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德国有一个叫做驾驶舱联合会的组织，几乎德国所有民用飞行员都是这个组织的会员。该组织目前有8200名会员，他们来自德国所有的民用航空公司，其中也有正在接受培训的实习飞行员和直升机驾驶员。这个联合会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会员的职业和工资利益。
4月4日，德国驾驶舱联合会董事马库斯·克什尼克（MarkusKirschneck）先生接受了专访。他除了是这个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外，同时还是驾驶舱联合会的发言人，在他看来，“作为一个飞行员联合会，最明确的目标就是保证飞行的安全”。 克什尼克先生介绍了德国驾驶舱联合会的日常工作:“在有关飞行和飞行员的法规制定上，联合会要当仁不让地施展自己的影响，在会员的工作条件、工作时间以及劳动报酬方面都发挥作用，具体到直接参与会员劳动合同的签署。”联合会的最高机构是会员大会，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对外代表所有会员的利益，同时也是驾驶舱联合会具体工作方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在对近来中国同行的近况有了一些了解后，马库斯·克什尼克谨慎地表达着自己的感受，“要实现保证飞行安全的这个目标，的确需要很多前提条件”。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这个组织与中国飞行员有没有过接触？ 克什尼克:与中国的同行我们当然有过一些联系。我的感觉是他们都非常友好，但从工作层面说，恕我直言，中国飞行员似乎有很强的等级观念，机长就像长官，副机长像是士兵。中国飞行员的管理似乎跟军队有些相像，其实在空中飞行，无论机长、副机长还是驾驶舱内应，都应该是在同一个高度上保障飞行的安全与舒适，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航空行业发展迅速，很多新飞机补充到机队中，作为一个现役飞行员，您对此如何看？ 克什尼克:全世界的飞行员都关注着中国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作为驾驶舱联合会的董事，我们当然希望整个民用航空行业是安全、舒适和快速发展的，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强安全管理。我们知道，全世界都缺飞行员，飞行员到处被航空公司借调，我们非常担心飞行员们的睡眠是否足够，身心是否健康，家庭生活是否和睦，还有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目前的职业状态。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些联合会管理人员非常关心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遇到飞行员与航空公司发生劳动纠纷，驾驶舱联合会将如何表态？ 克什尼克:在德国，劳动纠纷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很正常，也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一套制度在维系着劳动关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就业者与雇主都有工作合同，保障最基本的雇佣关系，如果雇员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可以辞职;同样道理，如果顾主不满意雇员的工作也可以解除合同。作为驾驶舱联合会，我们的职责很大一部分是帮助飞行员得到一份非常有保障的合同。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飞行员一方要离开航空公司，他是否可以随时被解聘？ 克什尼克:即使在德国也有飞行员与航空公司合作不愉快而解除合同的情况。一般说，解除劳动合同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当然，无论是东家还是雇员都需要一段缓冲的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德国飞行员提出辞职，他本人在离开航空公司前是否需要交纳一定的培养费用，或者叫做损失补偿？ 克什尼克:这个问题在合同里应该有具体规定。每个合同都有时间期限，德国的情况与中国不同，飞行员培养途径不像中国这样单一。多数情况下都是公司因为经营原因辞退员工，这时合同所表达的内容是如何补偿雇员;如果是雇员提出辞职，根据合同领取剩余的工资以及各种应该的补贴就完事了。在德国，不存在航空公司因为员工辞职要让飞行员交纳培养费用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在德国是否有过飞行员罢工的事情？ 克什尼克:飞行员罢工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但一般很少发生，因为我们有驾驶舱联合会，我们担负着保障飞行安全的义务。联合会不是万能的，一旦有状况发生，我们就会与航空公司以及主管航空行业的部门例如交通部沟通。在德国，罢工一般开始都是“警告性”的，在这个阶段，罢工引发的负面影响有限，大致与天气原因导致的航班晚点或者取消差不多。我们要做的就是力争在警告性罢工阶段就让问题得到解决，让一切能在有序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矛盾带到天上，因为在民航业，安全重于一切。 三联生活周刊:全球的飞行员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组织？ 克什尼克:有的，这个组织叫“全球民用飞行员协会”，几乎所有民用飞行员都是这个组织的会员。我们德国驾驶舱联合会就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我们经常讨论世界航空行业共性的题目，例如如何提高安全标准、如何保障飞行员利益等。我们也会讨论如何保障飞行员得到足够的休息等具体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一点都不小，因为作为飞行员，承担着很大的责任，让他们有一个比较高的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