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份调查、一本白皮书、一个酒会……这些商业世界中看似简单的琐事，往往意味深长。随着自身功能的扩展，在华的外国商会们正慢慢脱离母国和东道国这些疆域的概念
□实习记者 陈楠
位于国际大厦10层的办公室，不论景色还是采光都很好，阳光洒在墙上的老北京风俗地图上，就连画在上面的古树也好像有了影子。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事务副会长溥乐伯习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摘下领带，解开衬衫的领扣，再泡上一杯纯正的咖啡。当然，一定要用印有三个女儿合影的那个杯子。 看到温和而闲适的溥乐伯，很难让人将外国民间商业组织在中国及母国广泛参与政经商贸其中所表现出的雄心壮志联系在一起。“我们是一个非赢利、非政府、非党派的委员会。”溥乐伯介绍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于1973年成立，拥有会员企业260个，全部是在华有商务运营的美国大公司，现任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是波音公司董事长兼CEO詹姆斯·麦克纳尼，其他董事包括陶氏化学和花旗银行的高管等。近年来，该委员会不仅成功举办了会员公司与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的会晤，而且还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吴仪等中国政要。 事实上，不只是美中委员会，大多在华设立机构的大型国际商会或协会组织都有独特的背景和较强的活动能力。过去几年中，中美和中欧之间经贸关系、中国有关经济法律和产业政策出台前后，以及外国公司在华拓展业务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几乎都有这些外国商会的参与和推动。 X型交叉的功能 商会作用在哪儿？就在X型的交叉点上。这是一个形象、直观的描述。这个X型的上端分别代表着商会伸向中国政府和本国政府的两个触角，下端则是深入成员内部的根足，而时刻以会员利益为己任的商会，则占据着交叉的中心位置。 “中国美国商会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会员公司能够看到我们四项服务的价值。”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柏迈高对《商务周刊》说。这四项服务包括与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沟通；在会员企业之间以及会员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搭建使他们相互熟识的网络；为会员公司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包括最新的法律法规、最好的运营经验等；提供特色服务，包括商务签证快速通道服务，全球健康保险服务等，为会员公司在华经营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帮助。 历史悠久的中国美国商会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外国驻华商会。到目前为止，该商会拥有来自全球1100多家公司的2500多名会员成员。“我们非常乐意看到新的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为了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新环境，商会做了很多工作。”柏迈高表示，“中美商会提供给他们大量信息资源丰富的简报；在和会员公司回美国进行商务旅行时，我们会与当地的商会和组织联系，把关于中国的商务资讯带给他们，并鼓励他们来华发展。” 相对会员规模小、业务服务更倾向于美国的美中贸易委员会向会员公司提供的日常服务也主要是信息与咨询。它的会员中有50%的公司是大型制造企业，剩下的50%则主要是银行保险、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物流、广告等等范围广泛的服务业。目前，研究美国的服务业企业如何进入并适应中国市场，是该委员会的重要课题之一。 美中贸易委员会同样每周会为会员提供有关中国市场信息的电子邮件，并在网站上公布最新的调研报告，也为个别公司的特殊信息要求单独给予回复。在咨询方面，委员会也做了大量调查和研究使他们给予会员的答复更可靠。“前一段我们做了《关于黑龙江省投资前景的调查》，同时也会为会员举办专题研讨会，比如食品安全、劳动关系等热点议题。上星期，委员会就邀请了一位跨国公司的中方高级代表来谈怎么做才能更好地适应《劳动合同法》的研讨交流。”溥乐伯说。 他指出，对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来说，有两件事情是坚决不做的：第一，不为单个会员公司安排与政府部门的会议；第二，不会帮助会员公司寻找合作伙伴。“我们不是媒人或掮客。”溥乐伯半开玩笑地说。 其实，无论是源自美国还是欧洲，商会的基本作用就是促进会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它是一个共享资源的平台。1998年成立的中国瑞典商会现有会员200多个，包括著名的跨国企业利乐公司、沃尔沃、爱立信等，但更多的是一万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中国瑞典商会的产生就是为了给会员提供一个共享信息、交流经验的平台。”商会会长何墨池告诉记者，“我们会定期在各地举办餐会，每次都会有50—60个公司代表参加，每次都有一个题目，先进行演讲然后大家在一起讨论。”而在中国瑞士商会的大框架下，北京的130个会员企业按各自的行业被划分成6个工作组，如银行金融小组、物流货运小组等等。