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成功的男企业家背后，往往有一个很好的女性事业伙伴。比如杨绵绵之于张瑞敏，孙亚芳之于任正非，董明珠之于朱江洪，刘伟之于史玉柱。中国企业领导层“男女搭配”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独特的管理现象，也是中国30年来女性进步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文|本刊记者 丁伟 雷晓宇
张瑞敏和杨绵绵(海尔)，周厚健和于淑珉(海信)，任正非和孙亚芳(华为)，朱江洪和董明珠(格力)，史玉柱和他的总裁刘伟(巨人)，甚至马雪征在联想时之于柳传志，以及“夫妻档”潘石屹和张欣(SOHO中国)、李国庆和俞渝(当当)等，都是中国企业领导层“男女搭配”的典型例子。 感性、柔性、韧性，聪明、细腻、有激情，还有——忠诚……女性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她们更注重细节，更宽容，对社交更感兴趣，会见陌生人更轻松。她们喜欢被信任的感觉更胜于被尊敬，喜欢被授权的感觉更胜于控制，喜欢平等和谐的团队更胜于权力本身。她们是优秀的倾听者、追随者，甚至崇拜者，而不是主导者。 “这种作用有时候是很难被男性所替代的，只不过很多时候她们是隐形冠军、幕后英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彭剑锋说，“一个成功的男企业家背后往往有一个很好的事业伙伴——女性的事业伙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阴阳配’。” 这也许是中国30年来女性进步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国商界区别于西方独特的管理和社会学现象。“中国这一代企业家出现这种现象是历史的选择，与创业的发展过程是有关系的，当年他俩一块儿进工厂，一二十年合作下来了，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西方职业化、社会化程度高，可能CEO一天到晚都换，就很难形成这种默契、长期的事业合作伙伴关系。”彭剑锋说，“杨绵绵与张瑞敏的合作，孙亚芳与任正非的合作，是中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历史选择，可遇不可求，不可复制。” 国外的商界女领袖主要集中在消费品(百事可乐CEO英德拉?努伊)、金融(摩根士丹利联合总裁佐薇?克鲁兹)、零售(雅芳CEO钟彬娴)、出版和媒体(时代董事长安?摩尔)等有大量女性客户的领域，但在中国，“女二号”并不局限于哪个行业，像IT、家电、零售、房地产、媒体都有，以及金融(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经常引用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来鼓励妇女学习金融知识)、钢铁(“铁娘子”谢企华曾经对《华尔街日报》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女性更容易与同事沟通……”)。 此外，“女二号”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证了第一代企业家——“男一号”存在的制度缺陷与性格弱点。 彭剑锋说，他认为，随着中国商业的进步、职业化程度的提高、公司治理的完善，“女二号”这么鲜明的独特性可能会淡化，“但是人才的互补、阴阳的调和永远是存在的”。
这一次，当我们近身观察中国企业领导层的权力结构时，要说一声：你好，女士！ “决一雌雄”，组织稳定 也许是巧合，在千禧年前后，中国和西方的商界都迎来了“她世纪”。1998年，卡莉?费奥莉纳成为惠普CEO，“不再把商场上的自己看作一名女性了”。同样是这一年，孙亚芳任华为董事长。2000年，青岛家电三强海尔、海信、澳柯玛（爱股,行情,资讯）都由女性出任执行总裁。 尽管女性在全球商界取得了巨大进步，但高管仍然相对较少。据Catalyst最新研究报告称，2007年女性在《财富》500强的执行副总裁及更高职位中所占比例为14.8%，担任CEO的不足10家，女性高管总体任职情况停滞不前。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其实西方妇女的地位还不如中国，有时候让西方男人去服从于一个女领导还是比较难。 李银河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第一次妇女运动主要是争得男女平等、选举权这些东西，第二次妇女运动才开始争取在经济领域能够占一席之地。” 由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女性本身的特点，“女二号”一般很低调，埋头做事，不像男性企业家那么张扬。彭剑锋说，她们其实在企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事、行政加上财权，基本上都控制在女性手里。他认为“女二号”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忠诚感强，第二角色定位很清晰，第三执行能力很强，做事很细致，弥补了男企业家很多的缺陷。“女性想当领袖的欲望不像男性那么强烈，一旦她认同了一个男性的价值理念，会心甘情愿做二把手，懂得妥协。但很多中国企业凡是‘男男配’的到一定程度上都会分裂，可能一个男人从骨子里很难完全认同另外一个男人，一有机会，他就绷不住自己的野心……” 所以，“阴阳配”发挥了男女各自的优势，形成了一种合力。彭剑锋说：“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领导力首先是形成互补性的人才结构，一把手二把手之间的二元结构稳定就能带来整个组织的稳定。中国企业很大的问题是领导层二元结构不稳定，一把手二把手之间很难‘决一雌雄’。雌雄一旦决定了，其实这个组织就稳定了。”宗庆后在娃哈哈没设副总，党委书记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的杜建英就承担了上传下达的任务。 海尔的杨绵绵、华为的孙亚芳婉拒了本刊的采访。但她们作为“女二号”的典范，早已是公开的事实。如果说张瑞敏是海尔的创新者，杨绵绵就是“布道者”。海尔独立董事、管理专家潘承烈说：“没有杨绵绵的工作，张瑞敏的管理思想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执行，她擅长将首席执行官制定的政策落实下去。” 