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管理理论的关注焦点，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层面的分界线。管理理论尤其是关于刻意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理论，也就是关于因为最优化的不可及，退而求满意决策的理论。 管理决策的正确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它选择适当的手段来达到指定的目的就是正确的。理性管理者主要关注如何选择有效手段。要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必须进一步考察理性的概念，尤其必须要彻底澄清“选择有效手段”的含义。这个概念的澄清过程，对于理解管理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效率”和“协调”非常有益。 我们先来考察决策的客观环境，以及做出抉择的实际后果。抉择只要是理性的并且其客观条件是可认知的，它就是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出其中一个的过程。由于各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不同，所以对决策客观环境的分析，主要就是指研究抉择的各种可变的后果。 由于人们不可能永远都是理性的(功利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古典经济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当中呈现明显的“理性主义”偏向)，因此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决策的优劣之分，研究决策的优劣程度就有了必要。 手段和目的 “事实和价值”同“手段和目的”有关系。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具有达到预期目的的适当手段的方案才能入选成为备选方案。但是目的本身，往往只是帮助更远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就出现了目标系列或目标层级的概念。而理性必然同构建这种手段—目的链有关。 目的层级 即使发生在生理层次上，手段—目的关系也是起到整合行为的作用。在这个层次上，肌肉张力的协调是(一种手段)为了执行简单的生理动作，如行走，伸手拿一样东西，将眼光转移到某件物体上。这些简单的动作对于成年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和自动进行的;但是儿童必须费很大力气去学习，这种学习虽然不是反射行为，但实质上完全类似于成年人在手段—目的情形下的学习。 但是迈步或抓住某个东西，这些动作本身通常又是达到下一个目的的手段。要确定哪些目的是这些动作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追求哪些目的是为了实现下一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最明显的方法是：让行动主体处于在矛盾的目的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情境当中。 某些目标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更远大的目标才能发挥作用。这个事实导致目标的层级式结构，每一层相对于其下层都是目的，相对于其上层又是手段。通过目的的层级结构，行为得以保持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每个备选行动方案都使用综合的价值尺度即“最终”目的来权衡。但是真实行为几乎达不到高度自觉的整合。因为有意识动机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分支层级式，而通常是错综复杂的网络式，更确切地说，是只有微弱和不完整关联性的要素集。随着目的层级上的等级逐渐提高(就是说有更远大的目的)，这些要素的整合程度也逐渐减弱。 手段和目的的层级结构既是个人行为的特征也是组织行为的特征。实际上，目的型组织的专业化分工模式，也就是与目标实现的手段和目的体系保持一致的组织结构安排。因此，消防部门的目的是减少火灾损失，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则是防火和灭火。这两种主要手段在组织结构中一般分别由防火局和灭火队来实现。我们发现，由于后者必须散布在城市的各个分区才能达到目的，所以该单位的下一层组织单位是按照地点进行专业化分工的。 无论是对于个人行为还是对于组织行为来说，手段—目的层级结构一般都不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整合链。