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经济下行与银行风险防范



文/王世华

  

  从2007年开始,中国进入新一轮通货膨胀时期。2008年8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4.9%,涨幅连续4个月回落;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10.1%,再创十余年新高。自2008年5月以来,PPI与CPI的走势的背离进一步扩大。由于PPI同比增速不断创出新高,一段时期之后PPI的上涨将会传导到CPI上,因此CPI可能在以后再度走高。在通货膨胀的阴影依然存在的同时,国民经济先行指数显示经济下行趋势日渐明显。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会怎样、经济下行的趋势会持续多久、新时期的宏观形势对银行业有何影响等问题已成为热点问题。本文关注宏观调控和经济下行环境中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重要风险以及银行应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通货膨胀阴影犹存       经济下行趋势增强

  1.对CPI的回落谨慎乐观

  从统计数据看,近期食品价格涨幅回落是导致CPI涨幅下滑的首要因素,另外价格上涨翘尾因素减弱也引起了CPI走低。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成为PPI上涨的主要因素。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近期的CPI下降表明为治理通货膨胀采取的收缩银根、控制信贷、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我们需要审慎看待CPI的未来走势。除了考虑到PPI和CPI的严重"倒挂",还要考虑到其他一系列因素:大众通货膨胀预期依然比较强烈、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能源价格依然处于高位、世界经济步入通货膨胀周期、外汇储备继续增长对货币供应增多持续形成压力、价格管制下存在隐性通货膨胀等,对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须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2.短期与长期因素、国内与国外因素叠加引起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如果通货膨胀失控,最终会造成经济严重下滑。而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常常会伴随有经济增长下滑的副作用。紧缩的货币政策通常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首选"药方",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管理通货膨胀预期,避免在通货膨胀传导中成本推进与需求拉动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紧缩的货币政策特别是信贷控制有利于抑制中国投资"过热",促使经济增长速度不致较远地偏离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中国目前出现的经济下滑看作为治理通货膨胀恶化这一短期因素引起的副作用,以及经济下行向潜在经济增长率附近的回归。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超过两位数,往往伴随有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如果经济增长较慢,则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至9%-10%并长期保持平稳增长的情形,而让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由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需要密切关注的是宏观调控政策产生的一系列不对称效应,以及诸多经济矛盾可能导致经济剧烈下行以及未来的增长潜力降低的情况。例如,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众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三农"等"贷款难"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果因通货膨胀长期处于高位,货币信贷政策不能放松,那么可能出现众多经济体经营困难甚至纷纷倒闭,进而引起失业问题加重及其他矛盾激化。

  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因素的变化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更值得引起关注。另外,世界经济的下行走势也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动荡及剧烈下行风险。近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说明"次贷危机"的影响在不断扩大,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世界经济运行已进入一个调整阶段。除了在金融领域受到系列海外投资损失的冲击,在外贸领域中国也正受到外部需求减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等因素的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与FDI驱动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能否真正进行适时调整的考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在广东已出现了大量的出口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许多企业经营难以持续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困境。如果中国不能顺利向内外需平衡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完成包括制造业升级和加快发展服务业在内的产业结构转型,那么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冲击,中国经济将存在着剧烈下行的风险。

经济下行环境中银行可能面临的风险

  1.在通货膨胀处于高位的情况下,从紧信贷政策的持续及经济下行可能使得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上升虽然受到生息资产规模增长及利差扩大、实际所得税率下降、从紧货币政策下银行对中间业务的重视以及银行创新增强、综合化经营步伐有所加快等因素,近期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增长仍保持在比较好的水平,但宏观调控政策对贷款规模及投放节奏的控制使得银行的预期利润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而可能促使商业银行利润大幅下降的一个主要风险来自于在宏观调控及经济下行的环境中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的上升。银行信用风险的上升可能主要来源于下列五个方面:

  一是随着从紧信贷政策的持续及经济下行,大多数企业的盈利状况转差,许多企业的还款意愿及还款能力下降,原来存在的一些信贷风险特别是中长期信贷风险可能突然爆发,银行的担保、承诺、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一些表外业务的风险也相应加大。

