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葡萄牙贵族佩德罗的一次意外航行，将巴西这个“受到上帝恩赐”的土地暴露在行进中的“饥渴”的西方工业文明面前，并由此被动地成为国际产业链中的一环。富庶的巴西先后成为为西方、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欧美提供甘蔗、咖啡、黄金、棉花、铁矿石……的“原料庄园”。 自193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瞬间崩坍的混乱中，巴西甚至整个拉美开始了重新自我发现和定位。巴西是谁的巴西？巴西的未来在哪里？从瓦加斯到军政府，从卡多佐到卢拉，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通过私有化和利用涌入国门的外国资本释放巴西企业的发展动力之后，巴西依靠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站到了“金砖四国”之列。然而，这个南美大国能否真正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成为“决定性”力量，却取决于巴西能否真正改变依附于西方的金融体系和工业体系以及一个从未改变过出身的农业。如何走出历史的宿命，成为卢拉和未来巴西政府面对的攸关命题 一望无际的绿色丘陵的起伏之间，几幢白色的厂房很是显眼。抬头望去，巨大的烟囱不断冒出水蒸气，地面上那些排列成行的卡车正在有秩序地进出。走近一点，铲车的巨大手臂在半空挥舞，从大卡车的后车厢里取出成吨的甘蔗丢入传送带。几个小时后，这些甘蔗被榨成汁，再经过31道工序的提炼和蒸馏，西方社会如今趋之若鹜的乙醇酒精就这样被生产了出来。 这里是位于巴西圣保罗郊区的科斯塔·平托（CostaPinto）甘蔗提炼基地。Cosan，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糖蔗种植和加工商，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乙醇制造商，在聚集了巴西最主要的蔗糖和乙醇生产产能的中南部地区还拥有其他16个类似的生产基地，每天处理2.4万吨甘蔗，每年生产蔗糖约300万吨，其中约80%用于出口，乙醇酒精近10亿升，其中23%用于出口。 不久前，Cosan刚刚在华尔街筹集到了12亿美元，它的目标是成为全球蔗糖和乙醇燃料生产的霸主。 这个目标也许不久就能实现。在全球大宗交易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油价持续高企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蔗糖和酒精生产为Cosan带来了暴利。从2000年成立至今仅8年时间，Cosan的年利润已经上升到2007年的3.5亿美元，成为巴西国内成长最快的企业。英国《卫报》评价到：“依靠甘蔗、糖以及乙醇酒精搭建起的稳固的产品赢利空间，Cosan相比巴西的企业巨头巴西石油公司甚至淡水河谷，表现出了更大的发展潜力。” 在《京都议定书》等国际环保机制的推动下，乙醇酒精作为一种产业化的生物燃料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巴西是目前全球乙醇燃料技术最先进、生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2006年燃料乙醇产量达到175亿升，出口30亿升。在2007年一次与布什的会晤中，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InacioLuladaSilva）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可以改变目前世界的能源格局。” 巴西的能源野心不止于此。卢拉正与布什商讨发起一个以巴美两国为主的“乙醇OPEC”。同时巴西正在致力于寻求建立乙醇燃料的全球生产标准，以期标准化生产的乙醇成为全球性商品。巴西的乙醇燃料生产目前占到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巴西在提升了自己在铁矿石、蔗糖、大豆等一长串国际大宗商品的话语权后，将再一次获得乙醇燃料商品的国际定价权。看起来，巴西确实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了。 自2003年美国著名投行高盛集团将巴西与中国、俄罗斯、印度一起列为“金砖四国”起，巴西就有了更大的雄心。2003年，正值WTO坎昆会议的最后准备阶段，在巴西的倡导下，21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G20集团，巴西外交部长和主要谈判代表塞尔索·阿莫里姆(CelsoAmorim)成为G20集团的主要发言人；2005年，巴西与日本、德国、印度一起组成“四国集团”，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旨在扩大安理会的框架决议案，作为一直怀有大国抱负、并在拉美国家中最具实力和地位的巴西，明确表达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抱负。 “强大的巴西要成为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决策力量。”1994—2002年担任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HenriqueCardoso）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道出了巴西人埋藏许久的愿望。事实上，也是从卡多佐执政时代，巴西开始铺设属于他们自己的“强国”之路。 “从封闭到开放，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一进入圣保罗州郊区的圣若泽·杜斯坎普斯，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路口都有一个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的指向牌，如同一提到“巴西制造”，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这家世界第三大商用飞机制造公司。 