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 谢鹏 电视剧《血色浪漫》里，刘烨扮演的男主角钟跃民在1980年代末成为“正荣集团”的贸易部经理。他对想通过这家红色公司拓展中国市场的美国DL电气公司大中华区总裁欧文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明明是来赚钱的，偏偏要把自己扮演成一副施舍者的样子，说什么援助性开发中国市场，也忒假了吧？！” 这个杜撰的故事，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人对外资的态度——资本终究是逐利的。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众多行业尤其是技术工业领域走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终于承认，“世上没有活雷锋”，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合作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另一方面，想当然的“技术溢出”效应在现实中远远比不上“技术挤出”——如果中国企业自己不够努力的话。 被“懒惰”的国际化合作锁定并产生路径依赖的，在中国有两大重要产业。一是汽车工业，一是航空制造业。让人欣慰的是，浪费了20年光阴的中国汽车工业正涌现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自主创新的产品不断涌现。相比之下，被称为现代工业之花的航空工业，却依然步履艰难地走在国外巨头的后面，充当着打工仔的角色。 5月11日，中国大飞机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中国人重新踏上了自主研制大飞机的征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些人指出，航空工业的路径依赖病是中国人自己缺乏追求胜利的意志力，另一些人则将原因归结为波音和空客在过去30年里频繁伸出的带刺的橄榄枝。面对这样的指责，两大寡头连连叫屈，特别是相信自己最大努力地帮助了中国的波音公司。 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航空工业究竟上演了怎样一部“江湖恩仇录”？带着诸多问题，5月5日，《商务周刊》记者走进统领波音中国民机业务的波音民机飞机集团中国事务副总裁庄博润（John.W.Bruns）的办公室，请他详细回顾了波音与中国一起走过的30年。 庄博润1986年加入麦道公司，在长滩从事工程测试和评估的工作。1990年，他被调到位于长滩的麦道公司中国项目办公室，1994年被派往北京，担任麦道中国总裁张镇中的助理。1998年，他被任命为波音民用飞机集团亚太销售总监。2006年7月获任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负责中国事务的副总裁。 《商务周刊》：1979年，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波音公司时，您还是一个15岁的小青年。当时您眼中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度？这与后来您第一次到中国所看到的情景有何不同？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庄博润：1979年，我住在台北。我在台湾长大，见证了1970年代台湾的“经济奇迹”。尽管那时我还小，但已经从中国朋友那了解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我开始注意台湾的开放迹象时，我知道中国大陆的开放规模将更加宏大，因为我通过在适宜环境中表现出强大爆发力的台湾人那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潜力和能量。 我童年记忆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国政府不再承认台湾政府，而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实上，这项重大声明是由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1979年宣告的。当然，许多台湾人、台湾政府以及和台湾有密切关系的许多美国人，对此十分失望。但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让我认识到，连美国政府都承认了北京，可见中国大陆在未来的重要性。 尽管当时年龄很小，我已开始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我知道，我的命运会与中国相关联，因为我在中国长大，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在中国开始腾飞时，我希望为之出力。所以，现在我在中国。 《商务周刊》：1994年，您在麦道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时，中国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2年后，您作为波音公司负责中国事务的副总裁又被派驻北京。这10多年里，中国的哪些变化最让您印象深刻？ 庄博润：上大学时，我就听说了麦道公司在上海的飞机合作项目。该项目是中美之间首批业务合作之一。我对航空业和亚洲都饶有兴趣，并且具有亚洲生活背景，这让我与麦道公司的航空项目有了一个共同支点。 1986年，我首次访问北京。显然，那时的商务环境与目前大不一样。当时整个中国还实行公有制，与你打交道的不是政府部门就是国有企业。我当时的感受是，与我交谈的每个人都很欢迎我们，愿意和我们合作，并且对扩大合作具有浓厚的兴趣。 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感到了他们的热诚和友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很容易，因为麦道项目本身十分复杂。合同谈判很有挑战性，对细节问题的谈判耗费了大量时间。我们不得不学会耐心，并了解文化差异，明白了在中国做项目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些岁月也是大多数美国企业学习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时期。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变化应该是，当波音在1970年代参与到中国的航空业发展时，来华的国际公司还是非常少的。波音对此感到自豪和骄傲。而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如联想等已走向世界。这在十几年前无法想象。 《商务周刊》：现在中国正在回顾与反思30年改革开放的得失。很重要的一条总结就是当年“市场换技术”政策是失败的。