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次贷危机爆发一年零1个月后，美国和全球经济都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格林斯潘称“这是百年一遇的危机”，而在此前百年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中，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曾说：“我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 面对危机，人类无法避免恐惧，但比感性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对客观规律的理性认知。为什么这场危机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为什么诸多救市措施会显得如此徒劳？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什么成为了这场危机最重要的催化剂？ 这场或许将是全球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但当人类通过这场危机再次完成一轮由感性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之后，这或许也将成为人类重新认识现代经济尤其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最重要枢机。 对于少数精英学者来说，早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答案早已经了然于胸，并早已提出预警。不过，大势难挡
□本刊记者 易强/文
如果将次贷危机比作神偷的话，那么，这个不到两周岁的神偷，在经过大范围跨境作案之后，已经偷窃了近万亿美元的资产。而且，尽管全世界人都知道他的存在，至今却仍然没人能够逮住他。 如果终于有一天，这个神偷被警察抓住，并被交与法官进行审判，那么，他将如何供述自己的罪行？ 他为什么会沦为盗贼？是因为先天基因缺陷，还是父母管教不善？而其偷盗如此之“成功”，是因为其盗技高超，还是因为被盗者门户不严？又或是因为存在制度漏洞，使其不得不加以利用？ 在经济遭受巨大打击之后，全球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对于少数精英学者来说，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答案已经了然于胸，并早已提出预警。不过，大势难挡。 基因缺陷 斯蒂芬·罗奇即是其中的一位。早在2005年4月15日，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S.Roach），就曾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表达了他对美国经济的忧虑，并预言美国地产泡沫的破裂。 他说，美国的经济是资产依赖型。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严重依赖于资产价格膨胀。 这种模式引起很多的扭曲和失衡，比如地产泡沫、高负债、经常账户赤字失控。维持这种模式的运转，要求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但是，利率不可能无限下调，因此，资产泡沫必然破裂。 2007年初，香港的经济学家菲伯（MarcFaber），在英国著名经济刊物《TheDailyReckoning》上发表文章，举例说明资产依赖型经济的本质。 他假设，市场上有梵·高的三幅名画，如果有人以原先价格的两倍，购入其中的一幅名画。那么，不仅市场中的这三幅名画，其他所有梵·高的名画，无论是被谁所收藏，其价值都要被重新估量。 相应地，这些名画的拥有者，其贷款能力也会增加。如果保持原来的杠杆比例，其信贷额度也会增加一倍。于是，其消费能力也大幅增加。 这就是资产依赖型经济的本质。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消费者信贷额度也增加，从而消费支出也增加，最终刺激经济的增长。而一旦资产价格停止上涨，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消失，泡沫很快就破裂。 在美国，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是其不断下调的利率。而利率不断下调的结果是，储蓄率也不断下降。为了吸引足够的投资，政府只能增加对外国的负债，于是，经常项目赤字不断上涨。 这种模式一开始并不会出现问题。在开放性的全球经济体中，美国国内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被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盈余所抵消。同时，这些盈余国家的储蓄过剩，又让美国得以维持低利率。 按照美国前财长斯诺的说法，这种依赖资产膨胀的模式，类似于构造自动提款机(ATM)。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所隐藏的问题——就像是身体有某种基因缺陷——时机到了一定会爆发。 为了维持资产价格的上涨，美国必须增加货币供应量，维持极低的利率水平，因而美元会不断贬值，从而影响全球对美元的信心，进而又影响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于是，资产泡沫最终破裂。 利益方疏于管理 与着眼于增长模式的罗奇不同，在探寻次贷危机的根源时，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美国卡托研究所（theCatoInstitute）研究员杰姆斯（JamesA.Dorn），更愿意从相对技术的层面进行解释。 在他看来，次贷“神偷”之所以得手，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都有责任，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而原创按揭者与评级机构，以及次级债券的购买者，则疏于对风险的评估和管理。 而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则强调金融衍生品在催化危机其中的作用，“它使委托代理关系链条太长，或者扭曲了委托代理关系，以至于无人在乎交易的最终损失，时间久了问题就要酿成危机”。 与杰姆斯和陈志武相比，《石油危机》的作者F·威廉·恩道尔（F.WilliamEngdahl）似乎更愿意直接点名。 今年1月16日，恩道尔在全球研究（GlobalResearch）上撰文，把导致次贷危机的责任人，直接锁定在美联储身上，更确切地说，是锁定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的身上。 他说，在格氏主政美联储期间（1987～2006），极大地放松了对华尔街的金融监管，以至于出现了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次级债或者垃圾抵押债券的证券化，就是格林斯潘留下的最高遗产。” 恩道尔在文章中说，或许次贷危机的出现，并非格氏或者华尔街所想要的结果，但是，它将是戴在格林斯潘头上的“耻辱的王冠”。 正是在这个疏于监管的市场上，各种五花八门的次级债券，在经过若干层级的中介，并在层层分类打包以及证券化之后，被卖给了不同的投资者。以至于危机发生时，很难弄清是谁出了问题。 政府干预之罪 不过，对于次贷“神偷”的犯罪行为，杰姆斯在进行技术分析之外，并不排斥进行制度分析。 杰姆斯还对《环球财经》记者说，政府与国会对市场的干预，比如，设立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并赋予其“政府支持企业”的地位（GSEs），则增加了引发危机的道德风险。 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theGreatDepression），美国国会于1938年通过法案，创立了房利美公司。设计者的初衷是，通过这个“政府支持”的私营实体，让美国人能买得起房子，从而刺激经济。 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国会再度通过法案，并创立房地美公司，意图通过复兴房屋贷款市场，推动消费者对房屋的购买。同时，国会还给财政部增加了22.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杰姆斯所谓的道德风险是，“二美”（房利美和房地美）会放松要求，对关系良好的客户的产品，不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因而增加了公司坏账率。 他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是，“二美”的债务及担保额为5.2万亿美元，其负债与净值的比例达到65％。这个杆杠比例意味着，公司会因房价上涨而获利丰厚，同时，也会因房价暴挫而破产。 恩道尔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早在2003年，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威廉·普勒（WilliamPoole），就曾经提醒政府注意“二美”债务情况，并呼吁政府削减对“二美”的担保，但未引起格氏的重视。 杰姆斯对《环球财经》记者说，这种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GSEs），还带给市场另外一个风险。 “因为政府‘含蓄’地担保债务，使得市场参与者相信，如果GSEs出现财政困难，它们将会得到政府的保护。这就是为何包括中国央行在内的外国投资者，购买了超过1.3万亿的‘二美’债券的原因。” 在接受《环球财经》杂志采访时，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麦金农（RonaldI.McKinnon）说，美国政府和国会是时候反思其金融政策了，并与中国等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减轻当前的全球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