在这片分布着各种生产和组装车间的公司园区内，大片的空地被作为停放飞机和试飞的场地。远处，是时时在起飞和降落的飞机，工程师们在交付之前反复测验着飞机各个部分的性能；在身旁，是带着各种航空公司标识的即将交付的飞机——“枫叶”标志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红色机尾的美国西北航空，F字样蓝色机尾的芬兰航空……不同的航空公司，不同的飞机型号，相同的是，他们都归属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从全球斩获的203亿美元订单。 成立于1968年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脱胎于军工企业，从轻型飞机到如今120座E195喷气式飞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40年公司史上经历了几个重要变化，而其中，1994年的私有化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全新契机。全新的股东和管理团队、持续流入的投资和随之全面复苏的研发与技术创新，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借助ERJ145的成功进入美国支线航空市场。2001年，以27亿美元的出口额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公司，年利润增长70.6%，这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前所未有的利润记录。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并不是巴西唯一的成功案例。来自巴西产业发展局的一份报告显示，巴西航空、淡水河谷（Vale）等39家巴西大型公司，自1994年以来，由于相继实施了提高效率和更新技术项目，分别达到了公司历史上最好的运行水平和财务表现。“1994年是巴西经济开始稳定的一年，巴西开放式公司的整体利润水平在1994年至1995年增长了7.9%。”巴西产业发展局局长阿列桑德罗·泰克拉（AlessandroTeixeira）告诉《商务周刊》。 1994年，也正是卡多佐大刀阔斧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一年。 上任伊始，卡多佐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巴西经济。1960年代，由军人统治的巴西政府开始的工业现代化，带给巴西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飞跃，1968—1973年，巴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被誉为“经济奇迹”。然而，军政府走的是“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建设之路，资金的严重短缺导致巴西经济很大程度上以负债形式依附于外国资本。借助外债实现的工业化，在1980年代，因为墨西哥债务危机的席卷而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让巴西整个国家接近破产的严重债务危机。整个1980年代被称为巴西“失去的十年”。 “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高通货膨胀率、外资流入下降、各种稳定计划失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室主任吴洪英这样归纳巴西1980年代的经济基本特征。 卡多佐和围绕在其周围的经济学界精英们认为：稳定经济的关键在于通过大力削减通胀，创造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巴西投资；而与此同时，只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才能为国内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健全基础。基于这样理论，卡多佐将1990年代初即开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推向高潮，甚至是深入到了能源和通信这两个“不可触动”的部门。 成立于1942年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矿石生产和出口公司，铁矿石产量占到了巴西全国总产量的80%。该公司自1997年启动私有化，以国家钢铁公司（CSN）为首的Valepa.S.A财团、巴西最大的工业集团圣保罗沃特兰蒂姆工业集团、以及美国银行等机构成为淡水河谷的主要股东。2002年，私有化正式完成，此时的淡水河谷已在纽交所、圣保罗和马德里三地上市。 作为1940年代由瓦加斯总统亲手从美国“投机者”手中收归国有并成为巴西国有企业象征的淡水河谷，民族主义者显然无法理解，卡多佐为何要再一次将它推向外国资本的囊中。不仅Valepa.S.A财团是一个主要由日本、英国以及美国投资者掌控的国际集团，国家钢铁公司的收购款项也是从美国银行那里取得，当然，美国银行也以4亿雷亚尔获得了淡水河谷5%的股权。 “从封闭到开放，这是一个困难的历程。”卡多佐向《商务周刊》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说道，“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竞争，自然意味着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比以往更大。”在接受某些议员就淡水河谷私有化的质疑时，卡多佐这样解释道，“如果我们能够忍受短暂的痛苦，今后所获得的长期的利益将是巨大的。” 