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一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航空工业领域惨痛的国际合作经历。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庄博润：中国在航空工业上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模式，有很多的国际合作项目。我只能谈一谈麦道项目。我认为中国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要说它是一个失败，我无法苟同。即使麦道飞机项目因为某些原因终止，那也是中国航空工业界第一次按照国际标准组装一款飞机并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的适航认证。 《商务周刊》：1986年底，原中国航空工业部提出一个通过国际合作来开发干线飞机的计划，分别向波音、麦道和空客三大公司发出项目建议书，波音、麦道很快响应，但空客没有回音。1988年，中方先与波音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联合可行性研究。由于麦道80（MD-80）组装项目的牵掣，最后中方只能是选择与麦道合作生产麦道90（MD-90）而不是比它更先进的波音737系列飞机。这难道不是中国航空工业被国际化锁定而产生了路径依赖的典型例子吗？ 庄博润：我相信中国一定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进行国际合作的。麦道之所以当时能战胜波音赢得该项目，是因为MD-80和MD-90之间的共通性。机身基本上相同，机翼也相同，不同的是发动机、驾驶舱、内饰等。因此，从MD-80到MD-90的过渡十分容易，因为MD-80项目中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MD-90项目则能显著提高国产化程度。在MD-80项目中，飞机的大多数部件是从美国成套进口，而在MD-90项目中，计划在中国制造大多数零部件，只有发动机和系统等从美国引进。 在波音和麦道合并之前，我们最初愿景确实是要实现飞机在中国本地化制造，培养中国管理多个供应商的能力。虽然当初的目标只是计划生产40架，但我们并不只打算生产这些，关键是要使中国具备大型民机项目管理的能力。 可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有趣，我们当时也想不到波音和麦道会合并。在合并后，我们看到波音737和MD-90是有竞争的，当时737在市场上比MD-90卖的更好，效率更高。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做出了艰难的决策，取消MD-90在长滩的生产。我们不能够抛弃我们自己的商业利益，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股东负责。 在麦道决定在长滩终止MD-90项目后，波音做出了在整个飞机的生命周期内支持MD-90飞机的承诺。当然，我们很难再说服用户去购买这个机型，因为这个项目已经被我们取消了。 当时我介入了这个项目，我个人非常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继续，但是没有办法，合并已经发生了。而我们没法说服顾客去支持这款机型。所以，历史是很难改变的。 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通过这个项目跟中国开始了在大型民机制造上的合作。目前中国参与了我们所有机型的制造，供应商制造很多重要零部件。我们的合作是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我们也会继续扩大合作的范围，尽管这种合作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此还是感到满意。 《商务周刊》：合作形式的改变，对于波音来说影响不大，也符合你们的商业利益。但对于中国来说，从合作组装飞机到承接工作包，实际上是由高级打工仔变成了低级打工仔。况且，无论是组装飞机还是完成工作包，都无法为中国培养大型飞机项目的系统集成能力，而这正是波音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一些批评者指出，在这些方面，你们显得很吝啬。 庄博润：航空制造业已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行业。波音目前的业务模式非常全球化，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客户遍布全球，同时也表现在我们制造飞机的方式上。事实上，我们所有机型都有一些主要部件在中国生产。所以说，即使我们让中国承担大部分的工作包，如果没有将各种能力与世界相联系，中国同样也无法成功。最终，中国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但我无法想像全部的工作都由中国来完成，毕竟这是全球性的行业。 实际上，中国人从波音那里学习到了如何建立起一套质量体系以达到质量和适航标准的能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ARJ21新支线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款飞机拥有来自全世界的供应商。它的发动机、航电设备、起落架全部由国外的供应商制造。这个项目相当成功，中国人通过这个项目学会了系统集成的能力，我们从中发挥了不少作用。 《商务周刊》：但ARJ21飞机在获取美国FAA适航证上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现在有人担心，耗费巨资接近成功的ARJ21，将无法拿到美国和欧洲的适航证。因为波音会在背后对FAA和美国政府做游说，有意破坏中国将大支线项目和大飞机项目捆绑在一起发展出自己的大飞机研发计划。您怎么看这种担忧？
庄博润：波音肯定没有做过（阻止ARJ21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的适航认证）。首先，我们不能告诉FAA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代表政府，波音绝没有可能命令他们。实际上，波音一直在支持帮助中国的ARJ21项目取得FAA认证。波音是美中航空合作项目的成员公司，该项目由王建民（波音中国区总裁）和美国联邦航空局驻北京的代表担任联席主席。在美中航空合作项目方面，有一个支持FAA对ARJ21项目进行认证的委员会。所以我们能对该项目提供支持。ARJ21的很多供应商都是来自美国，如通用电气、霍尼韦尔，他们都是我们的供应商，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获得成功。请记住，ARJ21对我们的任何一款产品都不成其为直接的竞争机型，因为它是90—100座的支线机，比我们的737要小。我们没有理由采取任何行动来干扰或阻止该项目的进展。 