当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的时候，他们会请法律税务的相关会员企业为其他会员作讲解。 白皮书与酒会 事实上，像咨询、研讨会这些处于X型下半部分的商会功能，与人们直观看到的一样，他们在各自运作的同时，也为X型上层的那些有实质性的工作——商会与母国及中国政府的接触提供了平台。 每年，中国美国商会在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类服务的同时，从中也能了解到他们渴望获悉的消息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商会将这些问题一一写入其每年发布的白皮书中。“做这个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会员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柏迈高告诉《商务周刊》。每年中国美国商会都出版5000本白皮书，将它们发放给中国商务部等相关政府，同时也寄给美国的国会议员和联邦政府官员。“商会通过白皮书向他们反映美国企业在华经营时遇到的困难，提出一些解决的建议。”柏迈高说，“作为桥梁，我们会和这些政府部门协商使问题得到改善，同时对一些仍旧存在的难题进行商讨，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会员公司的在华发展。” 与中美商会的白皮书相得益彰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起到的民间作用。在举世瞩目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名单中，虽然找不到这个非官方组织的名字，但其扮演的角色一点也不能轻视。 当对话在美国举办时，美中贸委会为中国代表团在美国举行一个酒会或者晚宴；当对话在中国举办时，他们也会在中国举办酒会，这样可以让委员会的会员公司和中美两方的高层代表有一个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在交流和沟通中，让那些会员公司更直观地了解到战略对话的一些情况，同时也为中美政府在正式对话之外提供一个更直观倾听跨国公司声音和主张的平台。 “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双方政府的对话，但是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也作了很多工作来支持他们。”溥乐伯说道。美中贸委从日常为会员企业提供的服务当中了解到，X型的各个触角都希望把中心当作两方相遇的十字路口，使其不会成为两条毫无交集的平行线。 其实，早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式开始之前，美中贸委的工作就已经有条不紊的陆续展开。今年3月4日，美中贸委给他们所有的会员公司发出通知，希望会员公司向此次对话提出他们的主张和建议。“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意愿会被传达给参加中美经济对话的中美双方代表。”溥乐伯向《商务周刊》表示，“不同公司感兴趣的事情会有不同，今年谈得比较多的是能源和环境保护。”如无意外，2008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 内外游说 在向中国或者母国传达会员企业的声音时，商会并不总能在觥筹交错间使双边经贸交往中的矛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有时他们还需要脱掉燕尾服化身为纵横捭阖的说客。 商会在中国的经典一战，非2005年中国政府在外国商会的游说下出台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莫属。 其实中国早在加入WTO之时，就曾在承诺中加入了开放直销市场的字样。但直销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毁誉不一的行业，安利、雅芳等来自美国的直销大亨在中国的生存状况一直相当尴尬，即使它们在商业上可以获得成功。 2005年2月，为说服中国政府及早履行WTO约定，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安利、雅芳、如新等直销巨头到中国参加中美商务理事会经贸座谈会，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世界直销协会的会员，其中安利的前任总裁狄克·狄维士更是当时世界直销协会的主席。他们此行一项实质性的任务是，向中国商务部递交一份完整的“直销立法”草案。 不同于美国的制法流程，中国的法律制定具有明显的部门立法特点，因此在美国拥有强大院外游说力量的直销巨头们在中国没有了施展拳脚的平台。“企业本身不能直接与有关部门进行接触，即使是像世界直销协会这种行业协会在中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们只能通过中美商会或美中贸委这些大的商业组织向中国商务部等有关政府部门进行交涉，然后再由这些部门向国务院提出具体的政策和立法建议。”曾任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的余晖告诉《商务周刊》。 在多轮的游说过后，国务院于2005年9月1日出台了《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告诉《商务周刊》：“中国的直销市场本身就是舶来品，在制定直销条例上，国内没有任何经验，这就需要我们向国际借鉴，而外国商会在开放中国直销市场方面表现得相当活跃。” 