江 2008年1月28日，中共东莞市委组织部正式发文《关于谭军波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我被正式确认为东莞日报社副社长，党组成员。自此，心中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 8年前的3月2日，我从南方日报社人事处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着盖了9个章的辞职信，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有一些轻松也有一些茫然。再过7天就将进京创办《京华时报》，前方的路到底顺不顺，未来的命运如何？心里确实没底。浪迹传媒江湖8年后，44岁的我带着疲惫与沧桑重回广东，回归体制内，成为组织部主管的干部，成为公务员。 在报社就职讲话中，我说：感觉自己特别像宋江，原先在体制内，后来走江湖，末了又被招安了。 8年，弹指一挥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抗日战争也就8年。外国总统一般只能干两届，也是8年。 小时候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有句台词耳熟能详：8年了，别提它了！ 这8年，经历了太多的甜酸苦辣、百孔千疮，太多的大悲大喜、大彻大悟，多少次欲哭无泪、欲说还休。这8年，既有名利双收的事业高峰，亦有人生暗淡的心灰意冷。如果要把所有的故事写出来，绝对精彩。当然，现在还不是全部呈现的时候，只能说说能说的话。 8年时间纵横东西南北中五大名城，涉及几种不同类型的报纸，体验风格迥异的管理体制，有如此丰富经历者，举国上下能有几人？能安然着陆，真是谢天谢地！ 胆子忒大：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 我生于1964年。六十年代的人相对比较传统与保守，像我这样37岁主动砸碎铁饭碗跑江湖的，属于胆子忒大，不可思议的。曾经在《南方周末》的老同事徐列（《南方人物周刊》掌门人）说：“我们这批人中你是最有活力的。”说实在的，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有些后怕，有些恐惧，更多的是幸运。 我曾经反复扪心自问：为什么会这么果敢这么坚决？ 性格使然。 我祖籍湖南湘西，历史上这里民风彪悍，出过很多土匪。而我的出生地在广东惠州（东莞原属惠州，到东莞等于回到故乡）。所以，我有湘人的血性、蛮劲、坚韧、激情与争强好斗。也有粤人的务实、温和、柔韧、灵巧与马仔意识。同时，我在部队大院长大，从小衣食无忧（我的同辈人大都体验了饥饿的滋味），比同年龄的地方孩子幸福，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敢作敢为，浪漫潇洒。我是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喜欢挑战自我的人，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人。 北京：《京华时报》 去《京华时报》源于吴海民社长偶然的一次召唤。我与他并不熟。1994年－1995年，我担任《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站长期间与老吴有一面之交。我相信他也没想到我会那么爽快地北上的。 当时，我在南方日报社的南方报刊发行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同时兼任《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工作上处于最郁闷的时候。《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的自办发行的创业期已过，公司进入一种按部就班的运转状态。日子虽然轻松舒服，但不是我要的生活。我曾经主动提出去创办一份新报纸，报社高层没有统一意见。我心情不爽，度日如年。此时，来自北京的风一吹，自然心旌摇曳，随风而去。当然，我到北京实地考察后，认定其市场竞争程度、办报水平、营销管理都比广州落后5年以上。而且，北京传媒人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思进取，这使我们信心很足，敢于北上。 《京华时报》确如我们所愿旗开得胜，并一路狂飙突进。 其实，《京华时报》的成功带有相当的偶然性。记得创刊初期，一次与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宋建武老师吃饭，他说，并不看好《京华时报》，因为有业外资金进入的报纸鲜有成功的。确实，由于观念、体制和人的问题，使合作双方总是貌合神离，矛盾不断。当时，大部分与企业合作的媒体境况不佳。 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当时不是非常强势的白克明同志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明显有争议的合作协议可能不会通过；而如果不是大家的股份对半分，人民日报社介入的力度加大，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会不会影响《京华时报》的发展呢？