《商务周刊》：但波音的一位全球高管在去年中国宣布启动大飞机项目以来，就放出风声：波音737下一代机型将覆盖90—240座级的市场。这难道不是暗示那些想进入低端干线和大支线领域的航空制造商，波音将冲杀进他们的阵地吗？ 庄博润：我不知道你说的“高管”是谁，也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但不管他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对于737下一代机型的开发，还没有做出相关的最终决定。我们对所有的可能性都持开放性的态度，但是这个飞机的构型还没有决定。我们以后会根据乘客和客户以及市场的需求来做出相关的决定。 《商务周刊》：中国的大型客机股份公司正式挂牌了，在您看来，波音公司与中国大飞机公司的合作空间在哪里？你们是否与中国相关部门联系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庄博润：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雄心勃勃，希望和我们一样制造大飞机。对于这些国家的抱负，我们表示尊重。诸如中国一样的大国希望进入航空制造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航空制造业能产生大量的优质、待遇良好的工作。同时能让大学因研发投资受益，还能创建许多供应商公司，包括私有和国有公司。 作为一家私有企业，我们认为，竞争有利于整个行业，促使我们所有人更努力地工作，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关于波音与中国的大飞机公司会采取何种合作模式，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我们对该公司及其计划知之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思考。但现在来谈确实太早。我们的战略不会改变，那就是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与中国的航空制造业合作。 《商务周刊》：也就是说，你们还没有和中国相关方面探讨在大飞机项目上的合作可能？ 庄博润：我们不想说是或否，因为这是波音与有关部门之间的商业机密。我们需要重申的是，现在考虑这些为时过早。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项目，我们会密切关注。 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地许多其他国家都有同样的抱负。但实际一点来说，你要知道，要想制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飞机，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拿空客来说，从欧洲一个非常先进的工业基地起家到取得现在的成绩，空客花费了大约30年。他们已经拥有许多飞机制造经验，甚至包括协和式超音速飞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是另一个实例，从成立到制造第一架涡轮螺旋桨飞机，同样历经30年。如今，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能生产非常优质的支线飞机。 中国人的办事速度令我印象深刻，也拥有一定的基础，但要让整个航空制造业具有竞争力，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相信中国能够具有这种竞争力，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战略不会改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与中国的航空制造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对我们的中国供应商感到满意，我们会继续发展这一互利双赢的合作。 《商务周刊》：也就是说，波音目前并不担心中国大飞机项目对波音构成威胁？你们没有必要为了大飞机公司的成立而改变你们的中国战略？ 庄博润：中国拥有一定的行业基础，你们已经研制了运10、ARJ-21飞机，当然，还有许多军用飞机。中国确实拥有很好的经验。请相信我，我到过中国所有的航空制造业工厂，我知道中国经验丰富。但我仍然认为，要想设计出符合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欧洲适航标准并被世界各地接受的飞机，需要一定的时间。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我相信中国有一个计划。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中国将如何发展。我们对中国大飞机公司的详细情况饶有兴趣。 《商务周刊》：如果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联手发展大飞机，你们担心吗？ 庄博润：中国、俄罗斯、韩国和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对研制大飞机感兴趣。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抱负。让我们注意的是，如果他们各方进行某些合作，确实会增加成功的几率。正如我们的787飞机一样，参与787项目的国家有许多。我们不仅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而且利用世界各地所有好的想法，帮助我们制造一款如此创新的飞机。787已被证明非常成功。 《商务周刊》：与传统体制下发展大型客机不同，中国这次决心采用股份制的形式，通过体制创新来发展大飞机，您对此有何评价？ 庄博润：每个大飞机制造商都有自己的模式，空客与波音的模式就不同，波音是一家公开上市公司，而空客的部分股份属于政府。但波音和空客的这两种模式都非常成功。 当然，从各方获得的建议越多，你的项目成功的几率就越高。但具体到中国的这种体制创新能否最终促成成功，我无法确定。让时间来检验吧。 我们公司一直是一家私有公司，依靠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对于我们而言，在美国的体制下，我们非常成功。我很难评估我们的模式是否适合中国，但我认为，它代表一种世界范围的趋势，因此中国的这一做法可能是一个好兆头。 《商务周刊》：您谈到了模式和趋势问题，中国的航空工业也将开始新一轮的大整合，未来中国两大航空制造公司将合二为一。1993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佩里召集了一次美国军工企业出席的著名的“最后的晚餐”，这之后，美国的军工企业开始兼并重组。走向了“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在您看来，这条路是否可以为中国航空工业所复制？ 庄博润：中国和美国的航空制造业面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一直在经历整合和分开的循环期——无论是在航空公司领域还是航空制造领域。