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见 明治维新后，日本大体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变革。到19世纪80年代初，社会经济环境开始稳定下来，工业化全面展开的客观条件已近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涩泽荣一的实业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一国立银行的迅速发展虽然使他感到欣喜，但这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一行一业的成功，而是放眼于各个领域和行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企业创办活动。按照《涩泽荣一事业年谱》的记载，1880-1893年期间，涩泽荣一先后参与创立的企业达二十余家，其中以发起人、董事、创立委员等身份参与创立的公司为13家。这些企业遍布各行各业，不仅规模堪称一流，而且绝大多数都采取了股份公司制。涩泽荣一对实行股份制如此情有独钟，源于他在考察西方国家时的所见所闻。在他看来，股份制是实现工业化的不二法门，所以他立志把引进和普及股份公司当做自己人生历程中所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正是涩泽的努力，建立了日本近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 建立株式会社的《立会略则》 到19世纪中叶，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成熟阶段。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较，股份制企业的优越性在于它用社会资本的集中使用代替了分散的资本积聚，促进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企业规模难以适应工业革命要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也使企业的社会功能和各种经营资源的运用效率随之得到了飞跃性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本身也显得比较复杂，对于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并成功地加以引进和普及，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涩泽荣一考察西方国家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一些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相继到西方国家做过访问和考察。他们注意到了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重要作用，并在回国之后通过写文章和翻译西方有关书籍，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做过相应介绍。此外，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也意识到引进西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必要性，并参照股份制的形式组织各地富豪成立半官半商性质的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然而新政府所做出的这一尝试，没过多久就归于失败，由于经营不善，这两个会社先后倒闭破产。这种情况引起了涩泽荣一的关注和思考。当时他以大藏省官僚的身份，从国家经济制度的高度，来审视和研究引进并普及股份公司制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他认真总结相关教训，认为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的失败，虽然是官商作风横行企业、经营者不思进取的结果，但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缺乏民营经济思想，民间工商业者对股份公司的本质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两相交错，导致股份公司在日本的变味。于是，涩泽从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证这种新型治理结构在日本的实施推广。 涩泽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写了一份《立会略则》。该书内容朴实易懂，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确立了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方法。该书规定，公司制企业为众人所共同创办，故聚资结社应以国家公益为重，但公司和政府二者应各行其事，界线分明。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涉公司企业的经营，从而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民营性质和自主权。尤其强调“财产私有权归个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不得侵犯”，“国家之富强，在于工商业的发展”等信条。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办法是：①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公司企业，都应首先确定资本金的数额，然后确定股份的金额和数量，按股出资；②公司代表人以及其他管理者应由出资者选举产生，出资者按出资数量拥有不同数量的选举权；③会社的代表人拥有处理会社日常事务的权力，重要大事的处理需要召开会社大会决定；④会社代表人或者经管者如有损害会社或违反法律行为，应交付赔偿金或接受相应的惩罚；⑤会社经营所得利润，应按出资额多少进行分配，由于天地灾害等非常事情而发生损失，也应按出资额多少承担；⑥利润的分配应按当初的约定留有部分为会社的储备，其多少由各会社自定。 从《立会略则》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涩泽荣一对股份制企业的说明已经比较具体。