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新时代的财富不是拘泥于生产关系的盘根错节，他们在新的增量空间中找到了生产力的活力，创造财富。而这种阳光财富，与权力无关.
本刊记者 刘琦琳
“我见了马云，邀请他到广东发展电子商务”，“他的一些想法是很有远见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采访两会的记者说道。两会热点很多，然而，广东省领导接见阿里巴巴集团（www.alibaba.com.cn）董事局主席马云的新闻尤其让人眼前一亮。一个是位高权重的省委书记，一个是中国新财富的创造者、带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商人。我们说接见无疑还是依稀存有外交辞令的嫌疑，说会晤，更能说明这种见面在象征意义上的划时代和见面双方交流的平等性。 马云们的象征意义
作为中国电子商务教主的马云，这个掌控几十亿美元资产的浙江商人，在互联网的世界早已是无人不晓，其语出惊人、特立独行的风格更是引得很多年轻人将其作为中国财富的神话人物来崇敬和学习。然而，我们回顾历史，从春秋战国的吕不韦到晚清的胡雪岩，他们作为商业精英，除了由商而仕的自我选择，作为商人本身从未获得名正言顺的话语权：吕不韦还是弃商从了政，对晚清社会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代首富胡雪岩，却也要给自己的社会身份一个圆满：二品顶戴。 他们或者成为皇家迫不得已求助的备用金库，或者作为钱权交易的时代悲剧，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商人与政府人士的直接、平等的对话几乎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马云与汪洋的对话也可以说划时代：作为一个新财富时代的剪影和印证。 喜欢金庸武侠小说的马云，最欣赏的武侠人物是风清扬，一位无招胜有招的世外高人。在中国电子商务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就财富与权力的关系看，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种超脱的手法：阿里巴巴的方式，不在于打通多少外贸渠道，而是通过互联网，给国内的中小企业与国外买家以及他们之间，直接的建立一个互通互联的平台，而中国尤其是江浙一带庞大的中小企业集群，成为这个平台的受益者，也成为马云财富神话的基石。 同马云一样，张朝阳、丁磊、李彦宏、陈天桥等等，这些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开拓者和新财富的拥有者们，成为很多年轻人追逐的创业偶像，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他们财富的阳光，财富中权力成分的稀少。与稍早于他们的企业家如王石、柳传志、张瑞敏等不同，他们更年轻，他们创业过程中走过的权力的限制更少，互联网的浪潮让这些人的成功宝典中少了一些为人处世的繁琐和艰难，多了一些个性的张扬和坚持，能力的喷薄和自信。 马云们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当中国商人摆脱官商的客场地位，由男三号升至新空间的男一号时，他们在财富创造方面的成就使得权力也主动投来配合的橄榄枝，我们才可以再来看新财富语境下财富与权力的新关系。 财富与权力的新关系 在社会沿革的历史渐变中，从来是科技、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力量的进步，政治力量再在相对稳定的时间段内限制其他力量的改变。这点，中国没有例外。 但在许多对中国充满神秘感和不解的外国人眼中，中国商人和中国经济的成功包含了太多的中国特色，而这种特色，多半是中国渊源颇深的官与商的缠绵。所谓“关系”，也正说出了世界对中国的不解。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旧财富向新财富的转变，我们也可以从国际对中国商业的认识上获得一种讯息：万科（www.vanke.com.cn）、海尔（www.haier.cn）甚至IT领域的联想（www.lenovo.com.cn）未必可以作为哈佛商学院MBA的案例分析，而阿里巴巴的商业实践却两次进入了国际的分析和学习的平台，充分说明了新旧财富的世界普适性的不同。 新财富的创造者们，没有在生产关系上纠缠和权衡，他们奔向了一个全新的增量空间：最初由互联网和两亿多网民赋予的互联网财富。当因特网贯通世界，它带给中国的意义不仅是信息渠道的畅通，更是新财富增长方向的变化，而想要在这种变化中取得成功，并不需要经过权力的许可，在互联网的平台上，面对的是世界公民的需求，这种直接的对话，架空了权力，也让中国和世界有了更多对话的机会和契合点。而这种效果的达成，仰赖于企业家，更仰赖于时代本身。 在这种新的格局中，财富与权力似乎换了一下主客场：财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称谓的商业时代，而权力则为财富充当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服务型政府，来规范新财富行业的发展，而这，是新财富本身所不能及的。 新财富是怎么弱权力化的 我们谈到，阳光的新财富，通过寻找生产力的增量空间，而不是纠缠于生产关系的封闭区间，寻找到一种摆脱权力和人为因素困扰的清平大道。那么新财富是怎么达到了权力对财富影响的弱化呢？ 科技创新和产业模式的变革是新财富弱权力化的主要贡献者。回顾互联网产业，这个十年前还不能让权力侧目的行业，是科技发展带动财富增长的最佳佐证。 人们惊讶，除了石油和美元，还有能直接与财富产生联想的事物，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塑造了百度（www.baidu.com.cn）、搜狐（www.sohu.com.cn）、阿里巴巴，也成就了李彦宏、张朝阳、马云。而科技，如华为（www.huawei.com.cn）与中兴（www.zte.com.cn），使得企业家们也可以游刃于权力的边缘任由科技产业的发展去创造价值。 而且我们看到，科技力量创造财富的增速，快于权力对这种变化的反应。这种速度避免了财富与权力的正面冲突，使得新财富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最快的增长。 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中，新财富的增长部分源于这种权力羁绊的弱化，那么，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及其带动的产业，必将还能达到更好的发展，正如刚刚脱缰的骏马，中国真正创新财富和创意产业的到来，又将是令世界惊叹。 