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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慧 背景回放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出生于1937年，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一家人在安徽芜湖靠乞讨、摆小摊糊口。因此，他早早地就学会了街头叫卖。 新中国成立后，年广久还是在街头摆小摊。政治运动接二连三，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他炒起了瓜子。 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时，年广久炒瓜子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100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起来。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只三个月就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让年广久的销售计划大乱，公司几乎亏得血本无归。 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让年广久起死回生。 2000年8月，年广久将“傻子瓜子”的商标卖给了长子和次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特定的时期和历史背景下，成就了很多企业和人物。三十年过去了，像年广久这样具有改革符号的人，如今在做什么？“傻子瓜子”现在还好吗 如果没有外出，年广久每天早晨8点起床，然后到楼下的店面等待员工上班。这并非是他学习了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老板在员工上班之前，站在工厂门口给员工鞠躬，道声“您辛苦了！”这仅是年广久多年养成的习惯，因为他的店里没有打卡机，他每天都会在员工早上上班和下午3点交接班的时候，到店里监督一下上工情况。 都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年广久这个“老傻子”似乎是个例外。 儿子成了老子的“领导” 在安徽芜湖的一条步行街上，有四家“傻子”瓜子专卖店，这是年广久和他的儿子们开的。虽说是一家人，但每家店铺都是独立门面，互不干涉 2008年4月，《新财经》记者乘火车经过近十六个小时的颠簸，来到安徽芜湖。 凌晨5点，出租车司机将记者一行送到位于芜湖步行街的傻子瓜子店。透着黎明的熹微，看出这是一幢白色的三层小楼。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显得有些破旧，与周围现代化的商厦和街市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早上7点50分，记者电话连线年广久，对面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像是刚起床的样子。采访时间初步约在上午10点，地点就在傻子瓜子的门店里。 采访前，我们在那条步行街上转了转。听酒店的服务员说，这个方圆一公里的步行街有四家傻子瓜子店。果然，距离记者看到的第一家门店几百米的地方，又有一家傻子瓜子店。店铺已开张，顾客不少，四个店员显得有些忙碌。看到记者拍照，店员立即阻拦，表示此处不让拍照。 记者上前说明，希望征得同意再拍照。其中一名店员提高声调说，“你们是来采访‘老傻子’的吧？这是他二儿子的店。”言语和表情似乎告诉记者，这里不欢迎我们。 此时记者才留意，这个门店的牌匾与记者初次见到的门店牌匾不同。此店门前挂着“中国傻子瓜子专卖总部”的牌匾，而那幢三层白色小楼门前却挂着“芜湖市傻子瓜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牌匾。如此看来，老子的店面成了地方级，儿子倒成了中国总部了。 后来记者得知，步行街上的三家傻子瓜子店都是年广久儿子的。只有那幢三层小楼的门店是年广久的，也是他在芜湖唯一的门店。 9点多，记者一行返回年广久门的店里。仔细观察，装饰风格的确与儿子的店面风格不同。不大的店面正中悬挂着一张年广九张开双臂的大幅彩照，旁边是年广久与现任妻子陈慧芳的合影。 店里有两名店员，由于无人来买瓜子，看上去相对清闲。 记者正要向店员问询一些事宜，柜台深处走出一位老者，身着藏青中山装，背头油光锃亮，表情严肃，看到记者并不说话。