特别是涩泽荣一明确了股份制企业必须贯彻民营自主和政府应尊重私权的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直指当时日本企业最主要的弊端，可以从体制上防范“官商习气”对企业的干扰。因此，《立会略则》一问世，就引起了新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以大藏省的名义印制发行，同时还向全国各府县做了推荐，使这本书具有了准官方文件性质。大阪府在1872年4月25日发布的公告中曾明文指出：缔结会社、商社之大意，应熟读《立会略则》。可见，尽管今天看来《立会略则》还存在着明显的缺欠，尤其是它没有涉及到有限责任制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同类书籍最有权威性的一本，成为引领日本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行动指南。 首家股份制企业的实践 涩泽荣一弃官从商后兴办的第一国立银行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是日本首家近代金融机构，同时也是首家规范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它的创立标志着涩泽引进和普及股份制企业制度的活动进入了实践阶段。 第一国立银行是按照1872年制定的《国立银行条例》来设计创办的。这个条例的起草人正是当时担任大藏大丞兼纸币头的涩泽。为了使《国立银行条例》尽快出台，涩泽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从起草到定稿仅仅花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涩泽细致地研究了美国的货币条例以及伊藤博文从美国带回的其他资料，并与欧洲各国的货币法做了比较，反复思考如何使其适合于日本的实际情况，多次征求相关各方的意见，以保证《条例》不会因模仿美国的银行制度而失去实用价值。 该条例对国立银行的组织方式按照股份制原则做了明确的规定，即国立银行必须以集资入股的方式组建；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国立银行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方可解散和关闭；股东持有的股份，经董事会承认可以转让他人；国立银行出现亏损时，股东只按照所持股份金额承担损失。从《国立银行条例》的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股东自愿集资入股，股份可以转让和买卖，股东具有议决权，股东仅承担与其出资额相应的有限责任，这些股份制的基本原则都已经得到承认和体现。因此在日本，多数研究者认为，第一国立银行是近代日本最初建立的股份制企业。 为了创建这一股份制银行，涩泽荣一和他的上司井上馨在筹集民间资本上花费了极大心血。日本当时的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少数江户时代形成的旧富商家手中。没有他们的支持，国立银行的创办显然无从谈起。因此，涩泽荣一和井上馨曾多次主动与三井、小野等旧富商进行接触，劝说他们能够携起手来加入创办国立银行的行列。然而，他们的劝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由于这些旧富商之间一直互有成见，所以他们并不希望共创股份制银行，而是希望自立门户独立经营。这一点，与中国近代山西票号在进行银行制改革时遇到的阻力极为相似。但是，中日两国近代金融制度改革却走了不同道路，对此涩泽的贡献极大。在要不要股份制问题上，井上馨和涩泽荣一认为事关银行体制这一根本问题，丝毫不肯让步，而且利用手中的政府权力，对疑虑重重的江户富商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下，三井组和小野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自立银行的打算，决定共同发起创办银行，日本的首家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近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义是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然而在日本的现实中，实现这一要义却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推动甚至强行干预，这正是近代东方学习西方过程中的吊诡之处。正是这种吊诡，构成了涩泽荣一企业经营思想的土壤。 倡导股票交易市场化
第一国立银行成立之后，效仿这一组织形式创办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大量增加，建立股票交易市场的必要性日显突出。但当时人们对于股票上市交易的意义却不甚理解，大藏省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股票上市交易与大米期货交易近似，都具有赌博性质，对国家没有益处，因此不主张开设股票交易市场。而涩泽荣一认为，西方国家的经验，已经说明了股票交易对经济繁荣和扩大资金市场的优势，不能因噎废食，坚决主张尽快开设股票交易市场。虽然此后涩泽因弃官从商而没有直接参与股票交易条例的制定工作，但他的主张对克服大藏省官员在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明治政府于1874年10月正式制定颁布了《股票交易条例》，开始着手培育资本市场。接着，1878年又公布了新的《股票交易条例》；同年5月，东京股票交易所正式开始营业；6月，大阪股票交易所挂牌。尽管在这两个股票交易所当时上市进行交易和买卖的并不是国立银行发行的股票，但在后来股份制企业的普及中，股票交易所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股份公司制度对于日本来说是“舶来品”，然而日本后来居上，股份制的普及过程比西方国家快得多。据载，到1896年为止，日本各类企业的总数为4596家，其中合名公司为345家，占7.5%；合资公司为1668家，占36.3%；股份公司为2583家，占56.2%。可见，股份公司在日本由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普及，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没有这一奇迹的出现，近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将是难以想象的。而在创造这一奇迹的过程中，涩泽荣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