对于私有化的争议，在对国家电信公司的私有化——这一拉美历史上最大的私有化案例进程中达到了顶峰。 1990年代的巴西电信公司已经证明了自己在满足人们需求方面的无能，在一个网络和全球业务普及的时代，巴西当时的人均电话拥有量仅为8.4/百人，不仅远远不及美国66/百人的普及率，也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将这一落后归结于巴西的贫穷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巴西发展最快的圣保罗区，安装一部电话需要等候两年时间。巴西电信之臃肿低效显而易见。 当卡多佐政府决定利用私有化的机会为巴西电信引入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设备更新和人员配置中，卡多佐回忆道：“我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向公众解释，这一选择是最有利于巴西电信，也是最有利于大多数巴西人民的。”然而，那些担心失业的员工、工会领导、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其他国有公司雇员，以及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学者的批评甚至是法律诉讼都纷至沓来。 1998年7月，卡多佐政府宣布出售国家持有的电信公司股份时，法院收到了来自社会各个角落多达100多起反对私有化的诉讼。卡多佐甚至被怀疑借用私有化的资金来充实自己的口袋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7月29日，当拍卖巴西电信的锤音在里约股票交易所刚刚落下，几百米开外的街道上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对抗，上千人打着“拒绝外国资本”的旗帜参与其中，数十人受伤。 最终，西班牙电信拥有了巴西第二大固定电话公司TIM，并与葡萄牙电信共同参股巴西最大的移动运营商Vivo公司，墨西哥的AmericaMovil公司则控制了巴西第三大移动运营商Claro公司以及巴西主要长途运营商Embratel公司。 “全球因跨国公司而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很好地掌控这些跨国公司而为自己所用的国家，会相应的繁荣起来，”卡多佐在自传中这样谈到跨国公司的作用。巴西的私有化成果毋庸置疑：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巴西电信公司的私有化，分别帮助国家转移了公共债务，并带来了189亿美元的收益；1999年，淡水河谷即实现了约13亿美元的赢利，是未私有化之前利润额的4倍；巴西电信也在1998年当年进行重组，分三个地区分别进行私有化经营。如今，每100个巴西公民所拥有的电话数目从1997年的10.6增加到了2006年的20.7。淡水河谷和巴西电信成为了巴西私有化成功的范例。 然而，由外国资本流入而支撑的私有化显得有些“失控”。如同淡水河谷和巴西电信一样，巴西大量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被外企合并或兼并。据统计，截至1997年，在橡胶、汽车、机械、采矿和家庭用具五个巴西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中，跨国公司占到了纯利润总额的70%，而在电子与通讯领域，这一比例为79%，交通业也高达7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外国投资以促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更新，卡多佐政府通过立宪的形式为外资进入消除了各种障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自1994年间开始大量涌入巴西，1996年，外资净流入额达到342亿美元，而1994年仅为143亿美元。 大笔外资以FDI的形式流入，其中变化无常的证券投资资金占到了相当大一部分，它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用来增加巴西的外汇储备，以巩固稳定货币的成就。但当外资被用来稳定货币和控制物价，卡多佐政府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历届巴西政府难以走出的外部依赖“宿命”——不同的只是依赖的形式和效率上的差异。 “一场没有打麻药的手术” 很多巴西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3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那一幕：每到月末发工资的那一天，超级市场门口就早早排起长队，人们急切地希望把手中的克鲁赛罗（当时的巴西货币名称）在贬值之前赶紧花出去。当年，巴西的物价上涨幅度是2500%。 “这种所谓的超级膨胀，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卡多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感叹道。 对经济知之不多的社会学者卡多佐，抓住了通胀问题的关键——在巴西实行的这种指数经济中，通胀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只有打破这种指数经济机制，才能从这种循环中走出；而只有通过结束货币调整和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新货币来取代已经颓废的克鲁赛罗，才会有效打破这种机制。 如今被摆放在巴西中央银行地下钱币博物馆显著位置上的1994版“雷亚尔”，成为了挽救动荡许久的巴西经济的关键。