仔细一看，他就是年广久，比网上看到的照片苍老很多。记者主动上前，与他换了名片。年广久用眼角瞟了一下记者名片后说，“跟我来！”面部没有任何表情。 “我要那么豪华的办公室干吗” 在年广久的办公室里，没有办公桌，也没有书柜。只有两张麻将桌和十几把破旧的凳子。很难想象，在二十多年前就赚了100万元的年广久，如今仍坚守着节俭的习惯 走出门店左拐，直上二层。这是一个上下拉动的铁门，如果不留意，谁也看不出这里还有一个入口，直接通向年广久的办公室和卧室。 狭窄的楼梯两边摆满了装瓜子和干果的盒子，加之楼梯的坡度较陡，记者背着大包走起来非常吃力。到了二层大厅，凌乱摆放的盒子，让人感觉这个至少40平方米的地方显得并不宽敞。过道的衣绳上晾着一套藏蓝色中山装和一件洗得发黄的秋衣。 年广久径直走到一扇门前，推门而入。记者注意到，在这扇白门上布满了油污，门把手处方方正正地写着两个大小不一的“推”字。 记者曾采访过很多企业家，观瞻过各类豪华、典雅、现代、古朴等风格不同的办公室，此刻，年广久的办公室应该是最让记者难忘的。办公室没有办公桌，也没有书柜。只有两张麻将桌，上面盖着土红色的塑料布。十几把小圆凳子无一完好，由于表面开裂被裹了一层又一层透明胶条。唯一的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茶叶盒和烟灰缸。 看到记者诧异的目光，年广久毫不避讳地说，“我喜欢打麻将。”每天晚饭后，年广久的办公室就聚满了打麻将的人，他们都在当地做瓜子生意。 “很多人来了都说，你的办公室怎么这么破旧啊？我要那么好的办公室干吗？”年广久目光直视记者，嗓门之大，底气之足，让不知道情况的人以为他在吵架，“这就是我的办公室，怎么了？别人的办公室豪华，可是他们还要配备，还要有财务室，仓库保管员，都加起来要20多人。在我这一个人就代表了，就我一个干部。” 以年广久的看法，有钱不能花在搞装修、讲气派上。他觉得，他儿子们的那套管理模式根本就是浪费。很明显，年广久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他对企业的管理理念依然停留在记忆里，改革对他生活和身心的影响的确太大了。 记者留意了一下年广久的名片。正面是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照片左边写着“年广久董事长”，右边则是“陈慧芳总经理”。名片背面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的一句话，“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我要用专卖店包围超市” 年广久做了几十年生意，钱也赚了不少，可他的企业仍保留着典型的个体经营模式。对于现代营销方式，年广久并不认可 话题直入改革三十年，记者希望了解一下年广久企业的现状。但是，他避而不谈，却津津乐道地谈起了其他话题。 “前几天，我看到四五个人打一个人，周围没人敢拉。后来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也不敢阻止。最后，那个人被打伤进了医院。由于责任一时无法搞清，这个人的医药费一直没人支付。这种情况，公安局就应该出钱，你是人民公仆，遇到事情不上前阻止，出了问题就应该由公安机关赔偿损失。包括老百姓打官司，相关部门不应该收钱，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收了钱就不好办事了。” 继而，年广久又侃侃而谈三从四德八大纲，谈三中全会，谈粮食问题，谈造假……唯独不谈傻子瓜子。 记者几次想打断年广久的话，均告失败。他不允许别人插话，更不允许别人否定他。没办法，记者只能将话题转至洽洽、正林等后来居上的炒货厂家身上。毕竟，众人皆知的还是这些新生的品牌。说到这，年广久击案而起，“我才是瓜子业的龙头。如果我死了，那就没办法了。否则，想跟我斗，没人干得过我。” 年广久并不看好洽洽、正林等瓜子厂家进超市的销售模式，他一直以自己的专卖店方式为豪。“专卖店你懂吗？就是游击队，我们采取的是专卖店包围超市的策略。”芜湖的超市也不少，可是，年广久的专卖店却只有一家，如何才能包围？若加上他儿子的门店，“游击队”当然也不可小视。 除了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年广久很看重运营资金的周转。“商品进入超市非常麻烦，资金周转也比较慢，我们的专卖店采取的是现金交易，资金当天就收回。”说到这，年广久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年广久永远不服输。尽管安徽洽洽食品有限公司的“洽洽”瓜子，年销售收入早已超过傻子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