如果不是选对了职业报人操盘，特别是南派报人为主导，发展会这么顺吗？如果不是资金一步到位，而是像许多急功近利的企业那样采取挤牙膏的方式运作，会不会出问题呢？如果不是所有的对手不以为然，放松警惕，没有任何阻击行为，我们能够赢得那么轻松吗？ 有太多的如果与假设。所以，一个个偶然因素促成了《京华时报》的成功。 步入传媒江湖的职业报人，命运迥异，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风光，有的落魄，总的来说这个群体发展并不理想。但不管如何，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他们是一批勇于挑战自我的人，是推动中国传媒市场化的先锋战士。 多年之后，媒体与业外资金的合作寒冬降临。许多合作的媒体或萎靡不振或失败倒闭，已经进入媒体的企业或停止扩张或变卖股份甚至撤资走人。职业传媒人的群体也开始步入漫漫长夜。重庆：《重庆商报》 现任《重庆商报》社长的郭汉江先生的热情相邀是我入渝的主要原因。本人性格中有重情义的因素，怕别人看得起，怕别人对你太好。当然，与郭老板几个手下接触感觉很好，看得出《重庆商报》的报业文化不错。《重庆商报》的体制也先进，当时已经成立了汇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报纸的经营都装进去了。而且，一直在探索股份制改造。他说，你赶紧来，晚了就没有股份了。想当年，《京华时报》的总经理也是以股份忽悠我们进京的，后来报纸发展太快了，公司股份制的架构还未设计好，报纸就起来了，再后来就没人敢提股份了，因为有侵吞国有资产之嫌。如果报纸未出，股份公司就成立，我们创办《京华时报》真可以一劳永逸了。咳！世上难有两全其美的好事。 郭老板迫不及待找我的背景是《华商报》投资的《重庆时报》将在年底推出，他们来势汹汹，重金投入，且请来职业报人柳祖源操盘。《华商报》在东北有成功的扩张经验，此举势在必得。当时，郭老板的队伍，广告特别强，发行次之，采编最弱。《重庆商报》产品基础薄弱，靠广告拉动发展的模式是本末倒置的不正常发展模式。由此造成广告版值低，卖不上价，广告任意侵占报纸黄金版面，破坏报纸品相，形成恶性循环。郭急于引进一批人才弥补其短板，以便与对手抗衡。 当时的《京华时报》由于发展太快，成功病开始显现。如狂妄自大，不思进取，争权夺利，互相拆台等等，整个团队氛围并不好。我不是善于斗争的人，也不是忍气吞声的人。我感到当时的新任领导对我并没有足够的信任，虽然他是个好人（辞职后的补偿到位，从不为难我们，真正感受到人走茶不凉），但周围小人太多，影响其判断。我是不愿意在缺乏信任的环境里苟且生存的。自然，开始萌生退意。当时，有几家报社找上门。如秦朔请我去《第一财经日报》，我到上海甚至谈好了价码。又如北京筹备创刊的《竞报》也找我，等等。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重庆，因为郭老板太有诚意了。 得知我欲去《重庆商报》，柳祖源拉我与《华商报》掌门人见面，希望我去他们那里。我说，既然已经先答应了郭老板，不宜再变，否则在江湖上就没法混了。 郭老板与我以前接触的领导不同，他是做企业出身，非常重视制度建设，非常强调靠数据说话。特别是他倡导的企业文化：军队、学校、家庭，我很欣赏。 郭老板自己很低调，但他希望自己的副手高调，多宣传，多炒做，多出名。这与许多“一哥”不同。 在重庆，我无亲无故，但团队氛围好，重庆人很好打交道，从不觉得孤独。同时老板给予我足够的信任，几乎每求必应。这是一个不错的平台，使我远离北京的复杂，心情格外放松。在这里，我心无旁骛甩开膀子鼓足干劲大干快上；在这里，我尝试对旧队伍的改造；在这里，我们试验一个个创新举措，如模特卖报等等；在这里，我摸索对专刊的定位与管理；在这里，我探讨采编考评体系的建立与操作。总之，《重庆商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让我发挥，我试验了很多东西，也学到了很多。 我的离开也属正常。《重庆商报》与拥有《重庆晨报》《重庆晚报》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合并。昔日的对手变成了“兄弟伙”。失去了竞争的市场对于我们这些职业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养老，我何必跑到山城来？加上此时碰上《上海证券报》的呼唤，我正好向郭老板请辞。 有趣的是与我一起离开的还有总经理助理郭登礼，他原来是《华西都市报》负责汽车广告的，几乎和我同时被挖到重庆，现在又不约而同离开。 对于郭老板和商报团队我感到愧疚。他们待我太好了，我其实在山城很充实。我很喜欢重庆人，喜欢重庆的码头文化。在这里，我也结识了许多朋友。 上海：《上海证券报》 上海之行是场误会。我以为《上海证券报》可以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可以向《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看齐。我错了，《上海证券报》实际上是证监会的机关报，内容上的变革有局限。