在卡多佐和他的经济学家幕僚小组推出的“雷亚尔计划”中，不仅包括使用新的雷亚尔替代已经贬值殆尽的克鲁塞罗，同时还包括提高利率、收紧银根等一系列控制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这一所谓的“冲突疗法”抛出后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年年底，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历史性地降低到了22.41%，虽然这一数字依旧很高，但在接连几年高达三位甚至四位数的通胀率下，这一降幅已然令人敬佩。要知道，整个1980年代不仅是巴西“失去的十年”，同时也是埋葬接连推出的通胀抑制计划的“坟墓”——从“克鲁扎多计划”到“科洛尔计划”，由多届政府先后出台的6个反通货膨胀计划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 卡多佐对《商务周刊》笑称：“是巴西足球帮了我的大忙。”1994年，对巴西人来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巴西足球在20年沉寂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足球的胜利让巴西人民似乎看到了自己仍然可以成就伟大的决心。”巴西国内媒体评论到，“人们预言，这种胜利可以一直贯穿到巴西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经济。” 民众信心无疑为新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铺平了道路。巴西产业发展局局长阿列桑德罗·泰克拉向记者介绍，1994年是巴西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通胀率从1994年的50%下降到1995年1月的1%—2%，财政预算自198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30亿美元的盈余，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5%。 然而，对于卡多佐来说，新的改革思路虽然奏效，想要维系其战果的长久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外力。 自1994年7月新货币雷亚尔开始流通，其汇率被固定为1∶1与美元挂钩。为巩固和稳定这一明显被高估的汇率，巴西只有迅速增加外汇储备。卡多佐通过提高利率、使资本账户空前自由化等方式，吸引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巴西国内，成为稳定经济的支柱。当年，巴西拥有40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的70%均是在过去一年中积累的。 高估的汇率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外贸赤字的增加。遵循着“汇率越高估，进口就越便宜”这样的逻辑，“雷亚尔计划”实施头半年，巴西就出现了“进口繁荣”，外贸盈余转变为赤字，且随着“雷亚尔计划”的进一步深入，赤字进一步扩大。1996年该国贸易逆差为55亿美元，1997年达到85亿美元，1998年为64亿美元。这期间巴西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5%以上。 一方面需要增加外汇储备以保护过高估价的本国货币免受投机性袭击，一方面是外贸赤字扩大，外资成为维系巴西经济稳定的关键。然而，后者的大量流入反过来又造成了巴西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的急剧上升，到1998年底，巴西的外债余额达到2300亿美元左右。 “为什么又是外债？”事实上，这一问题并未出乎卡多佐的预料之外。如今在对《商务周刊》回忆这段经历时，卡多佐这样说到：“就如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曾经说过的，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正如一场‘没有打麻药的手术’。”顿了顿，紧锁着眉头的他接着说：“我希望，同时也努力，让这一改革带来的疼痛少一点”——随之而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险些再次摧垮了巴西脆弱的金融体系，显然，这位昔日的“雷亚尔总统”说此话时有些无奈。 没有谁愿意承受没有麻药的手术，但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而且变得难以纠正。 “不曾远去的庄园” “雷亚尔计划”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的暂时稳定和私有化运动，给巴西私营部门带来的发展动能是巨大的。巴西外交部向《商务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7年的工业投资规模几乎是1991年的1.5倍。以私有化运动高潮发生的1997年为例，工业投资占到了当年GDP的3%。 事实上，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扩大出口，也是后来的卢拉政府刺激经济发展、降低居高不下的公共债务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愤怒的工人”形象出现的卢拉，虽然曾经在巴西电信私有化过程中对卡多佐政府进行了谴责，然而在自己的任期内，他继续延续了卡多佐的“私有化”政策。 2007年9月，卢拉担任荣誉主席的劳工党提出了将1997年私有化的淡水河谷再次国有化的提议，然而遭到了卢拉本人的否决：“政府没有讨论过国有化淡水河谷的问题，因为当年的私有化拍卖是受政府尊重和保护的合法行为。”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作为目前巴西最赢利公司之一的淡水河谷，要保证对国内进行足够的投资。3个月后，当卢拉会见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总裁阿格内利时，后者向总统保证说，该公司的投资80%在巴西境内。据悉，淡水河谷2008年的投资金额为110亿美元。 