  二是随着限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等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执行力度的加大,银行对所涉行业的存量贷款和增量贷款的风险来自于在宏观调控及经济下行的环境中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的上升险加大。

  三是随着近期"次贷危机"出乎意料的进一步恶化,金融市场可能持续动荡,银行持有的一些海外相关资产可能遭受违约损失或者价值缩水。另外,随着世界经济走势步入衰退,中国面临的外部需求放缓,受此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进口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早先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汇率升值挤压部分外向型企业利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出口部门可能面临较大的挑战,进而导致银行对出口行业的信贷风险提高。四是在股票市场不景气与货币政策紧缩的状态下,一些企业的财务风险加大,相应贷款银行的信用风险随之加剧。中国一些企业的收益有一大块来自于资产市场投资收益,由资产市场波动引起的企业收益变化可能对企业甚或企业集团的信贷链形成冲击,

  进而影响到银行的贷款质量。五是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以及从紧货

  币政策的持续,一些房地产商的资金链可能出现问题,进而引起银行信贷风险上升。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大中型商业银行持有较大比例的房地产行业信贷资产,如果房地产的价格出现超过20%甚或超过30%的急剧滑落,将对银行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除了可能对银行的资产质量造成直接冲击,还可能通过抵押物的价值变化影响银行信贷资产的价值。最坏的可能是:如果出现利率上升、股市下跌、不确定性增加与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相伴而生的情形,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将加剧,抵押与信贷相互作用,信贷紧缩与经济紧缩相互影响,可能使得经济大幅放缓甚至衰退,进而使得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面临较大的风险。过去十几年中,国内商业银行在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下发展很快,而近期有可能面临经济下行的考验。

  2.利率变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风险加大,银行"利差"的缩小将会较大地减少银行盈利

  中国目前利率政策的运用受到国际资本流动、企业总体上对利率的小幅变化不够敏感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管理层对利率变动的政策运用比较谨慎。目前来看,分析利率变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风险主要应关注三个方面:首先是利率变化对银行利差收入的影响。不对称的存贷款利率变动会直接引起银行的利差变化,例如从2008年9月16日开始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而存款基准利率不变的货币政策带来了银行净利差减少的风险。其二是利率变化对银行资金业务的影响。其三是利率变化对众多实体经济单位的影响,及反过来对银行信贷不良率的影响。考虑到存款利率上调会直接增加银行负债成本,另外存款利率上调将使固定收益市场的收益率同步走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成本增加,估计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贷款利率上调幅度的不对称加息政策出台的可能性不大。但从2007年2月至今,由于通货膨胀高企,居民存款实际利率持续为负,2008年2月曾达到接近-4%的水平。存款实际利率持续为负不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置,这样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利率变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风险加大。

而银行"利差"在将来存在缩小的趋势,这使得中国商业银行需要在战略经营的层面上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长期以来,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增加对管制利差形成了较大的依赖性,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利差收入。这些利差收入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国家规定的、非市场化的存贷款利率差而取得的。这种利差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但不会长久维持。随着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直接融资的发展等经济金融领域的深刻变化,国内商业银行的收入绝对性依赖于利差的经营模式难以持续。商业银行需要未雨绸缪,为在未来利差缩小的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3.回收银行流动性的政策使得部分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依然面临考验,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得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增加由于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大量增加,依然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央行将继续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等对冲工具管理银行体系流动性。相比之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成本似乎更低。一般来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持续上调将提高银行低收益率资产在生息资产中的比重,从而降低银行利润增长速度。另外,持续进行回收银行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与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降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其具体影响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存贷比的状况以及吸收存款能力的强弱。由于近一段时期以来股票市场持续震荡下行,存款呈现快速回流银行的趋势。目前银行的流动性总体上比2007年末增加了,但一些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可能依然面临考验。比如,据人民网2008年5月29日报道,截至2008年4月末,突破存贷比75%上限的股份制银行达到7家。中国许多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通常是:规模迅速增长--资本金不足--补充资本金--规模继续增长。在资产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流动性常常会呈趋紧之势,因此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