组织活动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往往很模糊，要么这些最终目标没有完全形成，要么在最终目标中或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中，存在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例如，公共工程管理署由于把“政府投资”和“失业直接救济”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同时当做该机构的目标，因此使得其决策复杂化了。战时生产委员会制定决策时，也必须在战争需求和平民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组织的手段—目的层级缺乏完整性，有时是因为政策制定机关拒绝确定一个政策“热”点，比方说，国会拒绝确定家庭身份和职业在延缓服兵役中的相对重要性。手段—目的联系本身有时就很模糊。比方说，“军队的目标就是打败敌人”这种说法，在实现该目的的正确战略上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争吵和冲突的余地。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先打德国”与“先打日本”两个派系之间的辩论。 考虑这些手段—目的关系，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完全地整合自身的行为。但是，行为中的理性，恰好就体现在刚才描述过的那种不完整，有时还不一致的层级中。 手段—目的分析结构的局限性 用手段—目的层级对理性行为进行分析时，要小心谨慎，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首先，如果不考虑其他行动方案可以达到的目的，那么我们对选择某特定行为方案能达到的目的的陈述就会是片面的、错误的。在选择某桥梁的设计方案时，仅知道悬臂设计能够达到为河流架桥的目的是不够的，抉择是否明智，还取决于悬臂设计是否比吊桥、高架桥或其他设计方案更有效更经济。理性的决策始终需要根据各种可行手段分别实现的目的，对这些手段进行比较。这意思就是说“效率”(也就是说，使用有限的手段实现最大价值)必须是管理决策的主导准则。 其次，在真实的情形下，往往无法将手段和目的完全分离，因为对于各种可行手段的评价并不是中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分离的困难，所以在“手段是否符合目的”的问题上，出现了许多无效的论点。就拿“禁酒修正案”的例子来说，使用禁酒手段涉及的价值问题太多了，有个人自由问题、合适的治安方法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很快显得比禁酒这个“最终”目标还重要。因此，认为禁酒令只是实现禁酒这个最终预期目的的一种手段便是错误的。采用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特定手段，可能产生许多始料未及的其他后果。因此我们在评价手段的可取性时，也必须适当考虑这些可能的后果。 最后，手段—目的术语一般会掩盖时间要素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某个目的是实现过程中的某种条件或状态，那么在某个时点只会实现一种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会实现许多状态，抉择不仅受到特定目的影响，还受到时间要素的影响，也就是受到不同时点预计会实现的目的的影响。抉择提出了两个问题：(1)如果要在给定的时间里实现某特定目的，那必须放弃哪些备选的目的?(2)如果要在给定的时间里实现某特定目的，这个任务对于在其他时间实现的目的会产生什么限制?法国路易十五说“我们的身后有大洪灾”时，他是在表达一种事实判断，也是在表达一种价值判断。说是事实判断，是因为他特定的短期目的如果实现的话，就会产生某些不幸的长期后果;说是价值判断，是因为他不关心长期后果。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他是将时间大打折扣(以眼前利益为重，未来不重要)了。 时间要素还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在决策制定中。有些决策一旦营造了新局面就无法挽回了，因为新局面又会影响到后面的决策。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形可以用固定成本来解释。某个制造商正在决定是否建造一家制鞋厂，他目前就只要确定，销售收入是否足够支付各种费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他已经拥有了一家制鞋厂，该厂的成本是一种无法收回的“沉没”成本，所以即使整体出现损失，但只要收入能够冲抵新增的成本和费用，他就会继续生产。所以开办工厂的决策影响到他后面的决策。就是因为存在这些具有长期效应且不可撤销的决策，所以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在时间上存在相对一致性。在面对新形势而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存在“惯性”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备选方案和后果 人们对手段——目的分析结构的反对意见，包括：(1)它不能明确决策过程中需要进行比较的要素;(2)不能成功地分离决策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3)没有充分认识到有目的的行为中时间变量的作用。