国外很多国家有法律明确规定，在制定任何法律之前，立法机关必须召开听证会，先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交流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在中国的《立法法》中，听证会并没有被严格的写入法律章程内。“在中国，虽然建议立法应该通过听证会的程序，但几乎从未在实际中操作过，而仅有的价格听证会也逐步流于形式，基本无法真正做到集思广益，确实考虑和平衡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余晖认为，“如果没有商会出面，安利、雅芳这些直销巨头在中国更无法进入和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 无独有偶，中国瑞典商会的会长何墨池也向记者表示：“在中国我们发现，会突然就有新的法规出现。这对我们的业务会有很大的影响，政府没给我们足够的准备时间，也没给我们发表意见的机会。”何墨池认为，企业提高对法律法规的认识很有必要，而提高政治的透明度则应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何墨池的见解在《欧盟建议书》里屡见不鲜，而对中国政府进行提高政治透明度的游说，也是很多外国商会近几年的首要工作之一。 事实上，中国入世的大事记与外国商会的游说历史是相互重叠的。2000年，美国国会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PNTR）法案进行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当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持反对意见的声浪渐涨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里那些在国际商界掷地有声的风云人物，在美中贸委的倡导下全体写信给美国国会，要求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此同时，美中贸委还派出代表向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并积极联系其他协会一起做国会山的工作。 另一支活跃于两国经贸往来的协会——中国美国商会也参与其中。2000年4月9日，中国美国商会组成了30人的代表团，专程赴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院外游说。在谈及此事时，余晖向记者说道：“美国国会可能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那时这些由各行各业组成的商会，成为了他们真正认识中国的指南。”2000年5月22日，中国在美国参众两院票选中获得最惠国待遇。在此事件中功不可没的外国商会，也获得了来自中国政府的肯定。后来担任中国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在2005年12月中美商会的一次晚宴上发表演讲称:“我十分赞赏中国美国商会在过去10多年间为两国经贸合作所做的贡献，尤其是推动美国国会承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支持中国加入WTO。”
在以会员企业利益为圆心，企业涉及的行业为半径的圆里，外国商会们兢兢业业地与来自五湖四海牵扯其中的国家就消融贸易壁垒等问题整日斡旋着。一旦触犯了会员企业的利益，即使是来自母国的阻挠，也将成为商会的下一个目标。也正因如此，如上述外国商会从会员利益出发帮助中国获得PNTR的例子并非偶然。 2006年7月，美国又以中国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用途不透明，担心其将这些进口的高科技产品用于军事领域为由，公布了一份《对华出口管制条例》的草案，其中包括波音公司向中国销售的与其商用飞机零部件生产和测试有关的高科技产品。好在这块冰凌，于来年春天即告融解。2007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确认，“这一销售计划不会危害美国的太空发射工业，也不会显著地提高中国导弹或是太空发射能力。”至此，与波音飞机零部件有关的高科技产品拿到了进入中国的通行证。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让布什政府改变初衷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那些2006年12月塞满美国国会信箱的邮件，它们来自包括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在内的24家美国商业协会。 在谈及此事时，柏迈高告诉《商务周刊》:“中美商会理解中美双方的顾虑，这关系到两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商机。”他同时表示，他们尝试向美国政府表达商业上的信息，希望能把高科技出口的管制范畴明确规定在一个恰当的水平上。“具体来说，美国政府限制了部分在中国已经投入民用生产的高科技由美国出口中国，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同时也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柏迈高说。 层层循环暗主沉浮 现在安利、雅芳的合法直销店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随处可见，波音的工业设计也在中国的厂房内悄然成型……这些成就并不会使在华的外国商会有时间休息一下，事实上，他们的手里是一张张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今年，我们将面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很多更加复杂的情况，中国经济将继续迅猛发展的同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我们要与中美双方政府洽谈，我们也将很快推出2008年的白皮书。”柏迈高告诉《商务周刊》。