当中国的商人们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实在的经济学，他们会更快的融入到世界发展的洪流中去，而他们绝不逊色于国外同行的才能与胆识，也将带领中国商业更高速、更轻快的发展。在滚滚流动的改革浪潮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尴尬的男三号，而是越来越风光的男三号和他们手中越来越阳光的财富，而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激荡中，最振奋人心的收获。 新男三号的十个上升通道 姜奇平 一、提高国民幸福水平，既是社会的，也是商业的 网络时代国家竞争同与往时代一个重要不同，在于国民幸福水平的竞争。这种竞争已从主导价值的实现能力，转向了多元化主体价值的实现能力。以美国的国民幸福指数和日本的“国民酷”（GNC，国民酷总值）为代表，关注点日益从代表主导价值的同质性的幸福，转向了多元化的快乐。这既是社会进步方向，又是商业增长空间。 正如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所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Dieneretal.1993)。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联性就会消失”。 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如果有钱对于快乐（幸福），只有2%的贡献。到了人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一国仍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全部“宝”，都押在这2%上，就会有巨大的执政风险。那就是，人民可能“端起饭碗吃肉”（比喻“有钱”，即“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放下筷子骂娘”（比喻“不快乐”，即人民群众不满意、不幸福）。为人民谋幸福，只有把工作既做在2%上，也做在98%上，特别是通过市场经济满足98%的需求中的一大部分，才能保证人民群众不会因为98%的幸福都不是由你谋的，而产生离心离德。
客观规律显示，在低收入阶段，有钱即快乐。到了人均收入3000至5000美元后，有钱难买快乐。仅仅提高GDP，难以继续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为人民谋幸福，必须从大规模同质化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转向多品种、异质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多元化、异质性的精神文化满足，要求发育个人快乐的微观生成机制。这是男一号与男三号值得达成的第一个共识。
二、在增量改革中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平衡 传统的男三号与男一号关系中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走到了同一个存量空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分同一块蛋糕，例如，有小煤窑的空间，就要挤掉大煤矿的空间；要搞大钢铁，就要整垮小钢炉……这种现象发生在所有传统产业的领域。由于时间久了，人们忘记了中国增量改革的传统。 走出双输困境的办法，是在新的增长空间，实现男一号与男三号之间的相对利益调整。大力扶持新男三号，在一系列新的增长空间，打出一片新天地。例如，互联网增值服务业，就成为新男三号的天下；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让男一号羡慕不已。印度的新男三号，主动选择了现代信息服务业，与印度男一号实现了双赢。这样的空间，是“老”男三号看不见的，一定需要新势力，要靠新男三号。 三、减少文化贸易逆差 减少文化贸易逆差，是男一号与新男三号的又一利益共同点。保护新男三号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是减少文化贸易逆差，增强文化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曾经有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文化市场文化产品进出口的“贸易逆差”渐趋明显。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输出和引进版权的比例约为1∶8。第54届书展上，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国内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0.4%；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我国图书只有4610种，仅占1.37%。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演出交易会上签订的82项意向书中，大部分也是“引进”项目。这种状况现在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 前些年，在我国有关部门密集出台政策，限制游戏发展的时期，正是韩国游戏占领中国市场75%以上的时期。这种局面直到我国转变为鼓励游戏产业发展时，才得到扭转。 汽车业之后，日本要发展的，不是洗车业，而是洗脑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是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观念而赚钱，也就是让别人花钱被洗脑。日本外相在《文化外交的新构想》演讲中明确提出，日本应大力开展“动漫外交”，他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已经抓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年轻人的心，这是我们外务省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仅举一例，日本兵侵略中国时，还知道去拜关帝庙。而在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游戏中，故意设计花钱收买关公的情节，让中国儿童在文化基因上串种。中国人用文化贸易逆差来让人洗脑串种，这显然是日本关东军想做而做不到事。 在这个领域，男一号与男三号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将主导价值与多元化的主体价值人为对立起来，排斥新男三号在多元化的文化产业领域有所作为，结果必然是在主旋律不及的维度中，造成巨大文化贸易逆差，花钱被洗脑，最后反过来损害主旋律的维系。 