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晋商酒庄 “新晋商”“死去”或“逃亡”？
百年颠覆安放不下祖先的神灵？ 俞文勤说：恐怕十年都不够。如果对这句话还有异议的话，我们来看看广大的所谓的“新晋商”们的表现，以及他们目前的环境，我们也许会一致地认为：十年太短！ 在国学基础深厚的山西，主要是在人口稠密而土地并不宽裕的晋中形成了后来被誉为晋商主流的“票号”业。山西人以“诚信”为本，开始了百年辉煌的历程。什么是“晋商”？凭什么是“晋商”？诚信是第一位的，发展和壮大自己，靠的就是信誉。大家常常举的例子有：榆次常家掌柜王盛林在东家破产还债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企业在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的条件下照常营业，凭借的就是王盛林的人格信用。 而今日山西富人彻底颠覆“晋商”传统，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还有祖先？“挖坟”是他们干得最多的事情。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受到挑战，此后战事连绵，山西作为华北前线的主要战场，饱受摧残。解放后革命高潮一个接一个，传统的道德标准已经丧失干净。经历了100年的颠覆，当初“晋商”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的信用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传统的信用体制也已经完全坍塌了。 “关系”比“信用”更重要，或者说“关系”就是“信用”。什么关系？权钱交易关系。在一方土地上出卖与子孙共享的自然资源，没有地方官僚做靠山，谈何容易？频繁发生的瓦斯爆炸，国家不断出台的整改方案，为什么一到山西就聊胜于无？因为各级保护伞已经消解了上面政策的威力，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煤老板”。“煤老板”无须对产品质量负责，无须对员工生命安全负责，无须对企业的未来负责，他们花最大精力维护好自己的靠山，甚至资助某人竞选县委领导，完全成了地方一恶。 如果我们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与观点，把“煤老板”排除在“新晋商”之外，那么，其他的新晋商们呢？ 如果各位看官不健忘的话，我们来回放一些新闻： 1998年，临近农历春节，突如其来的劫难令朔州人措手不及。一瓶瓶假酒张开了血盆大口，无数条无辜的生命在新年的朔风中被掠走。截至2月5日，朔州市平鲁区、朔城区、大同市灵丘县因饮用有毒白酒住院治疗病人222人，其中数十人伤残，2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黄土地上堆起的座座新坟昭示着一个个罪恶，纸钱烧出的缕缕青烟述说着孤魂冤鬼的愤怒。事情的起源在三百公里外的文水县，当地农民王青华与其妻武燕萍用三十四吨甲醇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五十七吨，一部分出售给个体户王晓东等人。王晓东明知该酒甲醇严重超标，仍将其加进自制的酒中，转手批发给从事个体经营的朔州市杨万才和灵丘县刘世春等人。据后来技术监督局给出的鉴定报告：酒中含的甲醇超国家标准达九百倍之多，这已不仅仅是假酒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酒了。 就是深受假酒案毒害的朔州和不远的忻州地区，很快又以拐卖妇女闻名全国，一部片叫《打拐第一案》讲的就是那里的事。成百上千的妇女被从四川贵州北京骗到这里，途中遭受了不尽的凌辱然后又以极低的价格转给那些深受过假酒毒害的农民。面对寒风刺骨的黄土地、面对黑暗零乱的窑洞、面对陌生无表情的男人，她们的痛苦也许比毒酒害死的人更强烈。 1997年山西又破获建国以来最大的拐卖妇女案，这个重大拐卖妇女团伙成员来自贵州省、重庆市和山西省静乐县。其大多文化较低，而且以无业人员和农民为主，在一年间这个拐卖妇女犯罪团伙在昆明市、贵阳市等地疯狂作案，在已查明的二十多起拐卖妇女案中，拐卖妇女达五十七人之多，年龄最小的仅十六岁，这个犯罪团伙分别以四千元至六千元不等的价格卖至山西省忻州、静乐等地。 在山西忻州地区秦城乡有一个全国独特的市场——生孩子卖。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犯法的，而是将其当作发家致富的手段。这个位于忻州城东十公里的小村子，是一个声名远播的“贩婴村”，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忻州婴儿从这里流落到全国各地。到这里来的陌生人，大部分是来“领养”孩子的。在这里卖孩子就像卖一般的物品，有批发有零售，形成了一种网络。董亮毛原来是个走村串户收购空酒瓶子的，从1992年开始专门贩卖婴儿，靠这发了大财，盖起了一幢两层的白色小洋楼。董宅的豪华程度令人吃惊：二层楼房上下各四间，“其屋内装饰丝毫不亚于三星级宾馆的豪华客房”，家具、家电都是高档名牌，家里通讯设施一应俱全，供暖系统是电脑控制的燃油锅炉。有人算了一笔账：董亮毛的“宫殿”估价至少为五十万元，他每贩卖一名婴儿的“利润”为五千元，由此推算，这座“宫殿”是由一百多名婴儿的命运换来的。 