不论中国美国商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又将在架设于白宫或者商务部的谈判桌上取得哪些成就，毫无疑问，他们都将与之前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中国最惠国待遇（PNTR）法案等等取得成功的游说过程一起记入商会历史，并进而巩固与强化在此基础上的商会其他服务功能，如更严谨的白皮书和准备更加充分的游说。这个在外国商会内部形成的小小循环，由商会自身提供的服务组成，其中任何一环的进步都将带动整个循环的壮大，进而促成商会的力量更为强大。“中国美国商会在成长，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太忙了。”身为中美商会会长的柏迈高在两个会议间隙接受作者采访时风趣地说。 X型的中心点日益扩大，并不会显得突兀，因为在中心的带动下，整个X型通向各个触角的连线都在加粗——自身不断成长的外国商会，在更大的层面上，与企业以及各国政府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X型结构的良性循环。 外国商会通过一次次成功的游说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声望，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会员企业依赖的民间外交渠道，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加入商会是确保自身利益重要且必要的方式。以中国瑞士商会为例，他们在北京的分会成立于1995年，成立至今已拥有130名会员企业，其中包括雀巢、ABB等。这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在加入商会的同时，也为商会带来了更强有力的背景和游说的筹码。企业的利益与商会的规模相辅相成，如滚雪球般一起壮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贸促会也是中国瑞士商会的会员之一，这个中国半民间半官方的贸易促进组织的加入，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与外国商会往来的关注。“这些外国商会在促进本国与中国的贸易投资方面，作用比较正面，因此中国政府也很欢迎他们。”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院主任林宏宇告诉《商务周刊》。2008年3月，前任中国瑞士商会主席埃尔钦汗获得了由北京市市长郭金龙颁发的北京市外国专家“长城友谊奖”，金色的奖状不仅象征着中国政府对于外国商会的肯定和重视，也将使外国商会的在华发展获得更宽广的平台。 不仅在中国，外国商会与母国政府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梅新育告诉《商务周刊》：“外国商会和其母国政府在促进两国经贸往来上所作的努力经常是相互协同的。比如说，中国入世的时候，美国贸易谈判部门的很多要价清单，几乎就是拷贝自美国软件联盟、大豆协会、小麦协会等商会的。”协助母国经贸高速发展的外国商会，也越来越受到“娘家人”的厚待。来自企业和政府的青睐，使得外国商会在拥有更高的影响力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外国商会在中国的运作无疑是成功的，而中国人喜欢把成功的原因解析为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和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项。“外国商会成功的游说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梅新育告诉记者，“目前很多从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都供职于中国政府、企业的高层位置，这多少对外国商会的在华游说有所裨益。” 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教育服务输出最大的国家，英国紧随其后。每年，我国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奔赴以英美为主的发达国家进行深造，他们回国后，很多人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中坚力量。当外国商会在中国寻求自身和会员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时，由留学人员为其创造的外部社会氛围也成为他们获取成功的优势之一。例如，在外国对直销形式司空见惯的“海归”，不仅快人一步的在中国接受了安利和雅芳，更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起到了宣传作用。 当然，在华的外国商会在从社会基础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为两国的经贸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家经济的整体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对出国人员的经济情况也有所帮助。因此，外国商会与中国的出国留学人员在社会大环境下亦建立起了一种模糊国籍和国界的大循环关系。在三个由小及大的循环周而复始的运转下，在华的外国商会们正在慢慢脱离疆域和国家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