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自杀开始成为公共事件，企业能做什么呢？如何让悲剧不再上演？如何重视并维护员工的心理健康？
文|本刊见习记者 孙雅男 本刊记者 谭相宜
开心之门，架起心之桥……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心理学堂，最新一期是华为大学资深老师主讲的《健康快乐的生活和工作》。” 2008年3月10日之后，华为内部的公告栏贴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宣传海报：每周一次的《沟通天地》，参加荣誉老专家的OpenDay(附华为老专家电话)；每月一次的《网络心理学堂》；每月一次的心理在线答疑；并且附了心理健康求助渠道——深圳几家医院的医生、时间、收费表及预约电话名单。 表面看似平静，内外已然波澜。此前，华为人力资源部在内部发布通告：3月6日中午，中央软件部员工张立国在深圳坂田园区食堂坠楼，经120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而十天前，2月26日，华为成都员工李栋兵从华为研发中心七楼跃下…… 近两年来，发生了六起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一直颇受争议的华为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究竟是工作压力过大还是另有隐情？是个人原因还是企业文化的问题？面对公众的非议，华为采取一贯的低调处理方式，表示类似事件只是个案，“纯属偶然”。外部人士分成两派，一派质疑华为竞争性过强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氛围“逼”死张立国，另外一派则呼吁外界客观评价华为，不应该乱扣帽子、“妖魔化”华为。 “华为最近的员工自杀事件是有些被媒体放大了。”企业心理问题专家、易普斯咨询首席顾问张西超对《中国企业家》说，“华为员工总数已经超过7万余人，以目前自杀的数据的比例来看，尚属于正常范围内，没有超过国内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某些国内高校的自杀率。” 张西超曾经两次赴华为为其专家顾问群体进行专题培训，其中一个主题是“员工帮助计划(EAP)与中国本土化”。在他看来，媒体需要关注的企业绝对不应该是华为一家，“因为中国发展很快，我们的竞争力还需要超赶，全国的抑郁症发病都在上升，而一般自杀80%-90%都是因为抑郁症，但其实我们的劳动强度还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据易普斯测查，目前国内企业里员工的心理状况“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大约每2000个人里面40个人有抑郁问题，大约2%的比例，这个和国外比，水平是差不多的”。 国际心理专家发现，每出现1例自杀，平均至少对6个人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1例自杀未遂可使2个人受到严重影响，自杀死亡给他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持续10年，自杀未遂持续6个月。当自杀这种社会问题出现在企业这个社会组织当中，对于企业内部的影响力波及范围和持续时间也许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严重和复杂。 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调查显示，中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有精神障碍者、有夫妻矛盾者和经济困难者是最容易自杀的三大人群。该中心负责人对《中国企业家》表示，其目前的主要研究对象以发生在农村的自杀现象为主，尚未把企业员工作为独立的人群来研究。 学者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谈到，中国人对于自杀问题的干预基本通过警察和医生这两个渠道来进行。但是，“警察执行的是刑，只能避免不公和不安全；同样，医生所能做的，也只是避免疾病和不适。”至于说，自杀问题所真正关系到的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和警察、医生都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和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家庭和单位构成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两大部分，当员工的自杀开始成为公共事件，企业又能做什么呢？ 即使不是血淋淋的自杀——这种敏感的话题企业往往回避，而中国人的习惯也是“为死者讳”——企业里因心理问题导致的危机事件同样令人触目惊心：2000年12月26日，美国一家互联网公司的7名职员惨遭一同事(因对工资纳税制不满和裁员危机)枪杀，酿成20世纪末美国最大的工作场所恶性枪杀案；2003年1月16日，福建省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突然被开除的员工林挺才连捅4刀；2005年5月23日，IBM员工纷纷开展罢工、游行示威，反对IBM在全球裁员1万至1.3万人…… “解决员工压力和心理问题，最有效、最全面的方法还是EAP，”张西超说。