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格力的同行讲，遇到董明珠是朱江洪的福气，遇到朱江洪是董明珠的运气。竞争对手也说，这两个人要是吵架或者有一个生病或者有一个退休就好了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在董明珠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献身企业忘自我，棋行天下女豪杰”。这是格力电器（爱股,行情,资讯）董事长朱江洪在2005年8月送给董明珠的生日贺礼。那年，她51岁。 董明珠的第二本自传《行棋无悔》中专门有一章“风雨同舟”，谈到了她和朱江洪的事业默契：“我希望有一天能超过朱总，我相信他也希望我能超过他；但我还相信，朱总希望自己永远站得比我高，就像他现在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一样……格力要发展，离不开我们两人的精诚合作。说句稍微出格的话，如果不是我1994年回来帮忙整顿经营部，格力不会有今天。从这一意义上讲，朱总也是幸运的，如果他不认识我，将会是他的一大遗憾。” 朱江洪和董明珠，很难说是谁成就了谁。朱是故事的开头，谁也不知道董会不会是故事的结局。 在工作中，董明珠自认不是一个女性意识特别强的人。 “有人问我，是不是因为你是女性，肯定更会用亲和力去感动别人？后来我告诉他们，错了。一个企业家如果今天能够用亲和力改变事实的话，那全部让女性当干部就可以了。反过来，我认为一个女性干部在管理当中和男性是不能有差异的。” 她说她跟其他一些女企业家不同，“我不是‘依附型’，我是‘挑战型’。” 这个家电业的“拼命三郎”、“中国的阿信”，被市场上的同行形容为“桃花过后，寸草不生”。用她自己的话说：“出门卖空调，闭门也是卖空调，未来还是卖空调，空调卖得越多我就越高兴。”“我的满足感是来自于今天又战胜了一个困难，而不是今天又穿了一件新衣服。” 但是她又不接受别人说她没有女人味儿。“我现在都是被环境逼的。你说我闲不下来？你真太不了解我了。如果我退休了，我一定能把生活安排得很好。”她甚至不顾听者的错愕，用“温顺”一词来形容自己。 董明珠爱打扮，每天的衣服都不重样。即使她对于时尚不在行，对于审美也一定是有心得的。她觉得自己适合穿米色。她的爱好之一竟然是绣花！她说以前在南京家里的窗帘和桌布都是她自己绣的。不管什么电视剧，她有空就逮着看两眼，然后津津乐道地跟别人说她喜欢《蓝色生死恋》。她从不愿意跟人谈自己的家庭，却非常愿意说说自己的儿子。她手机的壁纸图案就是和儿子的合影。 说到电视剧，2002年，董明珠的第一本自传《棋行天下》曾经被拍成电视剧，扮演她的是演员左翎。问她到底像不像那么回事，她的评价是“长得像，但剧中人的个性……” 生活是艺术，但艺术不等于生活。编剧在改编中加进了更多优柔缠绵的细节，但是不是就是飞沙走石剑拔弩张，还得听本人的说法。以下为董明珠自述： 他不支持我支持谁？ 我在公司当中历来是属于强悍型的——我的部下也好，包括我上面的领导，他们可能隐隐约约都会感觉到这点。一般常规的话，作为一个副总也好，作为一个下级也好，都会是依附性的，而我一般是主动性的。我是容易出击的类型。当我还是一个经营部长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性格，直言不讳。 其实早在1992年的时候，朱总就跟我说，能否到总部来当部长。我那时候在安徽做业务员(注：董明珠1990年加入格力，2001年成为总经理)，没有房子分，当了部长就可以分房了。我说不行，市场最重要，我不愿意回来。我之所以1994年愿意回来当部长，主要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业务员集体叛逃。说老实话，如果平平淡淡让我回来当的话，我觉得没有意义，但这是最有挑战性的时候，我觉得回来当部长还是有一点意义的。从我当部长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什么也不会得到，只有奉献。我在格力十几年，如果说有什么无奈的时候的话，就是我权力不够大。我现在的权力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对于平级的或者上级，当他们处理一些问题我认为不正确，跟他们进行博弈的时候，可能会无奈。这时候，我一般会得到朱总的支持，只有朱总才能说动他们。