人常讲伤天害理，如果这不是伤天害理还有什么是伤天害理。 晋南一带的假药中央台已曝过光，虽然没有像假酒一样出名，但对江苏的任毅讲，这就够使他在以后提防所有的山西人了。一则消息曾让瘫痪１２年的任毅激动不已：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经咨询后，任家寄去２８５７元买药，但服药后毫无起色。任家早已负债累累，任要求退钱，谢钢虎仅同意返还５００元。任毅于是含泪写信投诉到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健康报》将信转给山西新绛县卫生局，该局答复说，该药已通过石家庄市科委的鉴定，因此不属于假药，同时该药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 而对山东人孟兆杰兄弟来讲一趟山西之旅可以说是一场恶梦。这场恶梦足以让他们回忆起来胆战心惊。孟兆杰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叔叔到山西找工作，被人骗入榆次市的丰茂砖厂。在这里，他们没有通信自由，没有交谈自由，连上厕所都有打手监管。在皮鞭、木棒下被迫每天工作时间１５小时左右，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残酷毒打。对因承受不了超强度劳动、手脚慢些的民工，或不堪虐待提出离厂要求和逃跑被抓住的民工，他们还用树根、三角带、铁锹把等残酷殴打，有人的腿甚至被打瘸。而工资发放随意性很大，不留手续且常常随意克扣。正是靠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方法”，丰茂砖厂生产效益直线上升，几乎比其他同样规模的砖厂高出一倍。费了很大的劲，孟兆杰兄弟才逃了出来，把一份血泪斑斑的控告信递给了山西省委。 就在写此文的时候，一个特大新闻又在全国传播：32名外地农民工来到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个黑砖场打工。这家砖场是由该村村支书的儿子开设的，农民工们每天面对的是打手们冰冷的铁棍以及狼犬的血盆大口。实际上，如果人们不健忘的话，2002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在皮鞭抽打下，16岁长安少年张徐勃，在山西省永济市一家“黑砖厂”进行着超负荷的劳动。在其丧失劳动能力后，被黑心老板扔于荒郊野外，冰天雪地里，张徐勃双脚被冻掉。 如果我们记性稍微好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想起这类事情不仅仅是2002年发生过，这类事情此前已经多次发生了。1997年，也就是十年前，律师邓学海和兰勤明手持中江县政法委出具的介绍信，去山西省太谷县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政法委等部门谈判和协商处理，解救回43名四川民工。过程之艰难超出想象，然而记者的报道发出后却波澜不惊。十年来，面对黑砖窑，当地社会几近集体失声，有关部门对它也一直保持“沉默”。正如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黑砖窑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其实早就知晓黑砖窑的存在”。 有网友愤懑评论：黑窑工事件在山西持续了好久，难道“伟大的山西人民”都没看见？居然没有人站出来揭发。 我也看见电视上黑窑附近的居民们在记者询问是否知道自己村庄旁边几年来存在的黑窑工时，回答是：“看见了一些外地人，很脏，但不知道详情。”这样的回答可信吗？我不相信，只不过被害人是外地人，外地人是可以由山西本地人残害的；山西的本地人除了关心“自己人”以外，对外来的人的漠视令人恐怖，所以，即使山西人知道黑窑工也不会出来揭发，反倒会因为黑窑工事实上让一些山西人致富了，而助纣为虐。 有人说：山西人穷怕了，穷怕了就可以为非作歹、杀人越货吗？地道的土匪逻辑！ 在媒体揭发黑窑工事件前，“山西人民”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我看是不是眼黑了…… 中国出现奴工和童工，是因为商人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多出于利益驱动。商人考虑的是利润，是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地方官员要提高地方的生产总值，做出政绩，以此升官。商人想尽办法降低成本，而地方官员对种种行为也就尽量容忍，甚至暗中协助。于是官商勾结利益链形成。 虽然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山西发生，但是山西最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堪称全国之冠。 商人讲究“生财有道”，而山西人、新晋商们已经不择手段了。 当年山西地穷，晋人走西口，走出了五百年的晋商威名！而如今，同样是因贫穷，山西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干起了连起码良心都不存在的事情，叫我们如何能够相信新晋商生存、发展、壮大的环境？