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丁志杰 陈雪婷 如果从佛罗伦萨算起，金融中心的变迁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当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的伦敦开始。100多年来，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08年5月，北京市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使得国内的金融中心竞争白热化。以史为鉴，放眼世界，立足国情，对构建中国金融中心体系不无裨益。 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 在全球大大小小几十个国际金融中心中，只有伦敦和纽约是全球性的，加上后来崛起的东京，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伦敦：第一次产业革命成就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中傲视列强，伦敦也逐渐成为全球生产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伴随着19世纪最后20年国际金本位制的确立，英国积累了大量黄金储备，英镑成为国际贸易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和支付手段，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一战前得以确立，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国际贸易紧密相连。英国将产品销往到世界各地，又将赚取的资金输回伦敦。国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使伦敦将国内业务扩展到国际业务。伦敦成为资金供给方、需求方的中介，为世界贸易提供结算和融资服务，从而使伦敦金融交易日益活跃，大小银行相继产生，银行体系日益完善。另一方面，英国开始对外输出资本，在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进行投资，成为最大的债权国。 纽约：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使经济实力一次再一次地飞跃，为纽约成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美国1865年的南北战争，华尔街为北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纽约也因此超越费城，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1914年，一战爆发，美国选择中立，积极发展本国经济。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1％，1929年迅速上升到48％，世界经济中心开始转移至美国。1939年二战爆发，本土又一次远离战场的硝烟。二战之后，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纽约的贸易和金融活动日益繁荣，美国扩张资本输出。美元也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击败英镑，成为货币霸主，纽约与伦敦双雄对峙。美国利用政治手段和军事力量，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在亚非拉地区援助参战国恢复国内经济，纽约也将金融活动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东京：东京在日本自由化国际化进程中，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虽然是二战中的战败国，但却经历了1955至197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进入80年代，日本金融界开始了自由化的进程。随着自由化、国际化的深入，日本经常项目出现大量顺差，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国际资本流动随之加剧，东京的国际金融活动也随之活跃繁荣，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在东京设立分支机构。在自由化过程中，取消了对日元兑换的限制，日元成为国际性货币。目前，东京是亚洲第一大金融中心，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 融资证券化掀起国际金融中心新竞争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全球开始掀起金融自由化浪潮，出现了融资证券化趋势。在国际融资活动中，债券融资超越银行融资，后来居上，股票海外上市融资也成为热点。融资证券化也掀起新一轮的国际金融中心较量和争夺，纽约、伦敦、东京相继大刀阔斧改革，以顺应趋势。 纽约五月花革命：20世纪70年代，为进一步提升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美国进行了五月花革命（MAYDAY）。1975年5月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取消固定佣金制，实现证券交易手续费的自由化，允许各经纪公司在收取佣金上自由竞争，可以按交易额的大小决定佣金的比例，相应取消交易集中于证券交易所的限制。佣金的自由化使证券公司面临收益减少的压力，一些券商就拓展服务范围和水平，推出“全套服务”进行竞争。另外，券商为了吸引小额资金，开发清算性账户，它推动了美国金融创新，促进了券商之间的竞争，资金吸收能力增强等，为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自由空间。 伦敦金融城大爆炸：在美国五月花革命的压力之下，伦敦感到地位不保，于是，英国1986年10月开始实施金融大爆炸（BIGBANG）改革。改革紧紧围绕恢复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展开的，改革内容涉及一系列措施，包括实现证券手续费的自由化，降低印花税率；废除证券自营商和经纪商相分离的制度，经纪人可以兼做自营买卖；伦敦证券交易所还开放外国证券商的加入，允许他们成为会员等等。可以说金融大爆炸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彻底巩固了伦敦最大金融中心地位。不论是银行贷款还是股票交易、外汇交易等，伦敦比纽约都略胜一筹。 日本版金融大爆炸：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金融业受到重挫，大量的金融资产和交易活动离开东京，而伦敦、纽约却在不断发展完善，为了参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角逐，1996年日本政府实行了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日本金融业的“三化”，即自由化、公正化和国际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僵化的金融体系，扩大了金融机构的活动范围，增强了各种市场上的竞争，巩固和提高了东京的国际中心地位。但是，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的效果也远没有达到制定者的预期，在改革过程中，问题不断。例如1997年出现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规模金融机构破产，日本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有违初衷的作法等。正因为如此，东京通过改革占着世界第三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其交易规模还有国际影响力远远逊于伦敦和纽约。 离岸金融中心的兴起与纷争 二战后兴起的离岸金融中心是逃避金融管制的产物。它主要是在货币发行国以外从事该货币的存放借贷业务。1929～1933年大萧条以后，美国实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管制。为了逃避管制，美国的银行想到把资金转移到美国以外。同时，欧洲国家的重建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大量资金流往境外形成欧洲美元。伦敦抓住这次机会，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削弱了纽约金融中心地位。一些“避税港”，（taxhavens）如巴哈马、巴林、开曼群岛等，用税收制度、监管制度等方面的优惠，吸引世界各地的银行。其他地区争相效仿，离岸金融中心遍布全球。 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的特点是资金流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且免征有关税收；资金来源于非居民，也运用与非居民；市场上几乎没有实际的交易，金融活动局限于记账和转账。优惠的政策便于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不论是从金融机构数量、类型还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总量，离岸业务规模都非常庞大，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 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影响美国市场的地位，因为离岸业务大多数是美元业务。为了争夺离岸金融市场，美国又推出了国际银行业便利。1981年12月3日，美国通过法律正式允许包括欧洲美元在内地欧洲货币在美国境内进行交易，开创了美国的离岸金融业。纽约最早开始进行国际银行业便利，极大的促进了纽约的离岸金融业务，国际银行业便利设立使负债资产规模迅速膨胀。但一些规章条款又限制了其后的发展。使得美国设立国际银行业便利的初衷远未达到。 