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对热钱的定义以及热钱的估算方法都采用了最宽的口径。我们定义中的热钱不仅包括短期国际资本，也包括长期投机性资金
次贷危机将导致美元、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逐渐衰落，但是由于短期内看不到可以匹敌的替代货币与替代市场，因此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过程将是极为漫长的
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累计下去，则中国将会反复出现被美国金融危机所绑架的局面，“美国救市、中国埋单”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要真正激发民间的服务业投资，就必须放松政府对于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让民间资本充分进入 撰写“热钱”报告的初衷已实现 任文：作为一名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您的名字却已经在公众和学术界广为人知，这显然与您作为主要执笔人在今年6月份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有着相当的关系。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境内的热钱规模高达1.75万亿美元，几乎可以与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等量齐观。这份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与财经媒体的激烈争论。您能否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篇报告的估算结果显著高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论？ 张明：在这篇研究报告中，我与合作者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中国经济基本面因素突然逆转，可能有多少短期国际资金撤出中国？
因此，我们对热钱的定义以及热钱的估算方法都采用了最宽的口径。我们定义中的热钱不仅包括短期国际资本，也包括长期投机性资金，例如未汇出的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在对热钱方法的估算中，我们在使用传统的“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之外，还分别估算了通过贸易渠道以及FDI渠道流入的热钱规模。此外，由于可能撤出中国的短期国际资金规模不但包括流入的资金，还可能包括流入资金产生的利润。最后，目前国内大多数人仅计算了2005年至2007年流入的热钱，而我们的时间维度是从2003年到2008年第一季度。 这份研究报告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的，也引发了大量争议，但是它客观上推进了学术界与舆论对于热钱问题的讨论，实现了我们撰写这篇报告的初衷。 在团队中的定位与经历有关 任文：我们看到，尽管某些职能部门对这份报告有些异议，但报告的观点和统计手段，却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显然与您背后强大的研究团队密不可分。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 张明：我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在所里我们有一个出色的宏观经济研究团队。这个团队中的成员在宏观经济、国际收支与汇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金融市场等方面各有所长，互补性非常强。以这个团队研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RCIF）工作论文与财经评论系列，近年来在业内取得了良好反响。我在这个团队中负责跟踪国际金融市场，近期研究的领域包括美国次贷危机、主权财富基金、短期资本流动等。 “75后”缺乏长期研判宏观经济形势的经验 任文：作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40、50年代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您认为老一辈经济学家们最值得学习、最宝贵的精神是什么？ 张明： 我个人认为，老一辈经济学家们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在于，他们具有对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具有追求真理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关怀弱势群体、关注民生的人文主义情节。 老一辈经济学家们经历了多次的社会动荡与经济起伏，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规律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例如，由于他们对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期衰退记忆犹新，他们并不赞同次贷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的乐观判断，最近一段时间的危机深化证实了他们的判断。基于对历次中国高通胀的亲身体验与缜密分析，他们认为目前国内的需求过热以及通胀压力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因此还不到显著放松货币政策的时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老一辈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因为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经验科学。任文：作为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同龄的70年代人，您觉得您这一代经济学人最大的优势与缺点是什么？ 张明： 我个人或许并不能代表其他的70年代经济学人。我只能对自己的情况稍作分析。 从优势上来讲，我们可能对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工具更加熟悉，能够更快地了解国际范围内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我们可能在英语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更方便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我们可以更加熟练地利用互联网获得海量信息与资源。 从缺点上来讲，我们缺乏长期研判宏观经济形势的经验，经历的周期性波动较少，在对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容易犯错误；我们缺乏深厚的人文学积淀，例如历史、哲学等，这使得我们的研究论文很像是工具的演绎，而缺乏深度的思考；我们经历的波折与坎坷较少，与老一辈人相比，我们相对缺乏世事洞明的智慧与忧国忧民的情怀。 支持人民币升值与支持资本管制并不矛盾 任文：在之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激烈讨论中，您所在的社科院世经政所一直支持人民币升值，因此被人视为立场偏右。在之前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讨论中，您所在的社科院世经政所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放松资本管制，因此被人视为立场偏左。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立场的变化？ 张明：我所在的团队并不关注诸如立场之类的问题，我们试图对每一个经济学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 我们支持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在于汇率升值有助于纠正中国的内外部失衡。一方面，汇率实际上也是一国制造业（生产贸易品）与服务业（生产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汇率长期保持低估，使得过多的资源流入制造业，形成制造业过度发达，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局面，这也是我国长期内需不足，不得不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源。