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黄杨/文 《环球财经》：次贷危机爆发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名誉主席梅拉梅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根源在于“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 反观我国，由于监管机构在高通胀压力下采取收紧信贷的措施，这都加大了银行发行证券化产品的需求，以盘活资产。那么我国的监管部门如何有效监管资产证券化市场？ 胡滨：监管层面的问题，主要是抓好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的把控。运用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中长期贷款，甚至汽车贷款等基础资产，来发起资产证券化产品，它的设计、利率风险、违约风险等都需要监管部门去预防、去监控，不要走美国的老路。 目前房地产市场下滑得很厉害，现在违约率有所提高，像深圳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违约情况，一旦违约率上升，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监管部门，今年的主要任务是，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监管要加强。 《环球财经》：一直以来，中国实行的都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因此限制，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现在主要被分为两部分——银行系统内展开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证券化，证券系统展开的企业资产证券化。这是否成为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制约条件，中国的监管部门如何协调这一矛盾？ 胡滨：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这样大的体制变革，和监管体制变革的问题。资产证券化监管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造成了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金融产品的监管是割裂的。 比如我们现在没有统一的市场，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是在人民银行主管下的银行间市场进行发行和交易的。而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是在交易所的大额商品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本身市场的不统一，就必然涉及到两个市场的监管机构也是不统一的。
但并不是说要统一这两个市场，而是既然我们发行了这样的产品，就应该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去发展。那么，最可行的办法是既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交易，又可以在交易所的大额商品市场交易。 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本质上，都是同一产品。这样，监管机构就应该是统一的。这就需要不同监管部门间加强沟通，从而统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监管标准。这一块比较可行的办法，下一步应该加快资产证券化立法。 《环球财经》：中国信贷资产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还没有就资产证券化进行统一立法，已出台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相关规定法律位阶不高、层级较低、适用范围较窄，其又与高位阶的法律存在冲突，一旦出现纠纷，投资者将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得不到法律救济。监管部门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胡滨：有了统一的根本大法以后，监管机构才有依据。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各监管机构，根据自己掌握的方法和规则去做。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由银监会监管。另外，比较好的银行已经出了一些相关的监管的规定，这些监管规定，是针对银行的资产证券化。而企业的资产证券化，还停留于业务创新，出于创新的监管和行政上的监管，并没有一个法制化的监管。企业如何发行，能否发行，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发行，这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规则，这些都是监管部门需要统一和协调的。这也是目前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交易不规范，投资者认识和了解程度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者教育。 《环球财经》：基础资产的质量是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最终决定者。要能成功发行以资产为基础的证券，其资产本身的“违约率”及违约后的“损失率”在发行前应有明确的鉴定与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政府把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是一种比较失败的做法。这一前车之鉴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胡滨：不能完全把次贷危机归咎于私人或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因为这样一个评级机构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实是有好处的，也是有作用的。而根本的原因是，对结构性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本身的透明度不够。透明度就包括了，评级当中的透明度不够，产品风险的透明度不够和产品设计的透明度不够。因为评级机构的评级是不透明的，这样投资者能否依赖评级做出判断，对投资者的决策有非常大的影响。由于投资者过分依赖评级机构的评级，这样的风险是很大的。 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不光是我们，即使是美国的监管部门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比如美林证券的交易员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诚信的背后》，这个交易员在书中揭露了衍生产品的风险，这位交易员的描写，甚至于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本身，都没有办法把风险充分地揭露出来。但是这样的产品已经卖给了投资者。 监管不能缺位，不能过分依赖市场自身的调控，或第三方评级机构的作用。因为监管机构的作用也是同样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