  另外,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得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增加。汇率升值有利于抑制能源和原材料等进口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并有利于降低"双顺差"从而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更好地控制中国"流动性过剩"产生的源头。汇率升值总体上有利于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是一种"内外兼顾"的紧缩政策。从目前来看,对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内外失衡"的调整仍未完全到位,因此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尚有一定升值空间,决策层很可能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允许汇率继续升值。但由于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出明显的单边快速升值态势,按中间价计算累计升值幅度达到6.5%,达到2007年全年的升值幅度,而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未来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可能趋缓。另外,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双向波动趋势可能增强。由于人民币汇率衍生产品市场还不完善,国内银行间市场的金融衍生产品缺乏,只有外汇远期和掉期两种,汇率风险难以完全有效对冲,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得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增加。例如,据对各家银行年报的分析,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这三大银行2007年的汇兑净损失共计约为156亿元人民币,截至2007年末的外汇净敞口共计约为2093亿元人民币。未来如果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银行汇率风险仍将增加,并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趋势的增强使得银行的交易性汇率风险增加。

  银行为提高盈利能力应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随着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不确定因素的增多,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受到诸多市场环境变化的不确定影响。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研究和预判,提高前瞻性,做好风险防范,并扎实开展管理变革,力求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在通货膨胀阴影犹存以及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应注意采取下列风险防范及化解措施:

  1.促进经营战略调整,以结构调整舒缓贷款规模的调控压力

  商业银行在信贷资金配置时应考虑到通货膨胀对各行业的影响,在具备相应能力时提高盈利预见性强、产品价格可以提升的行业的信贷资金配置比率,降低受宏观经济影响大的行业的信贷资金配置比率,积极对能够抵御通胀与经济周期、国家政策支持导向明确的行业提供信贷支持。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信贷政策,防范有关行业信贷风险,实施行业风险限额管理,同时把握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盈利机会,提高银行经营水平。

  2.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增加收入渠道,提高盈利能力

  商业银行应注意发挥和培育人力资本、客户基础、协同销售、投资规模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在个贷、理财及其他中间业务上的金融创新步伐,抓住机遇,突出重点,打造中间业务品牌。并完善员工激励考核机制,努力形成发展中间业务的良性机制,强化营销,加快发展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产托管等非利息收入业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促进银行经营水平的持续提高。

  3.全面加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促进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其一,在防范信用风险方面,商业银行应加大风险管理力度,密切监控企业经营风险,特别是密切关注从紧货币政策环境下,房地产、"两高一资"、出口等行业中有关企业的信贷风险变化,注意防范企业或集团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维护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其二,在防范市场风险方面,商业银行应积极应对汇率、利率的波动加大会给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和定价能力带来的压力。通过匹配资产和负债来规避结构性风险,同时运用即期、远期、掉期、期权等金融市场工具对冲借贷资金的币种、金额和期限匹配不完全所产生的风险,并通过风险敞口和止损限额控制来规避交易性汇率风险。此外银行应切实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次贷危机"会波及的资产损失风险,并深入思考在美国"次贷危机"风波未平时在海外发展可能遇到的风险。

  其三,在防范流动性风险方面,商业银行应提高流动性的日常管理水平,加强存、贷款资金的流量监测和融入、融出资金的流量管理,加强头寸预测调度,制订应急预案。并注意均衡安排投资,以实现支付安全和较低的备付率水平,将流动性风险和效益有机结合。

  其四,在防范操作风险方面,完善内控合规管理,确保业务运营安全,并改进IT管理,增强IT系统的支撑和保障能力。

  从总体上看,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我国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12.7%、

  14.7%、16.4%,而这一轮银行信贷投放是在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的背景下发生的,其资产质量还未经过完整经济周期检验,特别以前总较多地发放中长期贷款,故而虽然商业银行的资金业务近几年发展很快,但未经过金融市场下行的完整考验。因此,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回落,准备金率、利率或汇率的调整,房价波动、股票市场波动等约束条件,商业银行需要进行预警性的压力测试以及进行情景分析、敏感性分析,以提高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

(本文作者王世华为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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