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凄风苦雨中，中国挺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放飞了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国退民进”式的改革大体顺利，宏观经济有惊无险。世纪之交，虽然外有高科技股暴涨暴跌、内有股市操纵成风，但是务实的中国制造却成功搭上了WTO这趟末班车，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从此开始了征服全球的旅行。
文/吴晓波
1998年：闯地雷阵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98年3月19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慷慨陈词，将中国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性表达无遗。 从1998年开始，朱镕基将担任一届总理，他承诺在这四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力保人民币不贬值是当务之急。自1997年起，金融大鳄索罗斯袭遍东南亚无敌手，人民币如果“失陷”则将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各国雪上加霜。1997年10月底，在世界银行的香港年会上，朱郑重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 然而战意正酣的索罗斯怎肯罢手，由于中国对国际资本实施了金融管制，所以他决定袭击与人民币关联度最高的港币。1998年8月5日，国际炒家们一天之内抛售200多亿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运用财政储备如数吸纳，将汇市强行稳定在1美元兑换7.75港元的水平上。第二天，炒家又抛售200亿港元，金融管理局再次咬紧牙关照单全收。其后6天，炒家继续疯狂出货，多空激战空前惨烈，恒生指数一路狂泄到6600点，比一年前几乎下跌了10000点，总市值蒸发2万亿港元。8月13日，香港政府在朱镕基总理的支持下，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直接对抗，并十分强悍地宣布将“不惜一切成本，一定要将8月的股指抬高600点。”量子基金也不示弱，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 8月28日，多空双方到了决战之日。当日，炒家抛盘疯狂，港府照单全收。下午4点整，收市的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稳坐7829点、7851点，索罗斯集团一败涂地。 为了捍卫人民币不贬值，朱镕基其实承担了空前的风险和压力。受金融风暴影响，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因此唯一的出路是启动内需。于是，朱镕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催热房地产。1998年1月，地产业的标志人物王石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后来王石回忆说，“朱总理向我询问了对房地产的市场走势和看法。”其后不久，个人住房贷款正式启动，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央行还特意安排了规模为1000亿元的住房贷款指导性计划。这一系列配套政策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从而也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地产热，同时也带动了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起到了复苏经济的作用。 在朱镕基提出的施政承诺中，国企脱困是让人觉得最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然而，朱镕基竟如期地实现了，他动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战略是坚决地“国退民进”。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二十年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终结，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从而也深远地影响着日后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经济。据调查，在改制的四年里，有25.7%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国有企业的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1999年：中国经济谁“坐庄”？ 这一年是国庆50周年，一年一度的《财富》年会颇有深意地选在了上海举办。而此时东南亚各国还没有从金融风暴的眩晕中苏醒过来，俄罗斯经济再度爆发危机，南美的巴西也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中国可谓“一枝独秀”。 这一年，谁也没有想到，在危机环伺的中国，景气的喷发是从股市开始的。 1999年5月19日，中国股市已经持续萎靡了700多天，而在11天前，美国导弹还“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关系再跌冰点。就是在19日这一天，沪深两市分别悄然上涨51点、129点，收于1109点和2662点。