煤炭商人手中是血淋淋的钱，他们吃资源，建立在矿难的基础上，而部分新晋商手中依旧拿着血淋淋的钱，他们依旧吃资源，吃“现代包身工”…… 我们也许难以忘记，那一年的七月，几尊罗汉头从海峡对岸的台湾经飞机长途跋涉后运抵上海，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随后又乘上了返回山西的飞机。十八尊罗汉头像的老家是山西省灵石县资寿寺，资寿寺初建于唐，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大型元代壁画和以十八罗汉为代表的彩塑艺术价值连城，遐迩闻名，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的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十八罗汉的头被人野蛮地割下盗走并贩卖出境外，历经千难万险由台商陈永泰在海外文物市场发现后重金购回归还山西。 我们不知偷盗者在他割下一具具罗汉头的时候，除了迫不及待的挣钱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心理。罗汉头在这里应有两层意义，一种是文物的，一种是宗教的。对前一种来讲罗汉头已存在了几千年，中间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坎坷风雨，之所以能留下来除了许多的机缘之外，里面暗含了多少人们极尽全力保护它的故事。对于凝聚了多少人生命场的文物的这种粗暴的作践，已没有任何的人性可言。其次，罗汉本身是一个除恶扬善的神，是受人们顶礼膜拜的。能在神头上动刀，他似乎已没有对天打雷劈的报应的畏惧，对一个没有其他精神支柱的人，可以讲他已处在一种什么事都敢干的虚妄状态。 当年“晋商”的信念是在千年传统文化积累之上而形成的，而今日山西富人是在“打砸抢”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当年“晋商”被消解之后，还有那些巍峨的大院在，而今日山西富人，大多扮演了“自然环境的蛀虫，行政基础的蛀虫，和谐社会的蛀虫”，在太行山上、吕梁山上留下了无数的黑窟窿。郭兰英要是再唱《人说山西好风光》，词应该改为：“左手一指，不见太行，右手一指，也不见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怎么都成了乌黑的泥汤？”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山西决不要污染的GDP，计划5年投入800亿元恢复环境。报道说：山西污染到底有多严重？有关数据表明，山西省每平方公里承受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3倍，11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无一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60％的河流断流而且积满污水，城市地下水仅有六成达标。 山西成了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空气质量恶劣，地面下沉，水源缺乏且遭遇污染，而且民风不好。这些，山西商人的责任能跑掉能推卸掉吗？政府有政府的责任，但是所有这些害处祸害了环境和老百姓，富了山西的商人。 把短暂的繁荣转化成长久的生态恶化，这个账无论怎样算都不划算。 “晋商”想的是长远，现在的山西商人只顾眼前。那些煤老板知道他们出卖资源的有限空间，所以依靠煤炭尽快发财之后，转而投资酒店、医药、教育等高利润小风险产业。但是，政策的时左时右，他们很难把握好这个浮躁年代的脉搏，所以乱投资现象也非常严重。他们缺乏对一个行业的持久的耐心，常常是听命于一些目光短浅而利欲熏心的地方官员，所以，重复建设、多头投资、一窝蜂上马等现象频频发生。 整整100年前，即1907年山西商人联合成立的“保晋公司”与其成功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山西全部矿权，成了“晋商”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抹霞光，温暖着我们的心。 “保晋公司”的爱国行动缔造了一个无烟煤基地。今天看不论有多少不完美，在当初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这个运动到高潮时，远在日本的山西籍留学生李培仁蹈海自杀。跳海前他发出了“痛晋矿之将亡，伤祖国之不振”呐喊。但是今天，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大量地出卖资源、出卖土地，出卖本土人的利益，在山西各地并不鲜见。如果是真“商”真“资”，即使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就罢了。关键是在地方官员急于“招商引资”上面子工程的时候，一些江湖骗子频频得手。 如果说爱国有政治意味的话，就说乡土情结，今天的山西商人已然丧失殆尽。 《“晋商”批判》说：民国初年，晋中祁县的渠本翘，作为山西票号的“革新派”，他在发现办银行之利和办票号之弊后，曾奉劝同仁改票号为银行。