从卡多佐到卢拉，相继进行的两轮私有化浪潮中所获得的持续投资，使巴西企业也从初期的增加产能、更新流程、降低成本以及突破产业瓶颈，发展到了如今向外扩张和追加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巴西涌现出了一批像淡水河谷、巴西航空那样可以与西方相媲美的跨国公司。 年营业额达到197亿美元的淡水河谷在去年入榜世界500强，排名359位。总部位于里约热内卢的淡水河谷俨然已经是一家全球公司，这不仅仅是指其刚刚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一年一度“淡水河谷日”的宣传，“还因为，淡水河谷的足迹已经几乎遍布了全球”，淡水河谷新闻官法蒂玛·克里斯蒂娜（Fatima.Christina）指着电子版图上那些闪闪发亮的小红点——意指那里已经开设了淡水河谷在当地的分支或办事处，骄傲地对记者说。 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以及第二大镍生产和出口商，淡水河谷在私有化两年后即开始海外并购，第一个目标便瞅准了最大的钢铁市场——美国的加利福尼亚钢铁公司，淡水河谷拿到了这家美国三大最赚钱的小型钢铁厂50%的股份。1999年还未过去，淡水河谷的触角又伸向大西洋彼岸，购得法国Usinor公司出售的铁合金矿。此后，淡水河谷的国际化脚步一发不可收，相继在中东、拉美进行铁矿石和其他矿资源的投资。去年年底结束的对加拿大英可国际镍业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对瑞士矿业巨头斯特拉塔的收购，将再一次扩大淡水河谷的国际版图，为已经掌握在其手中的铁矿石定价权增添砝码。 营业额723亿美元、位居“世界500强”第65位的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拉美地区最大的炼钢企业Gerdau和制造汽车底盘的马可波罗公司（Marcopolo），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巴西国家钢铁公司（CSN）以及橙汁加工企业Cutrale等等，作为巴西最主要的创利集团，都先后在过去10年从国家企业成长成为具备跨国业务的全球公司。 1960年代军政府进行的巴西工业化，是建立在有限的国内市场基础之上的，因此不得不成为西方工业体系中的一个附属环节；而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以石油、钢铁、汽车为主的巴西工业发展，则表现得更加独立。在卡多佐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内需的扩大。 “巴西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与整个社会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过程是同步的。”卡多佐对《商务周刊》解释说。事实上，在1930年代瓦加斯总统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时，巴西的城市化便进入扩张时期。1940—1980年，巴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1%增加到了66%，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高达80%。吴洪英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农村涌向城市的这些新增加的一亿多人口，造就了巴西国内市场消费的主要动力。” 如同19世纪末雇佣劳工代替奴隶制，使得巴西建立初步的工业化成为可能，当进行了50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迁徙和城市化结束之时，巴西工业体系伴随着“巴西制造”在全球的扩张也开始因为内需的同步增长而日渐成熟。 与此同时，大批农民向城市的迁徙，也给巴西的传统农业结构带来变化。“1994—1998年，巴西的农业经历了较大的调整。”巴西农业协会主席卡洛·劳瓦塔利（CarloLovatelli）告诉《商务周刊》，“在这之后，巴西农业明显得到了恢复。” 卡多佐担任总统期间，在农业发展上面临的主要障碍，依然是困扰了巴西100多年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作为葡萄牙殖民时代的遗留，为了尽快获得产出，葡萄牙王朝将大片未开垦土地“馈赠”给了有限的一群人，在经历了所谓的“蔗糖经济”、“咖啡经济”以及“棉花经济”等轮回后，大庄园制仍然是如今巴西农业的主要土地所有形式——1%的人口控制了45%的可耕地。 社会学家出身的卡多佐很清楚一点，巴西的很多矛盾和问题源于类似土地分配这样的社会不公平，于是一个致力于解决“无地农民”的“土地分配计划”在卡多佐上任第二年就开始实施，这一计划被当年的《华尔街日报》评价为“发展中国家最有雄心的这一土地分配计划”。2002年卡多佐卸任之时，总共解决了58万个农民家庭的土地问题，对445万公顷土地进行了再分配。 土地问题的缓解，再加上宏观经济的稳定，使得农业生产计划得以进行。2004年，巴西的农业产值恢复到了GDP的30%，同时出口双倍增长。卡洛·劳瓦塔利预计，“2010年，巴西的农业出口值将达到2000亿美元。” 农业国际竞争力增强，与巴西的国际谈判能力的增强是分不开的。2003年，在卢拉的倡导下，21个发展中国家在WTO中建立了G20集团，这一组织是为了防止在坎昆会议上出现发达国家预先商定的结果，能够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G20如今已经成为WTO谈判尤其是农业谈判中一个公认的重要对话者。 在巴西与欧盟在蔗糖上以及与美国在棉花产品旷日持久的“较量”中，巴西都在WTO的诉讼中取得了有利地位，捍卫了自己作为世界蔗糖和棉花霸主的话语权。巴西贸易谈判代表塞尔索·阿莫里姆说：“巴西的谈判者们有力地打击了那些对农业贸易原则公然扭曲的行径。” 不过，巴西显然还未成为多边贸易中的“决策力量”。几百年来主导巴西经济的主要支柱——铁矿石、钢铁、石油以及农产品，虽然以跨国公司等更先进的组织形式代替了古老陈旧的作坊和庄园，但它们所面对的国际市场中，仍然是一个西方主流经济主导的世界。