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温家宝总理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研究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核准了公路、机场、核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建设项目，决定加快南水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建设进度。 上述举措出台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五个季度出现下滑，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经济增幅已经降至9%，远远低于第二季度的10.1%以及普遍预期的9.7%。不少学者预计，如果政府不能就此趋势迅速作出政策调整，未来时期经济增幅或有可能不断降低至8%以下。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曾经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增长立下汗马功劳。以1998年为例，当年起，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加之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明显回落。鉴于此，中国政府于当年起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此后数年，这一政策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至2个百分点，较为成功地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克服内外考验，并于2002年起再次迈入持续扩张景气周期。 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能够带动经济增长，除了公共开支本身能够产生需求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能通过“挤进效应”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如，政府对公共事业增加投资能够改善投资环境，使私人投资成本下降；再如，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完善医疗、养老保障，有助于私人形成良好预期，继而带出储蓄减少、消费增加等扩张性成果。 当然，凡事有利必有弊，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以“挤出效应”为典型 。具体来说就是：从需求角度来看，政府增加投资可能导致利率上升，由于私营部门对于利率比较敏感，因此伴随资金成本上升，私营部门的投资意愿趋于下降；从供给角度来看，假定社会财富总量不变，如果政府大幅度增加的公共开支效率不高，可能导致实际货币供给减少，社会物价总水平则趋于上升。 1998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带有“挤出效应”意见不一，其中否定方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其一，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政府扩大投资不会提升利率水平；其二，我国商业银行资金过剩，增发国债无非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途径，并不存在与私营部门争夺资金的问题。 上述论断自然不乏合理成分，但其可商榷之处在于：其一，中国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往往并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能拉低存贷款利率；其二，经过大力改革，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尤其在同业拆借、国债发行等批发市场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定价；其三，中国的税收增速远远快于居民收入增速，此现象实际成为了提振内需的反向因素；其四，中国的政府开支确实存在重复建设、铺张浪费等问题，只不过，由于初期边际效应较高因而部分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至少存在“挤出效应”显著化的倾向。因此，在目前外部需求趋于疲软、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以及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几乎减半的重要关头，一方面，政府应当果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避免经济“硬着陆”；另一方面，政府应在扩大公共开支（着力点为追加民生保障）的过程中并行不悖地适度减税（着力点为削减自身开支）。唯其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放大“挤进效应”、缩小“挤出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