但是，“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29页）到最后，山西票号只得大溃退。 “小本生意”“知足常乐”“小国寡民”式的经营状态，缺乏前瞻性，吃老本，吃资源的心态，要不是有资源，要不是依赖整个世界对资源的渴求，今日山西人何以成为“新晋商”？ 这代山西人富了，他们的子女怎样？迁离山西或者出国留学。他们在北京上海买房，或者打个“飞的”就把孩子送美国去了，外地或者美国成了山西富人最后的天堂。 山西商人送孩子出国，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西方的文化？不知道。但是，去美国成了身份的象征，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好处。所以，用吃煤吃出的经验与钞票，山西商人为子女建造了从煤窝窝到美利坚的空中大道。 我们相信西方文化对这些孩子的成长是有益的，他们即使不再创业，他们父辈为他们积累的财富也足可以使他们颐养天年。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选择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说到传承，苍白的面孔就叫我们心虚。 有报道说：“山西的地方剧种在过去的20年间消失了一半。”晋商把山西梆子带到了北京、张家口、包头，山西商人带什么出去？而把什么留下？ 不久前我拜访了一家山西商人在北京的驻地，把传统中国书画当壁纸糊满了墙。即使这全部是名家手迹，也太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了。他们的做法是以传统文化的名义糟蹋传统文化，因而今日山西人能富而不能贵。 整整100年，山西人不再说“不”。苟且着，狭隘着，自我满足着，他们很难再有天下情怀，长远发展情怀。于是，将子女送到国外成了唯一的选择。在这个被100年的采矿业摧残的黄土地上，他们看不到希望。于是也不必传承什么。因为他们除了钱，一无所有。当年晋商做的是贸易和金融，他们把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白花花的银子运回山西，建房造院，亭台楼阁，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四面八方的理念、信念汇集于此，打造出自己独特的精神向度和制度架构，从而赢得了世人以至皇家的敬重和自身尊严。而今天的所谓“新晋商”却丢弃了贸易的传统，干得是挖煤矿、卖资源的产业。在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后，留下的是严重污染的环境，是巨富掩盖下的贫困。山西除汾酒外且无一个品牌产品，她的硬通货便是煤电，世人在妖魔化河南人外，把山西人边缘化、低俗化，甚至丑化。而且他们把财富与自己的祖先进行了反向运行，在海外、京、沪、穗等大城市购置豪宅，用巨资把子女送至海外和大城市培养。有人形象地比喻为“集体大逃亡”。 这应该是山西人对山西的抛弃，是一种对山西影响更深远的抛弃。明朝初年朱皇帝做出了一桩决策，从山西向河北、河南、山东地区大量移民。习惯的解释是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人口急遽减少，土地荒芜。其实，这次移民背后也是朱元璋的一种顾虑，地处边陲的山西人口过多，必生不稳定。当时的移民是强迫性的，老百姓在洪洞的大槐树下聚集被押送到他乡，他们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抑天长号，其状极为悲切。 但现在，没有捆绑的绳子，没有押送的士兵，大家开始逃亡，抛弃这是非之地。一个被本省人抛弃的地方让旁观者该做如何的感叹？ 一位山西老乡干脆做了一篇题为《我们山西人活得走了样》的口水歌，读起来让人唏嘘： 曾经的晋商是何其辉煌：做生意全凭诚信和善良！ 如今的山西人要面子，讲排场，耍威风，斗心眼，全以阎锡山为榜样。 前几年，百万亩渗灌工程弄虚作假坑害了群众、欺骗了党，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假酒事件喝出人命，杏花村的老牌子都差一点陪了葬；拐卖妇女的犯罪一度是那样的猖狂，结果大都在山西销的脏，晋北的爷们丢了媳妇赔了钱还脸上无光，一条条光棍窝窝囊囊独守空房；刑警打交警，一个爹娘也得分个高下，不然谁知道老子厉害吃饱了没事干积攒了一身的力量…… 这几天，山西人又在电视上大放光芒：先是污染严重被爆了光，接着被区域限批才着了忙；最近大量民工又被解救出小煤窑和小砖瓦厂，山西人的丑陋让人心发凉，脸发烫…… 这样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不知道是谁的责任，还是谁的光荣。问题出了一大堆，没听说谁倒霉，倒是感到政绩多多不知道又要提拔谁。 饭在一口一口的吃，人在一寸一寸的长，社会上的问题怎么一夜之间就堆成了海洋。谁在吃饭不干活，谁在看着问题在疯长，谁在为虎在作伥，谁在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忙……中国的问题就是不一样：老让人感觉到怪模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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