老庄园主们不会因为换成董事长的名头而有能力改变世界生产链条的顺序，高效率的巴西乙醇巨头本质上仍然具备庄园的特性和产业地位。 2007年，Cosan的董事长兼CEO奥米特·西尔弗伊亚·梅隆（OmettoSilveiraMello）被《福布斯》称为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位“乙醇”亿万富翁。虽然近几年梅隆一直试图将Cosan转变成为公众公司，奥米特家族的绝对控股却掩盖不了其仍然是一个家族企业的本质，即使它已经在巴西和华尔街两地上市。 奥米特家族来自于巴西西部的马托·格罗索州，在那里，奥米特家族拥有着上万公顷的牧场。世界银行一份关于保护巴西热带雨林的报告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细节：1000多个家庭正在等待可以从奥米特家族的牧场租到一点地借以谋生，可以想象其所拥有的土地规模之大。自1936年梅隆的祖父在皮拉西卡巴建起了第一家榨糖厂，昔日的牧场主现在已经拥有了16个生产基地，这些基地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的生产和加工体系。以科斯塔·宾塔生产区为例，在不断“吞食”周边的小加工厂和甘蔗园后，如今已经占据了近1.36万公顷的甘蔗种植面积。显然，奥米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现代工业方式生产的老庄园主。 奥米特只是巴西数个“乙醇巨头家族”中的一个。可与Cosan分庭抗衡、在蔗糖和乙醇加工行业位居第二的ValedeRosário，背后站着的是比亚吉（Biagi）和朱吉拉（Jungeria）两大家族，他们的根源同样可追溯至16世纪的葡萄牙人定居时期，如今都管理着上万公顷的甘蔗园。 “扔掉拐杖，用自己的双腿走路” 巴西的甘蔗业、矿山业有着难以脱胎换骨的缘起，而巴西经济的血液——金融业从来就没有摆脱过麻烦。 2007年12月底，邻近圣诞，位于巴西利亚这座“飞机”城市南侧“机翼”上的巴西中央银行，已经早早摆上了七彩的圣诞树和雪花五角星串起的彩带。这幢深棕色的玻璃与混凝土建筑，在巴西利亚特有的蓝天映衬下，显得比平时活泼了许多。 穿过一道道安检，记者终于走进了这座大楼。如同任何一座现代化办公大楼一般井然有序，只是随处可见的密码门提醒来访者，十几年来，这里一直掌握着巴西经济的命脉——雷亚尔的稳定。 “很难想象10年前的央行能够像今天这样平静。”在这幢大楼里工作已逾十年的雷纳多·詹森·洛赛克（ReratoJanssonRosek）对来访的《商务周刊》记者说。的确，在1990年代末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时，巴西遭受到的所有冲击都在这幢大楼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过去10多年间，巴西的央行行长就如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1999年初，巴西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短短一个月便约有250亿美元的净资金流出，时任央行行长古斯塔沃·弗朗哥引咎辞职。没过多久，由中央银行金融政策部主任接任代理行长的洛佩斯卷入泄露金融机密、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丑闻当中。无奈之下，卡多佐解除了这位仅上任17天的代理行长，并提名阿米尼奥·弗拉加接任。 自1999年1月12日巴西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为保全国家外汇储备，卡多佐宣布实行自由浮动汇率，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市场。结果两个星期时间，雷亚尔就持续贬值超过60％，全国人心浮动，家用电器、汽车等进口产品的价格立即上涨，许多民众担心政府冻结银行存款，停止偿还国债，纷纷到银行挤兑。雷亚尔与美元的汇价跌到了2.15:1的最低水平。 卡多佐在此时起用曾经是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门基金会总管的阿米尼奥，显然是看中了后者与国际金融机构良好的关系。在阿米尼奥担任巴西央行行长期间，巴西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了199亿美元贷款，加上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的贷款，共计415亿美元。“这些贷款及时缓解了巴西外汇储备不足，在恢复了市场对巴西经济的信心之余，也给巴西政府套上了一副无形‘枷锁’——增收和节支双管齐下的谨慎的财政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周志伟研究员对记者分析到。 在IMF给予贷款所附加的这种从紧的财政政策下，阿米尼奥领导的巴西央行不得不实施较高的利率政策，这加重了巴西政府国债付息的负担，并进一步扩大了财政赤字。此时的巴西如同掉入了IMF的“无底洞”——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恢复市场信心，需要更多的贷款，而更多的贷款却又反过来制约了巴西财政政策的有效性。2001年，在没有完成外债控制目标的情况下，卡多佐又跟IMF签订了185亿美元的贷款协议。2002年，由于总统大选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巴西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动荡，卡多佐政府再次向IMF借款262亿美元。 巴西联邦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廷盖斯（NicoloTigas）评价到：“IMF的药方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他给《商务周刊》介绍了一组数据：1997年，巴西财政赤字已高达6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998年巴西政府更是欠下3000亿美元的内债和2000多亿美元的外债。