四、提高价值认同和日常生活质量 准确地适应与把握不同时代的价值认同取向，是文化国力形式的软实力的具体体现。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认为，由合法性的认同产生公民社会，拒斥性的认同产生公社与社区。 工业化时代的认同，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级”的形而上价值展开的。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考察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后认为，现代人继承的相互冲突的道德观，是现代性境遇中自我把握或定义“善”的结果。 到了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时期，认同的重心，已经从形而上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转向了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吉登斯指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 网络时代的价值认同，更多强调生活方式和商品消费的积极意义。强调在互联的整体中，发挥个体的主体意识。强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价值认同的新方向。 对年轻一代，光唱高调是不起作用的，要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追求时尚、追求“酷文化”的道理所在。想通了这一点，新男三号的建设性作用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他们在追求自身商业成功的同时，就提高了社会认同。 五、为人民服务与为人人服务趋同 尊重多元化的主体价值有利于将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提高到个性化水平。通过电子政务，推动服务型政府向更高的水平迈进。反过来说，新男三号为人人服务的商业，将越来越多具有公共服务色彩。 从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观点看来，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治理理论，都还没有彻底回到政治本身。因为他们语义中的政治，还只是一种本质，一种抽象；而每个公民的利益是具体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就是从本质的抽象，再回到现象的具体，使公共行政可以响应公民个性化的公共需求。就是不光要讲政治大道理，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替老百姓办实事。 现代公共行政，相当于公共品的大规模生产，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定制了，做做秀可以，但挨个去满足，就相当于个性化定制，它的成本太高了，不可能实现。 通过加强对社区的电子政务建设，通过居委会、村委会上网，提高对广大非上网群众的服务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可能比勉强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重复发达国家的做法，更符合中国特色，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未来，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将出现趋同的走势。公共产品服务与私人产品服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男一号与新男三号，将在服务这个共同理念下走到一起。共同把为人民服务变成更为实在的“为人人服务”，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满意的服务。 六、提高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推动自主创新 当我们提出“创新型国家”时，创新的背景含义，在国际上，正在发生更新换代式的升级。创意在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显，尤其在以人为本、艺术化创造方面，体现了从技术创新到人文创新的话语转变。重视人文创新对技术创新发挥的基础作用，有利于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 信息化这一新现代化条件，使传统“创新”概念中隐含的“创意”内涵，越来越被作为创新的主流含义突出起来：从创新的内容来看，创意更强调创新的人文内涵，创新不光是针对中间生产手段和工具的技术创意，而且是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创造性响应；从创新的方式来看，一方面更加强调创意是原生态的创新，一方面更加强调创意是“活”的创新。对创新的生命有机性方向的强调，使全球创新潮流，呈现出哈佛商学院教授罗布·奥斯汀所说的从“工业化制造”向“艺术化创造”的转变。创造而不是制造、艺术化而不是工业化，成为创新的新意所在。 尊重多元化主体价值，是发挥人的创造性，鼓励创新的前提，它有利于推动我国向创新型国家方向转型。在这方面，男一号倡导，新男三号响应，可以发挥合力。 七、满足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深层文化矛盾，源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物质和文化生产，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具体来说，温饱阶段形成的以物质需求满足为主的生产体系与文化生产方式，与小康乃至更高阶段的日益升级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 在网络时代，随着经济发展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能源等物质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信息资源、知识和文化资源等精神资源，精神文明本身也会产业化，而经济建设本身的重心也可能向文化方面倾斜。出现所谓“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现象。