它也没有改革的动力，靠上市公司的有偿信息披露，每年稳收两个亿，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要变？加上新华社保守的管理体系，也不适宜改革。我的一些很傻很天真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 上海之行最大的亮点是机场发行创新。我们与一家广告公司合作，在机场成立发行站，使自己的员工进入候机楼与机桥，针对飞往北京、广州、深圳的航班进行精准投放，效果不错。而其他方面实在乏善可陈。 《上海证券报》的内部氛围很不好：山头林立，矛盾重重，同事之间互相猜忌，互相防备，互相排斥，互不信任。 不管如何，我还是要感谢关文总编辑。他提供了一个让我了解专业财经报纸，了解大上海的平台，开卷有益。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他对工作的认真细致，他用人用到极致。但我最不适应其变化多端，他也不是那种用人不疑的人。 离开上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太太、女儿对上海生活的极度不适应不习惯。女儿甚至患上重病。作为父亲，我觉得下半辈子是为女儿活着的。她不喜欢上海，我也只好撤。 广州：《广东工报》 2006年6月，我从上海回来，马上就任《广东工报》的社长。当时，《广东工报》进行体制改革。我的朋友的公司与其合作，他希望我助其一臂之力。我正好想在广州找一个落脚点，就答应了。同时，我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对外也接了一些活儿，弥补家用。 《广东工报》属于广东省总工会主管主办的报纸。全国省级工会以上都有自己的工会报，老大就是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这类报纸主要靠工会系统的订阅报款和一年一度的劳模特刊养家糊口。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我对于工会报的改革开始充满挑战的欲望。我们想采取最讨巧的方式，将一周三期（每期16版）的报纸拿出一期做《网事周刊》，从浩如烟海的网上世界整合价值信息，实际上等于网络文摘报。五花八门的文摘报在报摊上走俏，凭我们的水平应该不比别人差，何况有网络文摘的时髦概念。当然，文摘报不需要原创不需要采访，比较节省成本，是更重要的考量。我们想等《网事周刊》成功后，再上消费周刊，人物周刊等等。同时，我们天真地以为工会有福利团购的庞大资源，通过组织一些货源进行直销也是我们经营的优势（后来发现此资源也有限）。 24版的《网事周刊》在2006年8月上旬出街，反响还可以。从内容上来说，还是挺好看的。此举甚至领导了传媒的网摘版热，《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新快报》等纷纷开辟网络文摘版。后来，国内许多媒体也开始效仿南方的报纸做网摘版。但是我们要迅速占领市场必须花大钱进行前期的推广与宣传，公司不愿意。不过，《网事周刊》对下半年的《南方工报》的大收订还是有很大拉动的，比前年增长了1万份。全国的工会报发行多为两三万份，超过4万份的凤毛麟角。《广东工报》在2006年大收订算是丰收年。 玩惯了大制作，我是不可能再小打小闹的。我又想走了。当时，我还客串了《市民》杂志的总经理（2个月），“谭军波工作室”也接了一点生意做。那半年我还是很忙的。 在此期间，我思考“工、青、妇”报纸的生存问题。国家虽然整治报刊的力度很大，砍掉了许多政府部门所办的报纸。但允许省级以上的工会、共青团、妇联保存自己的报刊。我们发现妇联的报刊普遍生存得不错（如《家庭》、《知音》、《女友》、《今日女报》等），而工会、共青团的报纸举步维艰。稍微好一点的都是改成都市报的。如共青团系统的《北京青年报》、上海《青年报》，上海总工会的《劳动报》等等。这是内容决定的，妇联的报刊内容涉及的恋爱婚姻家庭的问题，具有宽泛性与普适性，谁都有感情烦恼，谁都有家庭问题，内容本身就有先天的亲和力；而工会的报纸内容就缺乏独特性，说维权吧，工会报还比不上省党报和都市报，工会内部的工作总结更是没人看的；青年报同样遇到内容的定位问题，其内容缺乏特异性，就很难讨好市场。这些报纸要走市场，要不走综合性都市报路线，要不走专业化路线，为有特定兴趣爱好的群体办报。工会干部与青年干部不能算有相同兴趣的群体，不可能针对他们办报。 我认为工会根本没必要办报，他们的工作经验总结可以放在省报上发的。这类报纸应该归并到大的报业集团。 《广东工报》的半年是我不太愿意提起的职业经历，因为很傻很无奈。 我从不避讳我的失败，我一向认为成功使人骄傲，失败使人进步。失败往往可以让人警醒与反思更多的东西，更有利于吸取教训，有益于成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处世哲学是：“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生命之旅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我是幸运的，既有失败也有成功，成功的案例谁也否定不了。而且我是非常努力的人。我的失败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从客观环境与综合因素去考量。 