这根平地升起的阳线起势突然，继而凌厉，一拉就是32天。向阳锣鼓声声敲，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700点，涨幅超过50%。“5·19行情”自此形成。这波行情将一直持续两年，到2001年6月14日达到最高点2245.44点。 资本市场向来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而在中国，这根“晴雨表”却常常投影在扭曲诡异的哈哈镜里。在“5·19行情”中，涌现了几个令人难忘的大庄家。 吕梁似乎是第一个“预言”到了大行情的庄家。他原名叫吕建新，以报道1992年的“深圳认购证事件”，写出《百万股民“炒”深圳》而在股评方面崭露头角。 1998年的秋天，一个叫朱焕良的股市大散户来找吕梁求救，因为他花2亿元大幅购进的一只名叫康达尔(股票代号0048)的股票，从最高的15.40元一股猛地跌到7元多，跌幅超过50%。为了赚取不菲的佣金，吕梁同意与朱焕良联手坐庄，挽救这只“瘟鸡股票”。他靠自己在股市中的名气和15%的融资中介费，在三个月内融进了4个亿。接着就开始自倒自炒康达尔。一位名叫庞博的操盘手日后描述说，“吕梁的指令下达得很细：从早晨的开盘价到多少钱中盘倒仓，在哪几家营业部倒仓多少。为了操作隐蔽，倒仓不能太快，也不能慢，拉升时要注意日涨幅不超过7%～8%，要维持图形好看，生怕别人发现，把股票做上去。”与此同时，吕梁在报刊上频频发表文章，为股市的回暖大声唱好，顺带着拼命推销已经完成了“重大重组”的康达尔。便正在这样的时刻，两年来如懒熊瘫地的股市真的突然雄起了。“5·19”行情，让吕梁的“中国第一股评家”声誉达到了顶峰。有了飙升的大势做掩护，吕梁拉抬康达尔股价的行动变得肆无忌惮，股价一路上扬，从接手时的7元多，到7月份已经跃至40元。全年涨幅111%，位列深市涨幅最大的前二十名股票。12月，康达尔更名为中科创业。 为了操纵股价和玩更大的游戏，吕梁先后与国内20多个省市的120家证券营业部达成了融资关系，先后融资超过了惊人的54亿元，形成了一条充满了罪恶气质的庞大利益链。 如果说吕梁是“庄家新贵”的话，那么新疆年轻的唐万新则有自己的商业理想——通过资本运营的方式，将中国绝大多数规模偏小、投资分散、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优化整合，盘活存量，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唐万新的第一步是收购企业，先后成为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组成了德隆系所谓的“三驾马车”。第二步便是按自己的商业理念对这三家老牌的国有企业实施战略重组。 德隆要完成这一系列的购并，需要大量的钱从哪里来？那就要靠坐庄炒作。唐万新通过不断地释放利好消息和整合重组概念，将股价一步一步地抬高，然后从中倒货牟利。从1996年起，德隆控制的三只股票日日上涨，五年之内全数狂涨10倍以上，因此闯下“天下第一庄”的显赫名号。 但唐氏战略在商业逻辑上最大的漏洞是，传统产业的盈利能力并不可能在短期内爆发，其对金融板块的反哺能力十分弱小，在效益最好的年份，“三驾马车”的净利润之和也不过2.4亿元，远远算不上是“效益奇迹”。因此，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惨败的命运。 在那一年，与股市狂飙互为呼应的是另一个同样具有泡沫特征的互联网经济的兴起。 大洋彼岸，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1998年7月跨越了2000点大关，之后猛然走出一波痛快淋漓的跨年大行情，在1999年12月逼近5000点，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 在中国，排名第一的某门户网站当然最受关注。5月，当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时，在事发半小时后就发布了这条惊人的新闻，其速度令传统媒体望尘莫及。 作为创始人，王志东选中知名的摩根斯坦利为其上市做准备。而事实上，摩根很多高层对这些新生事物都一知半解，浏览过网站的更是极少数。但是，为了表现出公司上上下下都对高科技和互联网无比精通，领导们特意在会前10分钟找来该项目的负责人，好好恶补了一番。他们不仅记住了像“点击率”和“ICP”这样拗口的专业词汇，还终于搞清楚了并非销售玩具的公司。在谈判中，当团队提到未来的战略方向是建设“门户网站”时，摩根士丹利的一位高层低下头，掩住嘴，悄悄地问坐在身边的项目负责人：“我一直认为这是家网络公司，他们要个门干嘛？” 尽管没有搞清楚门户与门的区别，但他们的热情却与日俱增。2000年4月13日，这个网站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000万美元。7月5日，另一家登陆纳斯达克，7天后，还有一家快速跟进。至此，中国三大门户网站均在纳斯达克挂旗扎营。 2000年：幻灭与重生 新世纪的第一年，整个世界都在重新想象中国。不过，也许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在这场伟大的经济运动中所伴生出的失落、痛苦与彷徨。 2000年4月，一路上飙的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从最高的5132点在半年内跌去四成，85000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 纵观天下局势，纳斯达克的崩塌对中国经济的现实影响并不大，反倒让我们有了一枝独秀的表演机会。 从年初开始，宏观经济景气就明显上扬，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最让人意外也是令人振奋的景象是，一向萎靡不振的国有企业居然表现最为抢眼，全年共实现了2000多亿元的利润，同比增长140%，创下1990年代以来盈利水平的最高记录。 