比如，消费文化，可能发展成融精神文明、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产业发展于一体的经济现象。 倡导多元化主体价值，有利于在全面建设小康阶段，进一步满足社会生产目的，解决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既是男一号的追求，也是新男三号的追求。 八、用中国创意覆盖中国制造 日本文化产业超过制造产业，主要是基于主体多元化价值满足基础之上。其中，动漫产业、游戏产业、时装产业都形成了相当规模。游戏产业的利润超过汽车工业。文化产业超过制造产业。 中国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男三号过于集中于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领域，加之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即使男一号的国有企业不挤他，男三号也站不住。印度经验表现，民营企业主动选择上游产业发展，是取得自身地位的保障。 当前，创意产业成为发展中国家继软件业后的又一重大机遇。它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化遗产、视觉和表演艺术、出版业、纸质媒体、新媒体、设计等。创意产业与宣传事业在规律上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要把宽容、鼓励多元化主体价值的发展，摆在发展的第一位。 以新男三号为主力军团，发展面向出口的网络文化创意产业，将使中国获得不亚于印度软件业规模的机遇。据联合国4月公布的《２００８创意经济报告》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５年，中国内地创意产品出口表现引人注目，已经从１８４亿美元上升到６１３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第三），成为世界第一。足以说明这一产业发展的潜力。政策对头，中国制造的种种问题，都可以通过中国创意来克服。男三号不要空喊有没有地位，有为才能有位。印度政府象供佛一样“供”着塔塔集团、INFOSYS和WINPRO等新男三号，这地位是他们自己争上游的结果。 九、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特别是发达城市、沿海地区率先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以满足物质需求为主的制造业的比重将不断下降，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为主的服务业的比重将不断上升。产业结构调整是新男三号脱颖而出的机遇。 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升级，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但是这取决于男一号与新男三号能不能配合得好。 吴敬琏认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不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环境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主要是一种非人格化交易。而非人格化交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的规则体系。没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就会让人望而却步。 男一号与新男三号，只有牢牢树立为网民服务的观念，把“服务”作为弥合分歧的粘合剂，男一号致力营造服务环境，新男三号把服务产业化，改变过去那种男一号直接提供服务，以工作代产业，男三号提供制造产品的低水平分工，才能真正把中国的网络服务产业发展起来，进而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正面的、积极而巨大的推动作用。 十、惠及全民，促进社会和谐 新男三号与男一号的最大共识，应是惠及全民，促进社会和谐。对于男三号来说，网民越多，网上的生意越多，自己的天地越宽。社会越和谐，买卖越兴隆。对于男一号来说，惠及全民，理应与掌握最先进的服务手段、服务技术的新男三号结合起来，通过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更有效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的成败，不光取决于目标的正确与否，还取决于手段的先进与否。信息化作为最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可以创造出比工业化生产方式更为先进的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的新的效能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可以充分发挥信息和知识资源的外部性特性和公共产品制度创新的潜力。数字化、网络化的“千手观音”，利用大规模定制的新商务方式和个性化响应的新政务方式，通过广泛的网络资源共享，与经济社会实体结合，为人人办实事、谋幸福，将大大提高为人民服务、进而为人人服务的效能，实现“谋幸福”水平的质的飞跃。 说来说去，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关系，新男三号要在共赢中成长，要在新的机会空间中成长，这是他的前途所在。 中国两类企业家代表人物一览表 彭海涛，1984年出生，现年24岁，成都锦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锦天科技）董事长。2002年9月，彭海涛退学离开大学校园专心做游戏开发，成功制作出了highway高速全3D实时网络游戏引擎；2003年9月，锦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两年时间公司员工已达到80人，并成功入驻成都高新孵化园。2006年12月，《风云》正式推出，并迅速近入国内最好的3D角色扮演类游戏行列。2007年7月，锦天科技被盛大收购，使其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 戴志康，1981年出生，现年27岁，康盛世纪CEO。初中时，就编写了第一本DOS程序书。他在大学时开始潜心投入电脑编程，2001年开始创业。2002年在开发了CrossdayBulletin(CDB)论坛后台、2.0版本和3.0版本之后正式改名为现在的Discuz!。