所谓职业道德就是如此。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要把握好自己，自强不息，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不管成功与失败，尽力最关键。虽然，每一次的离开都是我主动辞职，等于炒老板“鱿鱼”，但我与他们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因为我在那里都很努力，我的走情有可原，好和好散，我宁愿自己吃亏，也不给他们添麻烦。我觉得走江湖口碑太重要了。我认为与人为善是有力量的。不要以为靠坑蒙拐骗耍小聪明就可以得益，那只能得一时而不能得一世。我还以为吃点亏不要紧，人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所以古人说：吃亏是福。我的运气那么好，总有人赏口饭吃，是不是与我为人有关系呢？我想那是肯定的。我经常拿我经历来教育与我共事的年轻人。告诉他们：做事先做人。 我相信2006年下半年，对于《广东工报》来说，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跟着我打拼的那批人来说还是非常难忘的，我们毕竟在为一个理想兴奋过，憧憬过，奋斗过。 长沙：《三湘都市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在《广东工报》的失落在延续，2007年的老家之旅（因为时间太短暂，我宁愿称之为到此一游）是我的滑铁卢。 2006年底，接到老友朱德付的电话，他说，《三湘都市报》的老总杨山青托我请你去长沙帮他。因为，他从2006年竞聘上岗后，自主权较大，可以高薪引进人才。他说，你在工报里瞎混很快会边缘化的，还是进入主流报社来会好一些。知我者，德付也。我正想走，机会就送上门来了。 2006年12月，我驱车从广州到长沙，与杨总、德付见了一面，感觉不错。杨希望我尽快到位，2007年1月，我办完辞职手续，匆匆而别。 愿意到长沙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为湘人，却没有在老家生活过。这是一个机会，我很想了解一下家乡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同时，东（上海）、西（重庆）、南（广州）、北（北京）都生活工作过，就差中部城市了。去长沙正好圆满了。 应该说，杨总高薪请我去是顶着许多压力和冒着风险的。因为之前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从来没有从外面聘过高管人员。只有向外输送人才。记得主管人力资源部的集团副总对我说：你的收入比社长总编还多。意思我明白，报社历史上没有过，别人都盯着你，你要好自为之。中国的事就怕万众瞩目。所谓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在收入普遍偏低的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我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 但我还是失败了。我想方设法改造这支很烂的队伍，希望提升其凝聚力与战斗力，包括调整组织结构、健全制度、军训、培训、增加新人、提高收入，等等，能用的各种手段都尝试了，作用有限，效果甚微。由于长年的人事更替，走了许多优秀的同志，由于政策不稳定，遗留了太多的烂账，谁都说不清楚；内部旧的矛盾大量存在，新的团队进入，又产生许多新的矛盾。湖南人的天性是个个都想当将军，不轻易服人；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意识，喜欢孙悟空无法无天；每人都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如泥牛如海，难有作为。 不仅有内忧，还有外患。集团成立发行公司，没本事挖其他报社的发行人才，整天挖自己人的墙角。而且，做法极其霸蛮，不与《三湘都市报》编委会沟通，直接打电话挖人。弱小的三湘发行队伍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队伍人心惶惶，无所事事。6月份开始，业绩一落千丈。我们竟然投诉无门。因为高层意见不统一，下面无所适从。我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我知道，这种状态逼着我要离开了。 正好6月17日去东莞日报社讲课，陆社长告知正申请一个都市报的刊号，希望我去操盘。后来，经过几次接触了解，双方感觉非常好。而且，经过几年的流浪，我已经疲惫了。来东莞可以进入体制内，对我有吸引力。从事业的角度来说，我感到纸媒下一轮的亮点是地市报的改革发展。《东莞日报》本身的改革就很有标杆意义。地市报办的都市报如何经营，很值得探讨。而且东莞富可敌省，上千万人的城市，不缺钱，也不缺市场。在这里主持一张新都市报的创办，确实太有诱惑力了。何况，陆社长是想干事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报社形成了很好的文化，也引进了一批人才。