而在华为，副总裁们走马灯似的换，惟独任正非与孙亚芳的合作十几年没有变。《走出华为》一书将之形容为“华为的左非右芳时代”。甚至有人夸张地说，华为任何人都可以走，但只要“左非右芳”这个最核心的管理结构存在，华为就有未来。 据一位了解华为、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孙亚芳之于任正非有四大作用：第一，能正确理解老板的思想，形成统一的意志力；第二，她是一个组织的修正系统，会在操作层面艺术化地处理老板过于偏激的思想；第三，即使老板看出来了，也会信任她，放心放权。但老板往往对男性不能宽容；第四，每到危机关头，她就是救火队员，具有献身精神，死心塌地帮老板堵枪眼——华为历史上出现的几次重大突发事件都是孙亚芳处理的。“任正非为什么把董事长都让给了孙亚芳？他还是领袖，但法人要处理各种事情。”这位专家说。 巨人网络总裁刘伟说：“我认识的很多大公司老板特别愿意找一个女性的合作者，她们考虑问题周到，还能够管理团队——因为男人在管理时一般很少参与情感成分，沟通方式像个一般群众。另外，女性也是团队中的稳定因素。要是两个男的，就会互不服气，对公司伤害很大。这种例子可不少。” “女二号”往往是一把手忠实的追随者、崇拜者。彭剑锋说，中国第一代创业型企业家都是个人魅力很强，都有领袖的霸气和个人英雄主义，比较容易获得女性的崇拜。他们彼此了解、默契，但关系很纯粹，“甚至有时候比跟自己太太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事业伙伴的特点是两人手拉手一个晚上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心心相印。”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写了一章“女人”，说女性这些年在民营企业先后起到过支配、控制、从属与补充以及合伙合作的作用，有少数聪慧且能干的女性成长为股东、合伙人、CEO，但当一把手的少，这和性格、心理素质、知识结构等因素有关，“商业还是男人的舞台”。 李银河认为，只要现在还是男权社会，“女二号”现象就比较普遍，这不光在企业，政界里女人也都是担任副职的多。世界上“性别赋权指数(GEM)”最低的是北欧国家，挪威、冰岛规定议会候选人男女各占一半，其女议员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一，芬兰曾一度出现女总统和女总理。“这种情况下女一号、男二号的情况就会出现”。 彭剑锋说：“‘女二号’们擅长财务、人力资源、内部管理，还有营销、市场推广、公共关系，但是在战略层面、文化层面和技术创新层面上，女性领军人物很少出现。” 即便像董明珠这样强势的“女二号”也表示，对于自己创业“不但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信心”。 “武则天毕竟是少数。”刘伟说。 “女二号”出现的偶然性及其挑战 “女二号”们一般都是从业务部门崛起的。像孙亚芳就是销售出身，先做长沙办事处主任，然后主管华为最有名的人力资源管理。董明珠加入格力两年，就使安徽销售额突破1600万元，一个人占了整个公司的1/8，之后两年又把江苏市场做到上亿元，从而调回总部。 除了纯粹的工作关系及夫妻搭档，“女二号”也有另外的例子，如兄妹组合。据说在国美，采销中心副总经理黄秀虹(黄光裕的妹妹)以及副总裁兼人力资源中心总监魏秋立，所扮演的角色比黄光裕的妻子杜鹃更重要。 “男一号女二号”也并不就是固定的，更多时候是男性在前面女性在后面，也有女性冲在前面男性隐在后面的，比如董明珠之于朱江洪，在某种程度上，董反倒扮演了“男一号”的角色，有时显得更刚烈、冲在前面。在董明珠的自传里，她把朱江洪形容为自己的“兄长”。采访的时候，她甚至说：“有时候他可能比我还更像女性一些。”有些时候，谁是一号谁是二号，与性格的关联度可能比性别的关联度更大些。 因此，“女二号”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偶然，“只可遇不可求。缘分！命中注定你有这么一个事业伙伴，很难弄一套标准满世界去找，模式不可复制。很多老板说我也去寻找一个‘阴阳配’，上天没有给你安排这么一个人来，找不着的。”彭剑锋说。 彭承认，“女二号”反证了“男一号”的某些缺陷，但“管理没有对错之分，市场没有优劣之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由这一代具有这种特质的企业家才能完成这一代的历史使命，才能成功”，而这种原始的企业家精神恰恰需要女性的理性柔性，来弥补他们创新、敢于承担风险背后的缺陷。 但“女二号”本身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彭剑锋说，一个是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的挑战。这种阴阳结构有好处也有弊端——谁来替代她？这也是华为一直解决不了接班人问题的潜在原因。第二就是全球领导力的挑战，“阴阳配”的知识、能力结构有其局限。 很多因素在阻碍女性的职场发展，比如观念、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她们被评估的不仅是工作业绩，还包括着装、形象，野心勃勃意味着缺乏女性魅力……但“完美女人”是不存在的，那也是男性在价值体系上对女性的要求。“女性和男性天生在生理上就有不同，结婚、生子、家庭，很多优秀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流失掉了。”刘伟说。那些没有流失、坚持走下来的，则“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差异”(董明珠语)。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一段话：“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女性在社会上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女二号”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这既是个人成长的故事，也是公司成长、商业成长的故事。歌德在《浮士德》中说：“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本刊见习记者孙雅男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