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华:破解企业技术创新难题



    至于说“搞创新是找死”,也反映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于创新的认识和支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撰稿·苏庆先(记者)

  如何能使“中国制造”长久地赢得世界市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科技部原部长、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院长徐冠华院士指出,关键途径就是坚持自主创新、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中国制造以高价值引领世界市场、而不是以低价格打入世界市场。

  为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举办、同济大学和上海张江集团联合承办的“浦江创新论坛”即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浦东召开,论坛的核心议题,就是探讨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论坛举办前夕,《新民周刊》与徐院士进行了电话连线。

  不搞创新是等死,搞创新是找死?

  新民周刊: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并确定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但是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搞创新是等死,搞创新是找死。因为创新需要大量投入,但收效却又不能立竿见影,很多情况是:企业投了很多钱进去,几年内都看不到成果,最后因资金短缺而死掉。所以,企业哪怕是等死,也不敢贸然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去搞创新。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徐冠华:对很多企业来说,“等死”也好,“找死”也罢,都是对当前状况的一个形象的总结。

  说“不搞创新就等死”,是企业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当然也是一种切肤之痛。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就很难在竞争中生存、发展。

  至于说“搞创新是找死”,也反映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于创新的认识和支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让企业勇于去搞创新,并且有能力去搞创新。

  鼓励企业创新政府该做什么

  新民周刊: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已经成为共识,那么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呢?

  徐冠华:政府要支持企业创新,需要从环境的建设着手,把创新环境的建设,作为支持企业创新的一个基础的、主要的手段。

  比如税收政策,其核心是用税收减免来鼓励企业创新,让企业感到创新既有付出,也能得到实惠。具体来说,就是采取对企业技术开发费用税前抵扣的政策,有效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是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徐冠华:破解企业技术创新难题
  但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有些个别省市自行制订了具体细则,但在国家整体层面上,具体细则仍然没有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销蚀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徐冠华:除税收政策外,用好政府采购政策,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对支持企业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但目前这一政策急需得到落实。以前有种说法,叫做“同等优先”,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全面的,也无法实施。

  因为“同等”实际上不存在。我举个例子,比如软件,一个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如果没有经过千千万万用户的使用,是不可能发现潜在漏洞的,它需要不断修改、完善。一个小公司这样,大公司也如此,比如微软的软件就有不少“补丁”,如果一开始就要求产品非常完善,中国软件产品永远不可能进入市场。另外,在价格上,当我们的公司推出一个新产品的时候,跨国公司的产品往往通过降价把你挤垮,我国的小公司怎么与之竞争?所以,以价格和技术水平“同等优先”为原则的政府采购,容易演化为“国外产品优先”,使国内一些优秀的产品被排除于市场之外。

  再比如我们的大飞机项目,即使我们的产品取得了“适航证”,飞机搞得再好,与飞了数十亿公里的波音、空客飞机相比,我们的飞机终归是新的。如果没有政府采购支持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很难和国外产品竞争的。

  政府不宜自己操办高科技企业

  新民周刊:创新的人才投入和资金投入是巨大的,我国的中小企业是否有这种能力?

  徐冠华:我国65%的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我国54个国家高新区内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超过8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高科技企业风险大、高科技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特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不一定自己直接操办这些高竞争性的科技企业,这样风险太大,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创造环境,让市场进行大浪淘沙、优胜劣汰。

  实践也证明,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大企业(像惠普、微软、戴尔等),都是从小企业滚动发展、成长起来的;这些年来,我国的联想、海尔、华为等企业也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可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主要形式。

  为何不以高校为技术创新主体?

  新民周刊:目前很多高校在搞科研成果产业化,这是否与“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相背离?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高校应如何定位?

  徐冠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当然,高校的任务首先是培养创新人才,同时也要在科技创新中做出自己的贡献。高校的贡献应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做好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现在问题是,我们的基础技术积累不够,很容易出现创新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其二,在以企业创新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工作中,发挥高校的重要作用。

  现在很多高校质疑,为什么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而不是以高校为主呢?我的看法是,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活动的过程,它不仅包含科技的创新,还包含管理、市场、商业模式以及金融运作方面的创新。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多数大学教授或研究员都可以完成这一个全过程,即每一个人既是技术专家,又是企业家,这不现实。

  大学的自身特点决定,它们必然注重技术指标的先进性。但技术指标的先进,往往并不意味着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比如,技术很先进,但产品的价格高,没人买,它就不具备竞争力;还比如一项技术,如果不能和其他技术集成,就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是很多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成功的一个原因。

  把支持创新作为国家基本战略

  新民周刊: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如日本、芬兰、韩国等。国际学术界把这一类国家称之为“技术创新型国家”或“创新型国家”。请问徐院士,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和典型经验是什么?

  徐冠华:目前世界上有20个左右的国家属于这类国家。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开支占GDP的指标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都在30%以下。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韩国是从落后国家发展为创新型国家的成功范例。1962年,韩国人均GDP只有82美元,与我国当时的水平大体相当;到2001年达到8900美元,比我国高出9倍之多。2007年,韩国的人均GDP更是达到20000美元,遥遥领先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在半导体、汽车、造船、钢铁、电子、信息通讯等领域,韩国都比我国较晚起步,但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已走到我们前面,并跻身世界前列。

  韩国在许多重要产业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培育上取得了突出成绩。1990年,韩国政府决定修建汉城至釜山的高速铁路,并决定引进法国的技术。从1995年引进第一辆法国高速列车开始,它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已掌握了高速列车研发和制造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时速为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提出向我国出口。韩国的核电技术,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制造,前后用了20年时间,现在已经向世界输出核电技术和装备。汽车制造业,从引进日美技术到形成自主品牌出口国际市场,前后用了10年时间。移动通讯产业,从引进美国的CDMA技术到实现产业化,前后只用了4年时间,目前已占据全球90%的CDMA市场份额。

  我们研究发现,韩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把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

  一是始终致力于培育和发展自身的技术能力。从60年代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就高度注重消化吸收,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费比例达到1:5。

  二是持续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0.77%增长到2001年的2.96%,近些年来一直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远高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

  三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活动。企业研究开发机构从1978年的48个,增加到现在的超过10000个。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像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公司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的领先企业。韩国正在实施新的科技发展规划,重要目标是2015年成为亚太地区的科研中心,并进入世界前10个领先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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