整个报社欣欣向荣，适于创业。 9月12日，我向杨总提出辞职。习惯了半夜上班（我很不习惯）的他，生就一张青灰的脸，为了《三湘都市报》，他可谓劳心劳力，死马当活马医。他说：“如果你有好去处，我同意。如果只是离开，没定地方，还不如待在这里。”他是重情义，可以永远做朋友的人。我告诉他东莞日报社的情况及我去主持新报纸的情况，他赞成我的选择。 离开湖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湖南人窝里斗太厉害了。湖南人在老家是一条虫，走出湖南才能成为一条龙。 虽然，在长沙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但我们从来没放弃过努力，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如我们与邮局签订排他协议，在报刊亭固定位置贴导读海报，效果很好。导读亮相后，我们的零售量上升明显。导读等于户外广告，它不仅导内容，还可以进行活动预告与刊登招聘广告等等。后来我们招聘发行员，发现导读效果好于报纸。在长沙，我们与慈善协会合作，进行各种募捐促销活动，比较成功。我们进行小记者俱乐部的经营，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等等。 偶有甜蜜的回忆，但更多的是痛苦。 每当痛苦来临，我会想：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会想毛主席的一句话：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会想起一句俗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流浪江湖： 一切经历都是一种收获 一切经历都是一种收获。 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状态，是我流浪传媒江湖的最大收获。 因为无依无靠，没有铁饭碗，只有泥饭碗，要靠真本事吃饭。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不能高枕无忧，放松懈怠，必须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情绪饱满向前冲；因为要不断面对新的对手新的环境新的团队新的领导，你必须强化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学习精神；别人请你来，希望物有所值，立竿见影。你没有安全感，只有危机感，必须做好随时被“炒鱿鱼”的准备。于是，你永远有压力，永远戴着镣铐跳舞，永远在挑战自我。现实逼着你必须尽快成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拥有一个积极的人生。否则，你很难混得下去。 东西南北中走江湖的历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业务技能的、团队管理的、为人处事的。人变得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我在省委机关报待过，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的子报干过，在新闻出版局属下的报纸做过，在工会主管的报纸混过，现在又在地市级机关报供职，经历了各种体制，各种报业文化，见识了风格迥异的领导，从自己白手起家建团队到改造旧团队都试验过，东西南北中的城市都工作生活过，遭遇过不同的对手，什么环境没适应过？什么难事没碰过？什么高潮低谷，甜酸苦辣没尝透？因此，人反而变得自信、豁达、宽容、坚强而柔韧。经验就是财富，有比较就有发言权。经历的人和事多，你会懂得识别好歹，不再难以取舍；懂得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懂得如何当领导与做下属，慢慢学会知人善任；知道适者生存，随遇而安；懂得欲速则不达，要循序渐进；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必钻牛角尖认死理；懂得处乱不惊，处安思危。 总之，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比许多人要踏实从容。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太羡慕你的生活了，拿着高薪到处旅游。确实，能领略不同城市的风景名胜，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群，享受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乃人生一大乐事。而且，光是蜻蜓点水式的旅游，根本无法认识城市的精髓，只有住上一段时间，或者在当地工作，才能深刻地了解城市，了解当地人。我比别人幸运，走了那么多地方，结识了不少朋友，吃了不少美食，领悟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地域文化。