我们如果使用备选的行为方案和方案的实施结果的术语来表述决策理论，恰好可以满足上述反对意见提出的正面要求。 行为备选方案 行为主体或多个行为主体组成的行为组织，任何时刻都要面临大量可行的行为备选方案，主体只意识到其中的一部分。决策或抉择，按照我们这里的用法，指的是在某个时刻选择将要执行的其中一种行为备选方案的过程。我们可以把确定一段时间里的行为的决策序列称为一项策略。 选择并贯彻执行任何一种可行战略，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理性决策的任务就是选出能够产生最优的一系列结果的策略。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不仅是那些预料之中的结果，选定的策略所产生的所有结果都对评价该策略的正确性很重要。 决策的任务包括以下三步：(1)列举所有备选策略;(2)确定执行每个备选策略所产生的所有结果;(3)对多个结果序列进行比较评价。我经过一番考虑，才决定在这里使用“所有”这个词。个人显然不可能知道所有备选方案或每个备选。 时间和行为 行为主体或行为组织如果在周一选择了某种策略，那么在周二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策略。但是由于在重新考虑是否采用决策之前，它在周一已经执行了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周二可行策略的范围已经缩小了。我们在上面制鞋厂的例子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个人或组织可以坚持特定的行为路线，因为事实上，一旦开始执行某个特定的行动方案，那么最好将它继续进行下去，而不要完全放弃已经执行的那一部分。 策略的这种时间限制特性应该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它至少能给行为带来一丝理性，不然行为就变得不可思议了。比方说，如果某人已经花了7年时间学医，又花了10年时间行医，他一般不必会再花时间决定是否应该从医。因为从他的策略所进行的投资来看，他实际上已经没有选择职业的余地了。 同样，一个制鞋厂也不必每天都重新考虑是否应该转行生产汽车(也许有必要间或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就缩小了个人每时每刻必须考虑的备选方案的范围，它虽然不是理性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理性的必要条件。 粗略地说，理性就是根据评价行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来选择偏好的行动方案。这个意思是说，人们的适应是个自觉的过程，还是它也包括了很多无意识的过程?数学发明过程大概算是最需要运用理性的了，但事实表明，即使是这个高级的创造过程，其中许多步骤也是受潜意识支配的。对于更简单的方程求解过程来说当然更是如此。而且，如果我们不规定自觉是一个理性要素，那么我们是只承认刻意的适应过程，还是也承认无意的适应过程?打字员训练自己受到特定字母的刺激，就产生敲特定键的反应。一旦学会了某个动作，该动作就是不自觉的，但却是刻意的。另一方面，任何人都会本能地缩回被烫的手指，从满足实用目的这个角度来说，这种适应过程是“理性的”，但是这种适应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刻意的。 此外，如果某种行为出错只因为依据的信息有缺陷，我们还可以称之为“理性”行为吗?从主观角度进行检验，个人如果认为某种药能治他的病，那吃药就是理性的行为。从客观角度进行检验，只有该药确实有效，吃药才算是理性行为。 决策心理 单一个体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理性的高度，因为他必须考虑的备选方案的数量太大，评价备选方案所需要的信息太多，所以就算要达到近似的客观理性也难以想像。个人的种种决策是在“给定条件”的环境中发生的，所谓“给定条件”就是被决策主体当成个人决策所依据的前提条件，行为只能适应这些“给定条件”所设置的限度。 如果决策的心理环境，即那些“给定条件”，是以某种偶然方式决定的，那么成人的行为不会比儿童的行为表现出更多的模式和完整性。但是，由于成人能对决策环境进行选择和刻意修改，所以其行为可以达到更高程度的完整性和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属于个人的事：个人让自己置身于受到一定刺激和一定信息影响的情境中。但是，这更大程度上属于组织的问题。组织的一项职能就是，将组织成员安排在某种心理环境中，组织成员会根据环境的情况制定出最终能实现组织目标的决策，这种环境也能为他们提供正确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理性的限度 真实行为，就算是通常人们眼里的“理性”行为，也包括在理想状态下不会出现的许多不连贯元素。如果从一段时间区间里看待行为，行为就会表现出拼凑的特性。