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杰夫 在宗庆后身上，有太多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商人的印记：出身贫寒而心有不甘，信奉“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能吃苦、愿耐劳、勇拼搏、敢冒险，谙于世故，圆融通达，而且他们通常要经历一次大时代背景下深刻的社会转型。可以这么说，宗庆后是他那个年代成功商人（或企业家）的代表和缩影。当然，作为个体的他，自然有其独特的一面，例如天生有些孤僻的性格、不浅的城府、对风水和测字的迷信…… 关于宗庆后，实在有很多值得著书立说的地方：他的创业史，他的经营观，他的营销战……原本，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宗庆后可以是一个圆满、完美的形象，他以他的努力、智慧和运气为我们上演了一出如何从草根跻身为精英、平民蜕变成英雄的传奇故事。但事事难预料，哪怕宗庆后有预感“娃哈哈”可能因为“口字比较多，所以受到的是非评论也多”。曾经有个测字先生对宗庆后说，“娃哈哈”三个字暗藏玄机：这个女字旁，说明娃哈哈公司里女人多；土字多，说明公司的根扎得很深，不会倒；然后三个字都是9笔，在中国9是个位数字最大的，表明公司今后可能是最强的。但他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口舌是非竟然是诉讼之争，而且对手竟然是合作了十几年的战略伙伴——达能。随着事态的发展，两家公司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当达能方面的代表范易谋说出“我要让他（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时，这意味着对宗庆后的盖棺论定将被推迟，他的功过是非、他的得失成败很有可能因为“达娃事件”而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我们本以为该完美结局的宗庆后的故事突然出现了剧情上的转折，从现在来看，他和他的娃哈哈远远没有到落幕的时候。
《出轨：娃哈哈与达能的“中国式离婚”》（以下简称“出轨”）的出版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按作者的话来说：“（达娃事件）这场跌宕起伏的浴血之战，实为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案例，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不多见。对于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来说，都会有一种冲动，想把整个事件完整地记录下来。对于那些曾经关注过此事，但却没时间细致地梳理思绪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将为他们奉上中国商业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道案例。”作者的观点并无言过其实之处。就娃哈哈和达能的联姻、蜜月、破裂、对决的全过程而言，它确实是中国商业史上为数不多、绝无仅有的跨国资本运作范例。从前期的携手并进，到中期的心有芥蒂，再到后期的敌我对峙，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关系大起大落、变幻莫测，它们彼此已全面展开舆论战、资本战、司法战等种种对抗，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离婚闹剧”，这是一场火爆异常的资本鏖战。由于地位特殊、内容包罗万象的标本意义，“达娃事件”注定会被载入史册，而我们包括《出轨》，都只是旁观者、讲述者和评注者。 客观地讲，作为“只是记录了这段故事”的《出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叙事的中立和公正。尽管作者宣称：“本书并非旨在还原达能与宗庆后的世纪商战，尽管这是本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宗庆后才是唯一的主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出轨》又将是一种自“达娃事件”发生以来盲目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声援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出轨》对宗庆后“发家史”的描述只是点到为止的，着墨并不多，而且所提及的内容都是以“达娃事件”为主要脉络而铺陈开的。即使在评论娃哈哈与达能、宗庆后与范易谋等一系列“交战”，作者所持的立场也是尽量做到了不偏不倚，这包括对宗庆后动辄就用政府关系、或大肆渲染民族情绪等行为的批评和反对。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阅读《出轨》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1990年，当宗庆后顺利研制出针对儿童的营养口服液，并最终决定命名为“娃哈哈”的时候，他对“娃哈哈”进行了商标注册，随后，又对“娃娃哈”、“哈哈娃”、“哈娃娃”等十几种类似或相近商标的文字与图形做了系列防御性注册。从这个细节来看，说宗庆后没有商标、品牌观念或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是绝对不成立的。这与后来宗庆后所说落入了达能方面的“陷阱”（圈套），即在某一份《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约定的“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是没有太多说服力的。我们认为，即使退一万步讲，宗庆后不懂法，是法盲，但对这样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合同，宗庆后也不至于麻痹大意到连律师都没有审阅，就草草签名盖章了。所以，对《出轨》中有暗示但并没有挑明的意见我们表示认同，也就是说，宗庆后当年签订这样的合同，一定有自己的打算，只是后来他棋差一着，聪明反被聪明误，失了算而已。 在这一点上，吴晓波的《“受害者”宗庆后？》一文值得我们借鉴（该文被收录于《出轨》中）。吴晓波认为，娃哈哈当年选择达能，事出有因，关键是缺钱，而这笔因合资而引进的资本最终成了娃哈哈的“救命钱”，“有了那笔注资，宗庆后找到纯净水产品，才有了后来的‘奇迹’”。另外，娃哈哈与达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不正常。“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达能入主娃哈哈，居然没有做过尽职调查，甚至连娃哈哈的财务报表都没有经过核实。”根据吴晓波的描述，达能尽管有生产技术，但在产品经营上颇为无能，例如把乐百氏这么好的一个大企业硬是搞成了亏损。所以，也难怪宗庆后自与达能合作以来，始终有所不满、心有所图。如今，年过六十的他，到了去留的关键时刻，此次公然挑战达能，确实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 种种迹象表明，宗庆后的诉求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自始至终，达能都没有大错。反倒是宗庆后有许多不地道、不厚道的做法。尽管他惯用的民族情绪的煽动一度让人们热血沸腾，爱国主义高涨，但冷静下来想想，凡事有因有果，早有注定。由于《出轨》帮助我们回顾了事件，梳理了脉络，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达娃事件”其实是一起事先张扬的阴谋，参与者并不仅是达能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