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肖知兴 前些天我到马德里参加西班牙出口促进局举办的活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做主旨发言，大意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现在碰到了一个百年不遇的三连劫：第一劫是次贷危机，第二劫是通货膨胀，第三劫是欧美经济与亚洲新兴经济体之间巨大的贸易失衡，尤其是美中贸易失衡。三个危机一环扣一环，错综复杂，纵有回天高人，料必也无从下手，所以这次如果能避免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就算是万幸了。
宏观经济学不是我的专业，对于那种人言人殊，18个经济学家恨不得有19种不同意见的宏观经济问题，我早已习惯了采取一种姑妄听之的态度。但克鲁格曼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我自然更为留心一些。别的方面不说，从中国经济的角度看来，中美贸易失衡的情况看起来确实是难以持续。巨大的出口顺差，在内靠的是秦晖老师所说的“低人权竞争优势”，通过牺牲劳工利益、掠夺资源和污染环境来为全世界提供制造品，无论哪一方面，付出的都可能是下几代中国人都无法还清的沉重代价；在外因为中国的高能耗、高资源、两头在外发展模式，对全球资源看起来永无止境的渴求以及我们一些国有企业采取的一些未必合乎国际常规的资源获取手段，使得国际舆论最近出现对中国的强大反弹，虽然未必公平，但都是这个危机的体现。 在企业层面，危机更是累积到了风雨如晦的时候。在汇率、劳动力和原材料等多重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中国广大的出口型企业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最艰难的时刻。创新、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上地位上升等命题在逻辑上没有问题，却都显得是隔靴搔痒，因为在“美国发行，中国制造”的这种大的经济格局下，温水煮青蛙，很多企业已经被无可奈何地锁定在这种低成本制造商的位置上，不创新是等死，创新是找死。横竖是个死，得过且过吧。 我以前从管理学的角度，总是倾向于去责备这些企业的老板鼠目寸光，现在从宏观经济结构的角度看来，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他们。谁不知道打国内市场，发展内需是方向，但在目前国内市场的二元经济格局下，品质好一点的东西，农村和内地市场买不起，不需要；城市和沿海市场又早是国际品牌的天下，以他们的技术和品牌积累，再加上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大多数行业的中国公司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日化、饮料、家电、手机、汽车和零售，一个个行业，上演的都是一两个中国拼命三郎赤膊上阵，与跨国公司的斯巴达方阵叫板的场面，悲则悲矣，壮却未必。 与这种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住宅、股市、当代艺术等各个领域出现的“中国泡沫”。比如房价，仅我熟悉的北京、上海的住宅市场，从SARS前到现在四五年间，价格翻了四五倍的绝不在少数。一些花园如巴掌般大、树木比牙签还细、貌似豆腐渣工程的所谓别墅，动辄上千万、几千万元，非常幽默。股市之疯狂，更是丧失了基本的经济逻辑。1989年日本泡沫最高峰时，世界市值最大的20家公司里，日本占了14家；2007年底，中国的这个数字是8，而日本的数字是0。过几年水落石出，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这个数字是几？当代中国艺术市场更是滑稽透顶，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与廉价中国制造品如出一炉的那些丑陋、呆板、夸张的所谓当代中国艺术品，动不动就拍出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天文价格。热闹的是，这次粉墨登场的所谓抵制巴黎美展事件，一下子把这些所谓大师们顶在秃头上的艺术面纱撕下来了，更戏剧性的是，又一把掼在捧他们臭脚的西方人的脸上，也该。 在管理层面，这个泡沫的体现是所谓“中国式管理”的那些腔调。与经济领域的低人权竞争优势形成绝配的是愚民文化、洗脑文化和权术文化，确实是天下无双、如假包换的中国“国渣”。这些国渣，虽然早已被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学者唾弃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被不争气的后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垃圾堆甚至茅厕里重新捡起，高高供着，引为至宝。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以对整风运动的扎实研究而名震中外当代中国研究学界，揭示了交代思想、“割尾巴”和“洗澡”这些我们熟视无睹的“规定动作”背后的学理逻辑。我告诉他，你在中国企业家中名声很大嘛，很多到香港的老板指定要买的就是你的著作。他哭笑不得，因为很多老板都把这些当作企业管理的成功典范、最佳实践来学了。做学问的，被误读到这个程度，确实是徒唤奈何。 我中欧商学院的同事SteveWhite教授原来研究日本企业，现在研究中国企业，谈到所谓中国式管理时，他非常外交地说，有没有中国式管理我不好说，但据我所知，当日本企业开始讲日本式管理时，大概就是他们不再虚心向外面学习，开始自我封闭，开始退步的时候了。我希望中国企业不要因为中国式管理而走向自我封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但我们那些被泡沫冲昏头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们，正在憋足劲要搞出一个与西方一较高低的中国经济模式、中国管理模式呢，日本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