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30年前，正是发轫于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当此新的历史时期，惟有继续抓住“三农”问题这一重中之重，方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解决“三农问题”有赖于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有赖于更加自觉地继续解放思想。应该看到，一方面，通过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等举措，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受制于城乡分割、地权不清等矛盾，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三农”问题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此判断准确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适应农村发展新的形势，抓住农村发展新的重点，破解农村发展新的难题。 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在于统筹城乡一体发展，而其要点则在土地和户籍，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点因素往往相互支持，相互强化。如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不仅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对于农村地区来说，亦因为就业压力的释放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传统村落的再造和土地制度的稳定。 但是，伴随前期改革边际效应递减，当下农村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的矛盾是，不能流转而细碎化的土地很难适合经营的需要，有限且不稳定的承包期限也很难给出投资的愿景，由此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既不具备内生的推动力，又很难吸引财政转移支付以外的外力介入。
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势必诱导农村地区人口红利进一步流失，由此可能为下一步改革带来的挑战是，城市迫于就业、社保压力趋强而愈加无意于放松户籍管制，户籍管制则进一步强化二元结构并因为农村社保问题不易解决而胶着于现有土地承包模式。 上述困境造成的踯躅无法排斥另一项重要变量——不断加快的工业化进程，而这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和棘手。有调查显示，近年来，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征用、土地出让和市场交易三者的价格比已经达到1∶10∶50。很显然，这种土地价格的剪刀差不仅导致农民利益进一步流失，且在客观上构成了部分地方政府“以乡养城”的不当激励。 当然，由国情决定，中国的土地、户籍制度复杂而敏感，其改良和改革必须也必定将遵循渐进有序之原则，不过，遵循这一原则与继续解放思想和加快农村改革并不矛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实践已经表明，解决问题的智慧必须以解决问题的勇气为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