而人民币升值有助于资源由制造业流向服务业，改善我国产业结构畸形的局面，有利于构筑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以出口创汇为目的的外贸政策也必须进行调整了。通过压低要素价格与环境成本的低附加值出口，实际上透支了中国经济的未来。人民币升值客观上有助于促进这一调整。 我们并不讳言，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目前全面开放资本项目还不成熟。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目前国内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金融市场尚未发展成熟，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投资策略也尚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放开资本项目，很可能在初期导致大量短期资本流入，迅速吹大资产价格泡沫。一旦短期国际资本在赚取不菲利润后撤离，则中国的国民财富可能遭受严重损失、金融市场可能一片惨淡；第二，目前中国金融行业尚未充分对民间资本开放。如果在对内开放尚未完成之前，就对外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则中国民间资本将在来自国有金融企业与外资金融企业的激烈竞争下，永远没有发展壮大的那一天。 我们的建议是，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中国政府应尽快实施金融市场各种价格的市场化、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建设、全面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金融行业。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前，资本管制是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火墙，不能贸然放开。 因此，支持人民币升值与支持资本管制并不矛盾，这两项政策建议是内在统一的。 华尔街影子金融体系的终结 任文：自去年8月以来，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迄今为止仍处于深化与扩展的过程中。您是国内对次贷问题研究得比较充分的学者之一，您研究次贷危机的方法是什么？您认为次贷危机是否会对金融市场以及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张明：从去年夏天开始，我以及所在团队就一直跟踪研究次贷危机，迄今为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简言之，我们对次贷危机采用了两种截然相反但又充分互补的研究方法。一种由下而上，从具体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风险的扩散传递机制、危机的不同阶段来剖析次贷危机；另一种则由上而下，从国际收支失衡、美国的过度消费与储蓄不足、通过输出金融产品来支付商品与资源的进口角度来剖析危机爆发的深层次根源。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使得我们可以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认识与理解整个危机。 从国际格局来看，次贷危机将导致美元、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逐渐衰落，但是由于短期内看不到可以匹敌的替代货币与替代市场，因此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过程将是极为漫长的。 任文：那么，中国又应该从次贷危机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张明：第一，必须尽快调整出口与引资导向的外资外贸政策，改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为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累计下去，则中国将会反复出现被美国金融危机所绑架的局面，“美国救市、中国埋单”可能成为一种常态。第二，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能弱化，而是应该保持监管的力度。金融衍生产品不能过分脱离实体经济的规模。第三，华尔街的金融模式并不是万能的。中国政府应该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渐探寻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模式。 未到出台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方案时 任文：在外需疲软的情况下，刺激内需成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的必由之路。您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到了全面转向的时候？ 张明：在短期内通过刺激内需来防止经济增长下滑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内需的两大支柱是消费与投资。消费在短期内具有刚性。此外，由于居民是根据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预期来决定当前消费的，在国内外经济增长前景低迷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的空间有限。 在刺激投资方面，有三个潜在选择。一是房地产投资。考虑到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尚处于刚开始挤压价格泡沫的阶段，如果在此时全面取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确可能显著刺激投资增长，但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惨重的，我们可能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二是基础设施投资。然而由于前些年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已经出现明显的投资过度利用不足，通过基建来扩大投资应注意避免重复建设。三是服务业投资。要真正激发民间的服务业投资，就必须放松政府对于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让民间资本充分进入。 目前还不到出台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方案的时候。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完全消除，目前PPI与GDP缩减指数等还处于高位，名义GDP增长率依然高于潜在增长率。如果贸然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大幅削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人民币存贷款领域，特别是如果迅速放松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则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重新返回到10％甚至11％以上，但是我们不得不付出通胀卷土重来、股市、房市价格泡沫重新被吹大，热钱加速流入，之前的宏观调控功亏一篑的危险。 目前中国政府应该利用次贷危机提供的外部压力，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构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包括放松对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让国内外油价完全接轨；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等。财政政策的运用要兼顾刺激增长与结构调整，例如可以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公共支出。在中国宏观经济并未出现显著下滑的迹象之前，应避免实施过于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