行为模式的每一部分由于指向共同的目的所以综合在一起，但是这些目的又会随着知识和注意力的转移而逐渐发生改变，并且只是通过任意一个总体决策准则的概念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行为只表现了理性的一些“片断”，也就是说，行为只是表现了每个片断内部的理性结构，而各个片断之间基本没有太强的联系。 知识的不完备性 理性就意味着要完全了解每项抉择的精确结果，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事实上，每个人对于自己行动所处的环境条件只有片面的了解，也只能稍微洞察其规律和规则，让他可以在了解目前状况的基础上，推导出未来的结果。 比方说，为了成功地应用现有资源来彻底解决城市的灭火问题，消防部门的成员必须详细而全面地了解该市每一个分区(实际上是每个建筑物)发生火灾的概率，以及管理程序的任何变化或灭火主力的重新安排对火灾损失的确切影响。 我们采用上面这种形式来陈述这个问题，就是承认完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知识缺乏的限制。如果消防部门在每次火苗才出现时就收到警报，火灾损失就会奇迹般地减少。正是因为达不到无所不知的境界，消防部门才必须投入相当大的气力，通过特别警报系统以及其他方式获得关于火灾形势的信息，尽可能迅速地采取救援行动。 对这一点展开讨论，是为了强调它所提出的一个非常实际的管理问题，即有必要获得一种决策制定过程的组织方式，让相关信息能够顺利地传递到决策点。我们还可以用企业组织的情况来说明这一点，比方说，其决策依赖于对市场价格的正确预测。 力争达到理性但又受限于自身知识水平的人，已经开发出一些工作程序，部分地克服了这个难题。这些程序主要是，假定他能分离出一个只包括有限变量和有限结果的封闭系统。 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有个统计学家发现，在各个英语国家中，老处女的人数同三叶草植物的数量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索之后，他终于有了线索：看来老处女喜欢养猫;猫吃老鼠;但是田鼠又是大黄蜂的天敌;大黄蜂又是三叶草植物花粉的主要传播者。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英国议会必须先评价老处女的减少对三叶草植物的影响，才能对婚姻利益的事项进行立法。 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我们必须忽略这类间接性非常强的结果。我们只考虑那些在因果关系和时间上与决策最密切相关的因素。对于正确抉择来说，发现给定情形下的重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的问题，与了解最终入选的相关因子所服从的经验规律一样重要。 如果作为决策依据的有限数量的因子组在本质上对应于一个封闭的变量系统，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理性抉择就是可行的。只有在进行极端重要的决策时，我们才可能运用充分的资源，去解开一个非常复杂的效应链。例如，如果投入大量研究经费，确实得到了经济系统中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就业问题的间接影响，那这项投资就很明智。另一方面，一位替人治病的医生不会花时间去确定病人的生死会给社区带来什么影响。 预期的难题 预期的快乐也许与现实的快乐相差甚远，这是众所周知的经验之谈。真实体验可能比预期的合意得多，也可能正好相反。 出现这种现象不仅是因为有些结果无法预期，有时就算我们相当完整地描述了抉择的结果，这种预期所带来的情感波动也几乎不如真实体验所带来的情感波动效果明显。造成这种差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头脑一时间无法掌握所有结果，而是随着对结果偏好的转移，注意力也从某一价值要素转向了另一种价值要素。 所以，评价的准确度和一致性都受到个人能力的限制，也就是个人探索其设想结果中变动的价值要素，并在预期与实际体会中同样重视这些价值要素的能力。 这对“风险”行为来说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力。比方说，在风险投资中，失败的结果根据以往的经验或出于其他原因让人感受越深，风险承担行为就越不可取。这与其说是失败的经历让我们赋予失败较大的发生概率，不如说避免出现失败结果的愿望变得强烈了。 用一句话来概括理性管理和非理性心理，管理理论的关注焦点，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层面的分界线。管理理论尤其是关于刻意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理论，也就是关于因为最优化的不可及，而退而求满意决策的理论。 如果决策的心理环境，即那些“给定条件”，是以某种偶然方式决定的，那么成人的行为不会比儿童的行为表现出更多的模式和完整性。但是，由于成人能对决策环境进行选择和刻意修改，所以其行为可以达到更高程度的完整性和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属于个人的事：个人让自己置身于受到一定刺激和一定信息影响的情境中。但是，这更大程度上属于组织的问题。