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东南大学 周勤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的土地制度变革开始，在经历了三十年时间后，中国经济又走到一个历史关头，农村土地问题又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起始点。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这个历史过程。 1978年到1980年的农村土地改革实际上是在近乎完全被迫的条件下，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对土地制度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由此引发了一场革命——农业在连续五年丰收后，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城市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农村改革为版本的工业企业的改革也随之展开，但是，由此引发问题就是1985年的改革后的第一次经济衰退，其中心问题是农业的高速增长形成的初级农产品可以由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而高涨的需求来消化。工业制成品的增加没有相对应的消费能力相适应，同时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又受到上游投入品的供给限制，这就成为引发中国第二轮的高速增长的源由，这个以原材料和上游制成品为主导形成的需求热潮，形成新一轮以原材料生产、交易和流通的高峰，也导致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狂潮，引发的后果也是触目惊心的，也是所有改革者事先难以预料的。由此，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结束，留下诸多棘手的问题。 在经历三年的调整后，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形成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必须找到市场，开放就成中国改革第二阶段的主旋律，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寻求海外市场的支撑，而海外市场的巨大容量和高技术标准，对短缺经济下溺爱的国有企业，在夹缝中生存的乡村企业所面临的困难近乎是难以逾越的。更重要的是不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难以跨出国门，而没有大规模的资本投入要适应国际市场也是不现实的。资本市场的创新就成为第二阶段中率先进行的变革，也是中国改革的新的里程碑。股票市场和新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浮出水面，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城市土地管制制度的放松，开始了近十年的房地产运动，这场运动的中心依然是对投入要素控制的竞争。但不期而遇的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进程和步伐，使得中国可能出现在21世纪初的经济紧缩提前到来，同时，中国刚刚开始的过剩经济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的第二阶段的经济周期嘎然而止。 “软着落”的场地在哪里?进入WTO就成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的目标。当然，在进入WTO后中国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进入国际大市场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市场的波动显然会更深入地影响我们经济的方方面面。从911到国际石油价格的高涨和回落，从次货危机到雷曼兄弟的破产，中国的经济周期开始与国际市场波动严格正相关，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周期开始与国际接轨，同时中国经济开始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势，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这时寻求能够左右中国经济的未来又历史性地回到土地上。 有一个基本共识，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当我们的外贸依存度超过40%以上，而外汇储备达到15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投资于西方的收益率根本无法与在中国投资相比拟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未来靠什么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关键在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需求的主体将从城市居民向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转移。要实现5亿农民的根本转化，首要解决的是土地的所有权变革。笔者在与朋友讨论未来中国土地的问题时，有一点是共识的，中国未来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是农业土地的效率问题。笔者在苏北的调研也深深感到，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开发区”模式，可以明见的是，用于农业生产，即使种植现在流行的高效农业，农民的净收益每年每亩最多不过2千元，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税收，而转为工业用地采用标准厂房出租，每年不少于6000元，而一旦投入工业生产，每年产值超过百万/亩也是十分正常的。巨大的收益差异是难以抑制农村，特别城市周边的农村的快速工业化过程。问题只有一个，要么提高农业生产的净收益或者降低工业生产的净收益，后者显然是不可行的，那么以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分布状况、产权结构和耕作方式要达到工业生产的平均收益率是不可能的，解块土地的产权形式达到集中集约化生产的模式，缩小工业与农业生产的效率，辅之以价格改革和适当的补贴，可以使中国农业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农业部门。 但是，十分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这次农业土地变革是否会成为对农民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掠夺。计划经济时代是以农业劳动力的不可流动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掠夺农民的财富。但是，回顾以上三个阶段的改革，除了80年代初的5年，农民从土地中得到了净收益递增，其他时间都是牺牲或者不平等交换“三农”利益来维持改革的持续，而美其名曰:“农民有土地作为最后保障”。同时，这种低水平的保障也触发了劳动力从土地中流出。目前，根据估算，农村超过70%的适龄劳动力早已经离开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是以直接低价购买农民土地，攫取土地差价为主要方式，这也许比历史上的“圈地运动”稍微文明一点外，其本质的特征是完全相近的。那么，如何避免对农民的最后一次也可能是最严重的伤害这是这次土地改革能否成功的根基。 土地集中过程中的产权调整如何实现?如何防止对农民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全面的伤害是土地变革的前提。土地的集约化和现代化使得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这些人的出路在那里，如何让失地农民实现现代化改造，这是一个目前没有成算的事情。讨论解决路径时，各方面出于不同的利益集团观点迥异。有两个前提是无法回避的，就是提高土地的效率就是以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农业耕作模式为基础，那么对土地的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中和流转问题己经不是是否可行，而是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失去土地收益保障及其相关联的附属收益，包括农村住房和基本生活设施，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如果不能最终享受到这次土地变革带来的净收益，而且要高于城市居民的收益，那么这场变革将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无法摆脱的梦魇，中国的改革将无法进行下去。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必须离开土地，另一方面又不能没有土地。实际上，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己经为我们走出了一条道路，就是“农民工进城”，其核心是不放弃对农村土地的己有产权作为最后生存保障，而进入城市谋取更高的收益来弥补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是，由于现有农村土地产权本身的弊端，农村土地在两次土地承包过程被零散化，农业的基础设施大都破坏殆尽，在传统耕作模式下的土地收益递减，使农民无法在农村长期生存。 由此可见，土地产权的明晰，或者说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改造是必经之路。通过土地市场来调节土地供求关系，明确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农民所有，而经营权自由转让，农民持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从土地中获得土地规模报酬递增中的净收益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需求。 首先，土地产权的变革是资本大面积进入农业产业的前提，就以18亿亩的底限耕地为基数，每亩增加100元投入，可以引发整个产业链上千亿元收入的提升。同时，避免过去从农民掠夺土地行为的延续，资本的进入才可能实现对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改造，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的剩余控制权收益才可能的大幅度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能就可以最终实现，由此，一个以内需增长为前提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 其次，土地产权的变革为城市土地变革提供了样本，就如同当年农村土地承包制对工业企业改革的作用一样，建立有效土地转换制度，就将最重要的要素从政府的行政管制中解放出来，其引发的经济增长的潜力是难以估量，还是就以18亿亩的底限耕地为基数，如果每亩增加100元的净收入。而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城市专业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有效的土地转移也就没有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在中国改革进入到三十个年头之后，土地又成为中国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选择一条有序的土地流转制度将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中足以载入史册的篇章，越过这一历史关口，中国将进入高速发展的新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