美国继续采取行动限制其他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通过反洗钱、反税收、反恐等国际行动，对离岸金融中心的严格银行保密、税收优势进行挑战，抑制其进一步发展。此外，美国还通过经合组织，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向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的优惠税收政策发难。对巴哈马、开曼群岛等纯粹的离岸金融中心造成了严重打击。 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自由化将缩小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的生存空间。之前为了规避管制，大量资金才涌向这些避税天堂，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管制的放松，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力量、高素质的人才和完善的市场基础设施，尤其是衍生产品市场的扩大，更是给国际金融中心提出了高的要求。巴哈马、开曼群岛等靠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国际业务的手段越来越失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分布的趋势开始渐渐收缩。 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与较量 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竞争始于香港与新加坡。60年代，美洲银行首选香港，但香港政府不愿意取消15％的利息所得税。而新加坡利用了这个良机。1968年10月，新加坡政府把经营亚洲货币单位的执照发给美洲银行，正式推出亚洲货币单位，从此新加坡亚洲美元市场正式启动。到1970年，新加坡政府共批准花旗银行、华侨银行、汇丰银行等16家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共吸收存款3.9亿美元，初步形成亚洲货币市场。 20世纪70～90年代，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竞争加剧。1965之后，新加坡发展迅速，而香港由于保留利息所得税和对外资银行经营限制，发展缓慢。1973年1月，香港废除外汇管制，境内外金融业务融为一体。l978年，放宽银行执照限制，使得大量外资资银行涌人香港开业；1982年，撤消对外币征收15％的利息所得税，极大刺激了境外货币资金的回流。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继续积极出台措施推动金融发展。1972年，新加坡取消了对亚洲货币单位20％的准备金规定，并免除了对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的印花税。1973年，批准居民和企业投资于亚洲美元市场。1978年，取消外汇管制，允许居民对外进行投资。80年代，新加坡又进一步放宽了对外资持有银行股份的限制，将外资银行持股比例由20％提高到40％。到了80年代末，香港和新加坡都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 在此期间，亚洲地区的马尼拉、台北和曼谷等地也构思建造金融中心。但是由于自身条件有限，这些地区的金融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也说明通过竞争，一个地区内金融中心的数量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能建成金融中心。 至今港新之间的竞争仍在继续。此时香港竞争的特点是主要以大陆为靠山,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大陆的经济发展为香港维持金融中心提供了保障。新加坡积极扩展其他市场,尤其是衍生品交易市场获得了迅速发展,到2007年,新加坡金融衍生产品日交易量占全球的4.1%,超过香港,香港的占比为3.1%。 此时，孟买成为区域内金融中心的焦点。早在1995年，印度就曾提出过一项《孟买赶超香港》的计划。2000年，印度又制定了把孟买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行动计划。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为孟买成为金融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JP摩根和德意志银行都将后台业务外包给孟买；高盛和美林先后在孟买建立了咨询与证券交易业务；雷曼兄弟也在孟买建立了分支机构，外资的涌入为孟买金融业的扩张带来了大笔资金，与曼谷、马尼拉不同，孟买的发展是在国内良好的体系之下进行的，因此当今亚洲区域金融中心的角逐场上多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 对中国的启示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与竞争中可以看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存在具有聚集性和历史惯性。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伦敦和纽约并没有因为新兴的金融中心的出现而没落，充分体现了金融中心具有聚集效应和历史惯性。金融机构聚集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伦敦或是纽约，可以方便快捷地找到律师、会计师、保险精算师等专业的人士。 历史经验也表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地区之内只可能存在一个国际化金融中心。伦敦位于欧洲，纽约位于美洲，东京位于亚洲，各洲除了这三个国际金融中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金融中心，如苏黎世、法兰克福等，但是这些金融中心始终远远落后。就算在一个区域之内，金融中心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如亚洲一直持续的就只有香港和新加坡。 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日渐成熟，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潜力为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经济基础，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债权国。尽管东京是三大主要金融中心之一，但地位与纽约、伦敦还相去甚远。亚洲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被认为是潜在的有力竞争者。 中国的金融中心建设热已经持续十多年。最引人关注的是上海和北京。1992年，上海首次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根据2006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制定的目标，上海拟在2010年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框架，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2008年5月6日，北京市《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首次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此外，还有20多个城市都曾经有过打造金融中心的设想。 中国经济覆盖面大，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应努力发展国内地区性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经济中心城市功能，形成几个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群。一国可以存在多层级金融中心。如美国，在以纽约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了华盛顿特区金融决策中心和芝加哥、波士顿、休斯敦、洛杉矶、旧金山等若干个区域金融中心。每个城市的金融功能不尽相同，共同服务于全球与全国的金融市场。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国家应有整体布局和谋划。上海、香港和北京三地要协同发展，以整体实力和优势成为亚洲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拥有中国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都设在上海，因此有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中心。香港由于宽松的环境和雄厚的基础，继续努力发展成为离岸金融中心，包括成为人民币的离岸金融中心。北京与华盛顿一样，朝着国家金融决策中心、管理中心、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的方向发展。其他城市主要是服务于国内市场。这样，中国金融中心体系发展才会形成优势互补、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才能避免落入恶性竞争、功能单一、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的怪圈，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打造一张合理、完整的金融中心网络。 （本文作者丁志杰为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陈雪婷为对外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