2003年10月，戴志康推出新版本，Discuz!进入高速轨道，销售平均每个月增加30%。2005年业绩增长的一倍，使康盛世纪公司员工扩张到了六十多名，收入在600万元左右，成为社区软件领域的龙头老大，也成为了中国最早，最有影响力的PHP开发者之一。 陈天桥，1973年出生，现年35岁，盛大网络董事长兼CEO，17岁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因成绩优秀提前一年完成学业，顺利进入上海著名企业陆家嘴集团。1999年，26岁的他创立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网络动画。随后，借网络东风，成功地从中华网融资300万美元。2001年初，与中华网分手，利用与中华网合作的“剩余价值”（约50万美元），于当年6月买下了韩国网络游戏《传奇》的运营权，开始其发家之路。30岁身价超过40亿元人民币，目前身价86.3亿人民币。 丁磊，1971年出生，现年37岁，网易公司首席架构设计师，1997年6月，创立网易公司，网易成立后的最初两年，丁磊把资金和精力主要放在开发互联网应用软件上，同年11月，推出了中国第一个双语电子邮件系统。2000年3月，丁磊辞去首席执行官，出任网易公司联合首席技术执行官，专注于公司远景战略的设计与规划。以财富90亿元身家成为新的“2006胡润IT富豪榜”首富，2007年网易第四季总收入达6.22亿元人民币（8,530万美元）。目前身价75亿人民币。 张朝阳，1964年出生，现年44岁，搜狐网董事局主席兼CEO，1996年张朝阳在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和MIT斯隆商学院爱德华·罗伯特教授的风险投资支持下创建了爱特信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1998年2月25日，爱特信正式推出“搜狐”产品，并更名为搜狐公司，同年10月他就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数字英雄"。于2000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NASDAQ:SOHU）。2004年8月，荣获国际管理学会“年度杰出经理人奖”。 马云，1964年出生，现年44岁，阿里巴巴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95年4月，创办第一家网上中文商业信息站点“中国黄页”网站。1999年初，马云以50万元人民币创业，开发阿里巴巴网站(www.alibaba.com)。2001年，阿里巴巴推出“中国供应商”服务，向全球推荐中国优秀的出口企业和商品，同时推出“阿里巴巴推荐采购商”服务，与国际采购集团沃尔玛、通用电气、Markant和Sobond等结盟，在网上进行跨国采购。曾被美国亚洲商业协会评选为“商业领袖”，目前身价已达到67.5亿人民币。 陈久霖，1961年出生，现年47岁，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1997年接手净资产仅为21.9万美元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并使其公司业绩迅速起色，很快垄断了中国国内航空油品市场的采购权。到2003年，公司净资产已经超过1亿美元，总资产达到30亿美元。他本人也以490万新元的高年薪被称作“打工皇帝”。后因涉嫌发布虚假消息和内部交易等行为被新加坡警方拘捕。 冯仑，1959年出生，现年49岁，万通集团主席，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1991年，开始领导并参与了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使不足千人的万通集团在几年内总资产增长逾30亿人民币，被称为中国的“戴尔”。 张桂平，1951年出生，现年57岁，苏宁环球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大学毕业后张桂平先后在南京市勘测设计院任技术员、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任科长。1987年创立了苏宁公司，专业经营民用、商用空调器。15年来，苏宁在张桂平的领导下，从最单一的经营五金家电、空调销售到今天已发展成为集房地产开发、医药科技、旅游、投资、汽车贸易、星级酒店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 王石，1951年出生，现年57岁，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32岁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33岁组建“现代教科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1988年，中心正式挂牌上市，同年万科发行中国大陆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开始涉足房地产业。1994年荣获深圳市第一届“优秀企业家金牛奖”，并于2000年6月，组织倡导了“新住宅运动”。目前身价达到1.92亿元人民币。 曹德旺，1946年出生，现年62岁，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行政总裁，1987年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1993年，福耀集团作为第一家民营中外合资企业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占具了国内大约一半的汽车玻璃市场，还占据了美国市场大约10％的份额，并成功通过奥迪等汽车豪华品牌全球采购质量认证。2008胡润慈善榜排名第14名，其身价达到181.9亿人民币。 柳传志，1944年出生，现年64岁，联想集团董事，联想控股总裁。1967年曾在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科院计算机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40岁时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从国有民营小企业，成长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旗舰型企业集团。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05年，联想控股综合营业额1081亿元，总资产达到622亿元，缔造了联想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