在那些国资垄断的领域，变革正大刀阔斧地进行着：一是大规模整体海外上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先后在纽约或香港成功上市，这其中包含了主动变革的巨大决心和痛苦抉择。二是基于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的大跨度拆分重组，中国电信一分为五，中国石油、石化重新分家，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就地解散。三是国家公司的企业家群体浮出水面，初显企业家本色。 在国有企业走好运的时候，这一年股市却并不太平，硝烟四起。 10月，《财经》杂志刊登封面调查《基金黑幕》，将中国股市中一个刚刚生成的光鲜神话一下子刺破了。这篇文章对中国基金市场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重大疑问：第一是稳定市场的作用未被证明；第二是基金“对倒”制造虚假成交量；第三是利用“倒仓”操纵市场；第四是质疑基金的独立性；第五是肆意玩弄“净值游戏”；第六则是“投资组合公告”的信息误导愈演愈烈。 此文一出，顿时平地掀起千重巨浪。先是被点名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10月16日联合发表声明，指斥该文诽谤。而被质疑职业操守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毫不退缩，针锋相对。 如果这场“口水官司”仅仅局限在对基金的学术批判上，可能还只是一个“茶杯里的风波”，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突然卷了进来，而他的矛头则直指中国股市，而在此前，经济学界一片噤声。 这个主动出击的学者是时年70高龄的吴敬琏。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和《南方周末》的采访时，外表谦和温顺的吴教授此次语不惊人死不休，言辞颇为锋锐，甚至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赌场”。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他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吴敬琏的勇敢和率直让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从“基金黑幕”到“股市赌场”，好比一张桌子失火殃及了整幢房子。那些在股市上横行一时的庄家开始受到惩罚。 最先遭到报应的是去年最活跃的大庄家——中科创业的吕梁。在创下连续22个月股价持续上涨的奇迹后，那个与他联手坐庄的朱焕良沉不住气了，他开始暗地里出货套现，把11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偷运出了国境，中科神话陡然倒塌，股价从33.59元一路下跌到11.71元，50亿元市值旦夕之间烟消云散。2001年的2月3日，吕梁被北京警方在家中抓获，9日，被监视居住的他突然神秘失踪，从此再无音讯。 2001年：入关与出局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当历史学家开始叙述21世纪的时候往往会以2001年9月11日作为起点。“9·11”事件、安然和世通丑闻以及余波荡漾的纳斯达克股灾，让这个全球第一大国的外交政治及国内经济突然变得动荡不已。也就在同时，在遥远的中国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 2001年7月13日，北京终于申奥成功，宣布计划投入28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 10月7日，中国男足以1：0战胜阿曼队，历史性地冲进了世界杯决赛圈。 11月10日，世贸组织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 申奥成功、男足出线、加入世贸，这一连串的大喜事齐齐挤到了2001年，令中国人在新世纪的一开始就赫然有一种“大起”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幸福和满足感。也正因为如此，“2001是中国年”的说法不胫而走。 WTO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持续而近乎漫长的过程，在渐进式变革的中国，从来没有一种变化是旦夕生成的。事实上，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便是应对这一变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国有资本集团的进退及重组无一不是根据WTO的市场开放时间表来制订的。 对于另外一个利益集团——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加入WTO也同样意味着战略的重大调整： 一是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它们开始从竞争性领域进入到垄断或准垄断领域。 二是跨国公司的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2001年之前，在中国获得成功并广为人知的外资企业全是实业型企业。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金融市场的开放被排上了时间表，各大跨国金融机构明显加快对中国的业务布局，汇丰、花旗、友邦、渣打等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从新加坡或香港迁到了上海。 三是跨国企业的独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想尽办法逼退中方的合资方。