北京盛心阳光国际企业咨询公司运营主管肖广兰告诉《中国企业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尤其是今年初，大量客户主动来找我们，反映他们特别需要这样的服务，希望了解我们怎么样能够提供……但是坦率地讲，在中国能够真正成套引进科学的、系统的EAP服务的企业，目前应该还是很少。” 在西方，企业普遍采用一揽子解决方案——员工帮助计划(EmployeeAssistantProgram，简称EAP)来帮助员工维护心理健康。EAP在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美国，60至70年代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应用。美国流行一种说法：只有两种东西是500强企业无一例外都要购买的，一个是电脑，另一个就是EAP。500强100%购买了EAP服务，中小企业也有70%在使用，肖广兰说：“这还是90年代的数据，后来没人统计这事了，因为太普遍了嘛。” 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EAP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直至2001年3月，国内第一个完整的EAP项目——联想电脑客户服务部引入了员工援助计划。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大众、中国移动、平安保险、东软集团、龙湖地产等也使用了EAP或相关的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2002年5月7日大连空难，西安杨森有3名女性员工罹难，该公司在处理后事时特别引入心理干预……但跟国外相比，中国企业对员工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舍不得下本钱，这也是为何近年来华为等屡屡现出员工自杀事件的重要原因。 “EAP可以体现企业人本管理的文化，这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平衡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工作机器。”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FESCO)副总经理张艳珍对《中国企业家》说，“EAP如果用好的话，会有连锁和正向的作用，最终帮助企业提升效能。”有研究表明，企业为EAP投入1美元，将有5至7美元的回报。肖广兰说，美国对EAP的投资回报率(ROI)有硬性指标：比如员工用EAP之后医疗、法律诉讼的费用，缺勤率、离职率以及危机事件有没有下降等，其投资回报率一般为1：4甚至1：10。 “EAP同时也是对公司管理层的教育，告诉领导人面临员工自杀问题应该怎么办，培养管理技巧。”3月21日，易普斯总经理郑华辉在上海举办的“中国EAP与职业健康心理论坛”上说，“在中国，EAP是希望10%的有心理疾病的员工真正享受到治疗，让90%的员工转变观念。”肖广兰认为，企业能够和应该做到的是心理保健师的角色，以预防为主，至于到了治疗阶段，“企业心有余而力不足，就需要医学的力了。” 在已经启动EAP的企业中，美国和欧洲企业EAP咨询热线一年的平均使用率为6%-8%，而中国企业基本上处于8%-14%的区间，这与中国人含蓄、不爱表达、抵触心理咨询等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EAP的低普及率与高使用率的对比亦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张西超还提醒道，“很多心理咨询都专门提出‘80后’特别是‘85后’的问题，企业里自杀的也60%以上是年轻人，他们心理比较脆弱，难于管理。” 其实，自杀问题与中国社会变迁中体现出的各种复杂性问题一脉相承，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中写道。关于自杀的陈词滥调加缪说：“自杀是惟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弗洛伊德也曾断言：“我们越是文明，我们就越不幸。”也许每个人内心都有或深或浅的自杀情结，自杀具有“普世性”，而当自杀发生在企业语境下，企业该如何为员工构建一道诺亚方舟？在中国的土壤上，盛行于西方的EAP是否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带有强烈人本管理气息的EAP之利器究竟能否穿透中国企业文化的顽石？ 至少，“我还是愿意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很正向地引导一些东西。”FESCO的张艳珍说，“不希望把读者的视线吸引到自杀、崩溃这些事上。”至少，“悲哉，痛兮！愿张立国君式的悲剧不再上演！”与华为同城的某企业在悼念其前员工张立国的内部邮件中写道：“愿各位兄弟同事以此为教训，珍惜生活，珍惜工作，更加珍惜与你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们，更加珍惜部门和谐的大家庭氛围……员工快乐就是生产力！” 最终说来，作为方法论的EAP要回到企业的价值观上。“通过经济可以看出一个社会是否重视秩序、安全、和谐……”《时代周刊》在1971年的索尼封面中称，“在这方面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典范，而在西方则被称作新教伦理。”中国的企业应该追根溯源，体现“来自内心火焰般的职业渴望和欣喜，来自青春的活力和庄严”(作家E.B.怀特语)。 (本刊记者雷晓宇亦对本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