比如我刚到经营部工作不久，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坚持先付款后发货，但是客户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只有财务部才清楚。有时候经营部要发货了，开票员问这人有没有打钱过来，财务部却不清楚，要查账才知道。这样一来，无论经营部如何改革，如何坚持先付款后发货，由于财务部配合不好甚至不配合，早晚会发生严重差错。 我决定伸手要公司的财务权。 当时要财权的时候，朱总也犹豫过。当时管财务的也跟朱总说，如果把财权给她，她不就没人控制了吗？又是财权又是物的，都在她那儿，那谁监督她呢？朱总后来想想觉得也有道理，就问我，你把财权拿走，权、钱都你抓了，那谁来监督你呀？ 我说，谁监督？谁都可以监督我，24小时你们随时来查账都可以。我要这个财权并不是我的使用权，我只是把收进来的钱由我来知道而已，而且我收了钱还是马上交给财务，只是这个过程我来控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服务于市场，加快我的速度。我说，朱总我讲得这么清楚，你不支持我，那我就没信心在这儿做了——我要这个权力，不是我自己的权力最大化，我只是为了能够做好一件事。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不支持我支持谁呀？任何时候我再强悍、再怎么样，我只是为了企业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 其实我不太注意细节，容易得罪人。有时候朱总也跟我说，你做事情太急了，得理不饶人。如果没有他在我背后的这种支持，我肯定也做不到，你想讲原则也不行，没给你讲原则的机会和环境。肯定有人到他面前告我状，有时他一听，觉得哎呀不得了了，觉得这事儿很大，也会来找我，可能也会批评我。 有时候我也想，我为什么要得罪人？都说我不好，何必呢？但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一种正义感的话，这个企业就没有活力了。我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你可以永远也不得罪人，但同时你也永远做不成一件事。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人恨你也有人爱你，但是只要多数人爱你少数人恨你，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如果全都是爱你，肯定不是个好人；全部恨你，肯定也不是个好人。 朱总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心胸很博大。开始创业的时候，企业才二三百人，一个销售员的待遇是老总的20倍甚至30倍那么高。那时候采购部有个人很爱炫耀，拿着一个砖头一样的手机——那时候全单位就采购部有这么一个手机。一般的领导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他就能够把手机和车都让给采购和销售，自己走路上下班……我对朱总这个人的认识是从这些点滴开始建立起来的。 如果说我有什么要向他学习的，就是他的宽容，不过我没有学好。要是哪天我的性格变了，董明珠就不是董明珠。 是不是需要“搭档的艺术”？一说“艺术”，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做作的东西在里面。其实只要真诚坦荡，我觉得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反正我冲动起来是没什么分寸可言的，朱总就绝对不会。好在我和朱总都不是很在意权力的那种人。我也不觉得我的个性会对他造成压力——如果他没有这点胸怀，格力也不会有今天。 他不太好斗，我相反 对于朱总来说，从2003年到2005年的改制风波可能是他做格力以来经历最大的一件事情。 当时，格力电器和格力集团的体制矛盾被公开化了，并被媒体迅速热炒成“父子之争”(注：格力集团曾经连换三任董事长，每个人都与朱江洪貌合神离)。2003年12月，《粤港信息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格力再现褚时建式人物》，朱总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当时我得到消息，有人设了一个局，让朱总按照他们的意图去做。当时朱总说不行，不按照他们的去做，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派了人去找朱总，想叫他自动退，如果不退的话，就“上程序”。