其中，独资行动最为坚决、并不惜与中方“兵戎相见”的要数百事可乐，百事试图逼退四川成都的中方合作者，在谈判不合的情况下，美方宣布大幅提高浓缩液价格，并不批准四川百事生产更多牌子的饮料。 在跨国资本不断渗透、国有资本强势重组的同时，“第三力量”民营资本看上去像是一个棋局之外的旁观者，只有极少数的人获得了象征性的成功。 第一个是著名的四川刘家兄弟的老三刘永好。2001年5月，刘永好宣布持有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因为在金融领域的丰厚斩获，刘家兄弟在年底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重返“首富”宝座。 第二个是海归吴鹰和他的小灵通，他们则得益于国有垄断企业之间的内战。中国电信为了抢夺移动和联通手中的移动业务，采用了海归吴鹰的PHS(流动市话)无线技术，并意外地引爆了一场垄断企业之间的电信大战。 到2001年，小灵通业务全国开通，用户数超过6000万。这自然让设备供应商UT斯达康获得了惊人的成长，2000年3月3日，UT斯达康公司在美国上市，UT斯达康市值高达260亿元。 第三个值得记录的人是李书福，这个草根型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许可证。按理，他造汽车有三个“先天不足”：只有1亿元左右的自有资金；没有任何汽车业的经验和积累；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但就是这么一个门外莽汉因其“死也要死个明白”的恳求，最终撬开了死死关闭着的铁门。 刘永好、吴鹰及李书福的“另类式成功”，各有因缘，同时也生动展现出在利益重新调整的混沌格局中，市场与垄断之间犬牙交错的渗透、妥协与博弈。 2002年：中国制造激活 “在飞临中国第50次以后，我现在成了中国经济繁荣论的最积极鼓吹者。”大前研一2002年于是说。而事实上，开始于1998年前后的“中国制造”浪潮在今年活力四射，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终于向全世界发威。 2002年初，美国零售业巨子沃尔玛决定把它的亚洲采购中心从香港搬到深圳的罗湖区，中国区总裁张嘉声对记者说，“我们找到了最大的卖家”。沃尔玛今年在中国的采购商品总额为1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沃尔玛若是一个国家，将成为中国第六大商品输出国和第八大贸易伙伴”。 2002年8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仍然在制造业，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在一份题为《中国科技发展报告》的综合报告中勾勒了中国制造的轮廓：初步估计，我国已有上百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中国制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崛起。 在宏观经济阳光明媚的同时，企业界却发生了一连串令人颇为心惊的公司风波——李经纬被赶出健力宝，顾雏军得手科龙，仰融出走华晨，春兰改制搁浅。
这些发生在2002年的事件看上去情节各有曲折，内幕云缠雾绕，而其实质都与实施了四年多的产权清晰化运动有关。在这股“国退民进”的浪潮中，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家对企业产权的处置发生了分歧，政商博弈直接导致了致命的危机。 自1998年以来，李经纬与三水市因健力宝产权的分歧而势同水火。市政府的态度是卖掉健力宝，并且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 在一开始，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险些成为健力宝的新主人。让李经纬不堪的是，政府拒绝以4.5亿元的价格将健力宝卖给他的团队，却接受了新加坡人3.8亿元的开价，而在草签的协议中，号称“中国第一饮料品牌”的健力宝商标，评估价值居然为零。 李经纬无法理解为什么政府宁可把企业售予素不相识的外国公司，也不卖给一手将企业创建起来、为此呕心沥血了一辈子、而且还愿意出更高价格的自己。在他的幕后策动下，国内媒体闻风而动，一时间“健力宝被无情贱卖”、“中国第一民族品牌旗帜被砍”等舆论铺天袭来，其间夹杂的高昂情绪让三水政府难以招架。新加坡方案很快就流产了。 不久，一个28岁的资本庄家张海提出按李经纬的出价收购，而出面的公司将是一家名叫浙江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国有企业。正憋一肚子气的三水官员如遇旷世知音，第二天，在三水的健力宝山庄，一场仓促筹备的签约仪式在众目睽睽下举行了。在仪式上，功败垂成的李经纬如一匹被弃的老战驹，默默地坐在会场的一角，一脸难掩的落寞神情。他“含泪仰天，不发一语”的照片被刊登在国内所有的新闻网站和财经媒体上，观者无不为之动容。10月中旬，病榻上的李经纬被检察院以贪污罪立案，四位副总裁三人相继被双规、拘捕，一人“出逃”国外。 2004年，张海因经营不善被免职，企业一度濒临停产。2007年，健力宝再度易主给台湾统一集团，当年的“中国第一饮料企业”此时已沦为二流公司。 客观而言，在健力宝风波中，地方政府并没有搞垮企业的意图，官员们放弃李经纬团队，选择“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担心经营层上下其手，难以控制。二是为了避嫌，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正是在这种对现有经营者的强势排除，对外来力量盲目信托的情况下，实业家们被无情地阻挡在他们开创的事业殿堂之外，所谓的资本掮客们则得以轻易地从小门从容进出。在与这些娴熟的“门口野蛮人”的过招中，地方政府表现出了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从而出现中国公司改革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