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林鹰 一年前，我们有幸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牛市。一年后，我们同样有幸经历着“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 一年前的8月下旬，当我们把对次贷危机的专题定题为《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微妙而深远》时（参见2007年第34期《红周刊》），欧美日澳各地央行多达3000亿美元的救市均告失败，而世界又一次感慨：“谢天谢地，还有中国！”主持人惟一听到的忧虑来自于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邹恒甫：“中国的小股民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用哭,更不用寻短命……”他的预言旋即遭遇嘲笑，天地良心，那时“黄金十年”梦想灿灿，经济前景生机勃勃，A股市场东方不败…… 如今回头再看，“深远”则深远矣，“微妙”却已成全球骇浪！而当时专栏作者王强在专题下《危机的警示》一文中的两个判断被逐一验证： 高风险高收益类债券衍生品市场面临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 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直接影响，主要在于投资该类债券的中资机构。如果传闻属实，则遭受损失是必然的。这些损失必然影响其公司利润，从而影响股票价格。人为的托市行为特别是社论托市的行为，只会使缺乏判断力的投资者在谎言被揭穿后摔得更惨。
单就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层面而言，从去年冀望“一枝独秀”到如今乞求“独善其身”，从生机勃勃的制造业到频频破产的中小企业，从流动性过剩到“缺钱缺德”，这一切发生得如白驹过隙。我们无法找到“这世界到底怎么啦”的终极答案，却不妨回头想想，为什么会出现郎咸平所说的“我们手气不好什么都碰到了”的局面？ 主持人无意去探讨救市，因为全世界有市场的地方都在这么做，我们这么做了，对于一度赤膊相搏的救市与不救市两派来说，也许都是“你无须讶异，更无须惊喜，转瞬间消失了踪影”。与周五注定被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单边收印花税”和“汇金入市”两大利好相比，笔者更关注的是周初央行的“结构性双降”。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近日撰文说，“中国有条件争取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真正困难的问题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如周教授所说，拉动内需是“老生常谈”——因为“老”是“生”拉不动，所以只能“常谈”。在好日子的时候都拉不动的东西，在关门的关门、下岗的下岗、套牢的套牢之关节，“究竟怎样才能”？ 今年6月，邹恒甫接受《红周刊》专访时留下的两句话，让我思索良久，一是“我认为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非常好”，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有可为”（参见26期“高端视野”）。对于前者，我的理解是：通胀不是价格问题，而是货币问题，别再继续掩耳盗铃让粮食去承担通胀的罪名；而对于后者，中小企业现状以及与此同时的“经济学家信心指数跌至2004年来最低点”，大约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说明一切。要解决这一切，“结构性双降”做得到吗？ 在文章的开头用了两个“有幸”，后一个注定要挨骂。然而，在作为股民的一生中，能够遇上两起如此极端的经历，不能不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个人而言，本期“主题研究”《从百年美股“十熊”看A股18年历次底部的构筑》作者迈克·吴有一个建议：暴跌就是新领导股脱颖而出的观察期，历史证明所有的大飙股都是在大熊市中产生的。对于市场而言，贺宛男曾提出的“暴跌市道也许正是解决大小非的好时机”（参见35期“周末茶坊”）难不成会一语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