但由于压力大，工作忙，时间紧，我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去逛风景。在重庆，本来打算去云南丽江与四川九寨沟的，那可是西部最美的景观，值得一去再去的。却因为总觉得有机会而失之交臂；在上海，本打算要游遍江南风情小镇的，没想到那么快就走了；在长沙，本想一个个名人故居都走完的，最后也没去几处；即使在北京那么久，想自驾游玩遍周边城市的计划，实际上也没有兑现。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有人说，一个城市与你相关，不是风景有多美，而是这里有你牵挂的人，或亲戚或朋友。我与许多城市有缘，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我将来不忙的时候可以开着车游遍中国，弥补8年中的遗憾。 有人说，你为何走的城市越来越小，从首都、大上海、直辖市、省会城市，最后到地级市。其实，走了一圈，我感到年轻时想做大事可以去大城市，要生活便利还是在二线城市。就拿办事停车来说，在北京上海，我觉得人的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路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小时算近的。一天一般只能办一两件事。停车更是麻烦事，收费贵还不容易找到地方。还是在二线城市舒服。在东莞，车随便停，一般还不要钱，去哪都近，也不堵车。或许，我已经老了，越来越喜欢小城市了。 终于发现： 走江湖是极其危险的 在东莞日报社的就职演说中，我说：中国的现有体制，并不适合职业传媒人的生存。 我国的传媒强调的是“喉舌”功能，采取的是“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它既像官场，又似企业，不是纯粹的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企业。媒体的主要领导的任命更多是考量政治因素，而不是经营业绩。所以，媒体的头儿多是“政治动物”，而不是职业传媒人。于是，传媒职业人的生存环境就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群体必须是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下才能健康地成长。 虽然，有了一些企业介入媒体经营，但原则上是不能控股的。不能控股对上市公司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无法合并报表。而且，企业只能经营发行与广告，核心产品是不能碰的。营销是建立在产品之上的，投资者无法控制产品，人为将一个整体分割成了两半，上下脱节，经营能顺畅吗？所以，几乎所有的进入媒体的公司与报社都出现这样那样的纠纷与矛盾，合作并不愉快。即使真正能控制产品的企业，也只能像“鬼子进村一样”悄悄地进行。可想而知，如此环境之下，职业经理人的生存自然非常恶劣！ 职业经理人收入偏低也是重要原因。传媒业不像互联网、房地产、金融、证券、家电等等行业，可以拿出较高的年薪聘请职业人。传媒业竞争激烈，利润很薄，整个行业收入偏低，媒体自然出不起大价钱聘请职业传媒人。 尴尬的体制、非纯粹的市场环境，使传媒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环境尤其恶劣。市场没有通行的游戏规则，即使签了合同也没有多少保障。职业传媒人被骗被黑被欺负的事儿时有发生。每当矛盾出现，你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强大的国有企业，胜负早已注定。
空降兵水土不服是常有的事儿。你新来乍到，要适应新领导，了解新团队，熟悉新环境；你不可能像足球教练带一支完整的班底，否则你会与老团队发生严重冲突；你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必需循序渐进，不宜操之过急；你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可能遇到的所有无奈与郁闷。 恰恰因为如此，真正混得好的职业传媒人要不就是幸运，遇到一个好领导；要不就是特殊材料铸造的，绝对是人精。 有些人对我有误解，为什么到哪儿都干不长。其实，我也不想啊，每到一个地方，都想留下来的。在重庆，报社送了一套房，我打算安家的；在上海我们一开始就看楼盘，想买房。还讨论户口如何进上海；即使在长沙，我们一开始也看了几处小区。想在老家安居乐业的。周华健的一句歌词颇能代表我的心声：“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我从来不想“习惯性流产”。太多的迁徙对家庭也不利的。太太搬家搬怕了，女儿转学转怕了。我们挣的钱许多都贡献给了民航与铁路了。这种生活好玩吗，我不觉得。但每一次离开似乎都是上天注定的。我不再敢信誓旦旦了。不过，但愿从现在起能安顿了！ 我终于发现，走江湖是极其危险的。做职业经理人难，做传媒职业经理人难上加难。要想在传媒行业有更大的作为，还是要进入体制内。 我很走运，搭上了末班车，我心想事成，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