你也知道，中国的航空制造业原来是一家中央集成的公司，后来又分开了，现在又要整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同时对他们谋求整体上市的想法感到好奇。 在西方社会，整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也会伴随着下岗，比如几个公司合并在一起，就需要裁员，但是中国一航和二航是国有企业，所以很多情况没法对比和借鉴。你问我问错人了，应该问中国航空制造业的领袖。我们没有管理国企的经历，真正的经验在中国身上。 《商务周刊》：美国最新一期《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里一篇文章对中国大飞机项目的未来评价到，“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而仅靠拷贝生产线，那么距离生产性能可靠的大型商用机还差得很远，可一旦中国政府给予补贴，那么美国就会发火，一定会依照世贸协定相关条款对付中国。”如此看来，中国制造大飞机将面临重重阻碍，第一关就可能是波音出来谴责中国政府补贴大飞机公司。会这样吗？ 庄博润:我们欢迎竞争，但是希望竞争是公平公正的，针对任何一家民用飞机制造商，波音都支持制定和实施一些国际协议以鼓励正当竞争，防止不正当的市场行为，并考虑航空公司及其乘客的最佳利益。我们一直反对政府补贴，比如对空客。我们是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得资金，但空客背后却有很多政府的资助，这不公平。 我们作为公司是不可能起诉别国政府的，这是由美国政府来起诉的，而且起诉需要确凿的证据，证明别的国家这样做实实在在损害了美国公司，如对波音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 《商务周刊》:中国一航总经理林左鸣对于美国商务部去年发布的针对向中国出口的新政策表示了不满。新政策设立了“授权合格最终用户（VEU）”制度，中国公司只有被列在“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名单上才能进口到相应的军民两用高科技产品。波音对这一新政策持何种态度？ 庄博润:实际上波音是支持授权“最终用户”建议书的。它和你所说的有些不同。授权最终用户的作用是使中国的公司能申请这种待遇，它可以加速受管制技术出口许可的审批过程并使其更顺畅。因此，如果一家公司获得授权最终用户待遇，比如我们在天津的合资公司波海航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他们今后进口某些受管制的技术就会容易一些。 目前的问题是在实施这一项目的过程中，两国政府间存在某些分歧有待解决。不过，这不会阻止一些没有授权最终用户身份的公司进行技术进口。只不过他们需要经过一些获得许可的流程。毕竟，基于特定的原因，美国政府控制着某些技术。 我们认为授权最终用户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公司能够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他们获取某些技术会更便捷。技术出口这个领域对波音和其他公司而言都具有挑战性。我们遵守美国政府的政策，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符合美国的规定。 《商务周刊》：要与中国航空工业界进行合作或技术转让，波音必须从美国政府处获得必要的出口许可证，以便与中国合作；而且，供应商合同也要符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理规定。一方面美国在全世界宣扬着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又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贸易保护，尤其在技术贸易方面。作为一家商业公司，波音是否感到两难？ 庄博润：继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1972年，波音进驻中国市场。波音是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公司之一，华盛顿认为波音是促进美中关系的主要公司之一。我们处于促进美中关系的第一线，当然，我们也是中美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我们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商之一，而中国又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促进美中友好关系，显然对波音有利。 多年来，多位中国领导人视察了波音在西雅图的工厂，比如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令我们十分自豪的是，他们认可了我们为促进美中关系所做的工作。美中政治关系可能跌宕起伏，但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波音在坚定地促进双方的关系。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用长远的目光来看待中国市场。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的市场预测是20年而不是2年、5年、10年的原因。就长期而言，我们的未来将与中国紧密相连，这不仅指我们的中国客户，还指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还参加了中国美国商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组织，波音的董事长还是美中贸易委员会的现任会长，我本人也是委员。我们在华盛顿有一个很庞大的团队，他们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次回西雅图，我都会转道华盛顿特区与他们一起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于我们的业务十分重要。过去两年中，我去过那里四五次，帮助我们的华盛顿团队理解北京的情况，我们波音中国公司的重点工作以及在中国的战略。然后倾听他们介绍华盛顿的情况，这样我也同样了解了华盛顿的情况。 近年来，尽管美中两国存在一些小争端，但美中政治关系始终保持良好，这是好消息。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美中关系相当平稳。波音与其他公司近期共同努力的一个领域，是说服国会不要因为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缺乏变化而通过立法对中国实施惩罚性措施。我们非常反对那种立法，而美国国会也至今尚未制订此类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