组织的一项职能就是，将组织成员安排在某种心理环境中，组织成员会根据环境的情况制定出最终能实现组织目标的决策，这种环境也能为他们提供正确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理性的限度 真实行为，就算是通常人们眼里的“理性”行为，也包括在理想状态下不会出现的许多不连贯元素。如果从一段时间区间里看待行为，行为就会表现出拼凑的特性。行为模式的每一部分由于指向共同的目的所以综合在一起，但是这些目的又会随着知识和注意力的转移而逐渐发生改变，并且只是通过任意一个总体决策准则的概念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行为只表现了理性的一些“片断”，也就是说，行为只是表现了每个片断内部的理性结构，而各个片断之间基本没有太强的联系。 知识的不完备性 理性就意味着要完全了解每项抉择的精确结果，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事实上，每个人对于自己行动所处的环境条件只有片面的了解，也只能稍微洞察其规律和规则，让他可以在了解目前状况的基础上，推导出未来的结果。 比方说，为了成功地应用现有资源来彻底解决城市的灭火问题，消防部门的成员必须详细而全面地了解该市每一个分区(实际上是每个建筑物)发生火灾的概率，以及管理程序的任何变化或灭火主力的重新安排对火灾损失的确切影响。 我们采用上面这种形式来陈述这个问题，就是承认完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知识缺乏的限制。如果消防部门在每次火苗才出现时就收到警报，火灾损失就会奇迹般地减少。正是因为达不到无所不知的境界，消防部门才必须投入相当大的气力，通过特别警报系统以及其他方式获得关于火灾形势的信息，尽可能迅速地采取救援行动。 对这一点展开讨论，是为了强调它所提出的一个非常实际的管理问题，即有必要获得一种决策制定过程的组织方式，让相关信息能够顺利地传递到决策点。我们还可以用企业组织的情况来说明这一点，比方说，其决策依赖于对市场价格的正确预测。 力争达到理性但又受限于自身知识水平的人，已经开发出一些工作程序，部分地克服了这个难题。这些程序主要是，假定他能分离出一个只包括有限变量和有限结果的封闭系统。 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有个统计学家发现，在各个英语国家中，老处女的人数同三叶草植物的数量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索之后，他终于有了线索：看来老处女喜欢养猫;猫吃老鼠;但是田鼠又是大黄蜂的天敌;大黄蜂又是三叶草植物花粉的主要传播者。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英国议会必须先评价老处女的减少对三叶草植物的影响，才能对婚姻利益的事项进行立法。 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我们必须忽略这类间接性非常强的结果。我们只考虑那些在因果关系和时间上与决策最密切相关的因素。对于正确抉择来说，发现给定情形下的重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的问题，与了解最终入选的相关因子所服从的经验规律一样重要。 如果作为决策依据的有限数量的因子组在本质上对应于一个封闭的变量系统，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理性抉择就是可行的。只有在进行极端重要的决策时，我们才可能运用充分的资源，去解开一个非常复杂的效应链。例如，如果投入大量研究经费，确实得到了经济系统中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就业问题的间接影响，那这项投资就很明智。另一方面，一位替人治病的医生不会花时间去确定病人的生死会给社区带来什么影响。
预期的难题 预期的快乐也许与现实的快乐相差甚远，这是众所周知的经验之谈。真实体验可能比预期的合意得多，也可能正好相反。 出现这种现象不仅是因为有些结果无法预期，有时就算我们相当完整地描述了抉择的结果，这种预期所带来的情感波动也几乎不如真实体验所带来的情感波动效果明显。造成这种差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头脑一时间无法掌握所有结果，而是随着对结果偏好的转移，注意力也从某一价值要素转向了另一种价值要素。 所以，评价的准确度和一致性都受到个人能力的限制，也就是个人探索其设想结果中变动的价值要素，并在预期与实际体会中同样重视这些价值要素的能力。 这对“风险”行为来说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力。比方说，在风险投资中，失败的结果根据以往的经验或出于其他原因让人感受越深，风险承担行为就越不可取。这与其说是失败的经历让我们赋予失败较大的发生概率，不如说避免出现失败结果的愿望变得强烈了。 用一句话来概括理性管理和非理性心理，管理理论的关注焦点，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层面的分界线。管理理论尤其是关于刻意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理论，也就是关于因为最优化的不可及，而退而求满意决策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