雷亚尔得不到市场的信任，持续贬值，通货膨胀率也随之攀升。2002年，巴西通货膨胀率达到12.53％，为1996年以后的最高值。 “这就是全球化不利的一面。”在总结1990年代末那场金融危机时，卡多佐这样告诉《商务周刊》，“上百亿的资金可以自由流入巴西，那么它也可以流出。” “为了吸引投资，我们必须允许资本进出自如，虽然这样做的结果有点混乱。”卡多佐坦言。 依照巴西的历史惯性，思路的变革或许总能改变命运。2002年接替卡多佐成为巴西总统的卢拉，试图“拨乱反正”。伴随着他的上任，巴西中央银行迎来了至今任期最长的行长——恩里克·梅雷莱斯。现年63岁的这位波士顿舰队财务公司前任总裁，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戴精致的金丝眼镜，与卢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后者曾被自己的前任卡多佐形容为“操着一口蹩脚语法的葡萄牙语，穿着不修边幅，站在一群学者和社会精英之间明显有些格格不入”。 虽然看上去如此不“搭”，信奉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恩里克，帮助工会领袖出身的卢拉重新树立了华尔街和国际金融机构对巴西经济的信心。历经大刀阔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革，巴西经济出现了10年来最快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全方位还包括创历史纪录的外贸顺差和国际收支水平，逐步走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得到较大改善的债务结构。 此时的卢拉有了足够的底气与IMF叫板。作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工人总统，他在上任伊始就对“野蛮资本主义”、“国际奸商”以及“国内投机分子”进行过猛烈谴责。2005年3月8日，恩里克宣布巴西不再同IMF续签本该于3月31日到期的417.5亿美元的贷款；2005年12月，巴西向IMF提前还清了2007年到期的约156亿美元贷款。巴西媒体称，巴西“决定扔掉拐杖，用自己的双腿走路”。 “解除与IMF的贷款协议是巴西在实现经济自主发展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周志伟认为，摆脱对IMF的依赖，有助于巴西巩固当前的货币和税收政策，进而增强国内外资本在巴西投资的信心；有利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通过本国的方式控制通货膨胀;有利于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不需要遵循IMF贷款协议规定的比例。 事实上，这也是卢拉试图摆脱紧箍在拉美国家头上的“华盛顿共识”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担任总统的第二年，卡多佐在自己的自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个新世界就像一个大俱乐部，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进来，一窥门内那诱人的所谓“经济繁荣”。贸易协定、外国援助、跨国公司一众在等待着你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进入这个“俱乐部”是要付费的，冷战的“胜利者”，包括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已经按照自己的经济模式制定了规则：削减关税、公司私有化、私有财产得到尊重等等。想要进入？没问题，请先按照这个标准让自己“改头换面”。 卡多佐眼中的这个新世界，就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所有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以华尔街和华盛顿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拉美世界的发展制定了新的规则——“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与1960年代美国肯尼迪总统在拉美试图建立的“进步同盟”如出一辙。如今，泛美发展银行的大厅里还陈列着肯尼迪的头像，它代表着西方世界在历史上的这段共识—“自由贸易能够控制住拉美激进主义”。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是“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它的核心定义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即财政戒律、谨慎的公共开支方向和供给方面的税收改革”。 当1999年拉美金融危机证明了IMF的药方并不奏效之后，宏观经济的稳定让卢拉坚定了走出“华盛顿共识”的强烈愿望。但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卢拉政府目前仍然执行的是紧缩财政政策，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执行的高利率。解除对IMF的依赖，并不自然就可以获得经济的自主和持续发展。“事实上，巴西的经济依然脆弱。”周志伟认为，虽然巴西的国际储备近几年来得到了较大增长，但历史堆积下来的公共债务仍然占到了其GDP的43.5%，高额的公共债务仍是巴西政府要负担的沉重包袱。 一个原本就是由国外资本建立的国家金融体系，即便有强者如卢拉，也无法轻易改变外资依赖的路径。 联合的拉美与漂泊的巴西 卢拉对于IMF的强硬，人们总是认为很好理解，因为工会出身、身为左翼的劳工党领袖，从一开始，他就被贴上了“左派”的标签。 2008年1月16日，卢拉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见到了在拉美被视为左翼“指路明灯”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照片中的卢拉像孩童般的摆弄着一架照相机，在给坐在对面的卡斯特罗照相，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被称为巴西的“卡斯特罗”的卢拉来说，卡斯特罗一直是他最尊敬和崇拜的人。这位2002年当选并获连任的工人总统，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前辈的遥相呼应，从公开拒绝承认巴西负担巨额外债，到对“野蛮资本主义”的谴责，无一不带有卡斯特罗等拉美传统左派思想的身影。 因为一直支持委内瑞拉加入南方贸易共同体，以及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进攻的单边主义的谴责，卢拉与委内瑞拉的“反美斗士”查韦斯一起被认为掀起了拉美“左翼”盛行的风向。在玻利维亚、尼加拉瓜、智利以及阿根廷，代表左翼力量的政党先后掌握了国家政权。 然而，“卢拉是一个左派吗？”卡多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事实上，他不是。”在继承了卡多佐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私有化、从紧的财政政策、甚至是最初继续了与IMF的贷款协议，卢拉并非一个左派如此简单。
2001年，通过左派领导人重要聚会“圣保罗论坛”，以卢拉为领袖的巴西劳工党成功发起了“世界社会论坛”大会，如今，它已发展成为能够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的另一个世界性论坛。卢拉在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第一次召开之时曾振臂一呼：“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2007年，卢拉决定加入由委内瑞拉倡导建立的南方银行，旨在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提供贷款向拉美国家施加的影响。同时，卢拉先后访问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牙买加和巴拿马，倡导开发生物能源，推介乙醇燃料，一路走来，广泛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消除贫困、自谋发展之出路”，大声疾呼“拉美生物能源一体化”。 无论是向左走，向右走，事实上，卢拉要走的，是一条摆脱巴西依附地位的“大国”之路。而这条道路的关键，显而易见，在于“一个联合的拉美”。 在这一点上，卢拉与卡多佐不期而谋。1960年代，卡多佐曾经流亡过巴黎，在那里，卡多佐第一次认识到，“我跟一个阿根廷或乌拉圭人沟通起来要比一个法国人容易得多”。当1990年代以前巴西仍纠葛于与阿根廷争夺拉美大陆领导权，德国总理科尔一句话提醒了卡多佐：“在巴西，你的责任是要跟阿根廷做一样的事情。必须把你们的过去抛在脑后。你的历史责任是要在拉美建立一个伟大的地区联合体。” “拉美合作，虽然听上去如常识一般，然而不得不说，拉美这个概念其实对于巴西人来说还很崭新。”卡多佐坦言。 自殖民地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就赋予了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不同的民族独特性，操着葡萄牙语的巴西人身处西班牙语系的“包围”之中，总是很难发现自己与周遭的这个世界有什么共同之处。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够代表我们所继承的那些共同生活的方式、制度和思想？”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在《巴西之根》一书里对自己的同胞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事实上，社会生活中缺少凝聚力在巴西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当葡萄牙殖民者们试图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建立起欧洲文明的那一套方式、制度和思想，就注定了“我们仍然是这个自己土地上的流动者”这样植根于巴西人民内心深处的困惑。 这样的“困惑”，有可能制约巴西在“拉美一体化”过程中的努力。当人们都认为“一个联合的拉美”是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应对全球化、摆脱依附性的最好出路时，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声音却令人警醒。 在那本著名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加莱亚诺指出，所谓“拉美一体化”，不过是“星条旗下的拉美一体化”。在他看来，取消关税这种使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的商品流通逐渐不受约束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为跨国大公司的利益而重新分配拉丁美洲的资源、生产基地和市场。加莱亚诺写到:“只要不事先打破不发达和依附的模式，拉丁美洲只能使各自的仆役地位一体化。” 打破原有的模式，事实上，是自卡多佐和卢拉以来一直努力企及的目标。然而当人们回顾历史，却很有可能发现一个制约巴西发展的内在宿命，自葡萄牙贵族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踏上巴西这片土地就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