所谓程序，就是在我们开股东会的时候，把朱总撵开——他坐以待毙，什么也做不了，而且这也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事情。 当然，我也是被拉拢的对象，董事长、总经理任我选都可以。他们太不了解我了！我觉得事情要分对错。第一，当时他还没到退休年龄；第二，对方给他的吸引是要他退休以后拿5年的年薪，每年升到200万，5年拿1000万，那等于是权钱交易嘛。当时我说，朱总，虽然这个人不懂企业，也不懂管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认可你的。他就一笑，说，他给我拿我也不敢拿，也不能拿，这不合法。 他当时也跟我讲：“无所谓，不让我做我就不做了。不做，不是我朱江洪的损失，是企业的损失、政府的损失。”他不太好斗，认为在跟对手的这场博弈里他没有什么希望了。当时我就跟他讲，错了，这不是你做不做，是对与错的问题。集团被那些人搞得亏了几十个亿，要是他们来做格力电器，企业很快就会断送掉，这可以说是损害国家利益。我觉得一定要坚持，就算不做也得有一个说法，做人要讲原则。 我亲自去找了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后来没有让那个人来参加我们的股东会。反正这件事最后没有让人得逞。这件事确实做对了，如果当时要那样变化的话，后果很难想象。 在这件事上，不是说因为朱总这个人我来支持他。这不是针对人的问题，而是针对一个事情、一个思想，错与对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想过出走、另创品牌？真没想过。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你为什么老是退缩？老是一想着就是跑呢？你老是逃，老是说不行我就走，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赢不赢是结果，但是你一定要去博弈。 2004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格力和国美的较量。 当时我在北京开人代会，接了个电话，听说了国美的事情(成都国美未经格力允许擅自将其产品大幅降价)，我马上讲，停掉它，全部撤出国美。当然朱总是稳健型的，他觉得要不要再斟酌一下。但是我觉得无所谓，营销本身就是我管的，我下决心撤就行了，朱总他不相信我还相信谁呀。 我就是一个观点，斗！我必须要面对，不能说某个对象打了我，我还跟它跪地求饶，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出拳，一定有办法跟他斗！ 我们销售部也会担心，说撤了以后我这里怎么办？我说你不就少了几个亿嘛。国美一年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多亿、两个亿嘛，这两个亿损失掉以后，反正别的地方肯定能拉回来。我每年的总量这么多，谁卖不重要，只要我卖出去了就行了，这就是我的抉择。 另外我们做一件事情确实也要评估。我们要撤出国美，得评估我的实力在哪里。这种实力是我的品质、我的产品好，第二我的服务好，第三我有一个强大的营销队伍，所以我就无所谓了。 共识 在格力改制风波那件事上，如果不是朱总，换成另外一个人，我会怎么做？我还会这样做吗？有时候的确出于人，但是那个人如果不跟你一个思想的话，可能对企业的伤害是最大的。 我管营销，朱总主技术，但是在格力的技术路线上我们能够达成共识。一个人要客观地做一件事或者看一件事，你不能太极端。搞营销的时候我老跟营销人员说，你们在外面发现芝麻大的质量问题，回去就说成西瓜“吓”他们(管生产、技术的人)，要他们重视质量、重视技术。我从来都是这个观点。如果没有营销，可能也没有格力电器的今天。但是营销是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认为技术是最重要的。没有心脏你肯定不能活，但是你肺切掉半个还能活，就这么简单，但你整个肺都没有肯定也不行。我觉得营销跟技术就是这个关系。 另外，格力对于要不要多元化、搞不搞收购这些问题，我们也是一直有共识的。在战略问题上我们没有异议，只是我们处理具体事情的方法不太一样，有人要缓一缓，有人要快一点。 当年广东另一家知名家电企业出问题时找过我们。朱总跟他们的代表见过两次，第三次我也去了。 当着朱总的面，我就跟对方讲了两个观点：第一，我说现在好比谈恋爱，你们俩(注：指该企业与该地方政府)关系没搞清楚，叫我去，我就成了第三者了，那不行。第二，据你刚才说的情况，我认为你们俩都有问题，只不过一个有大问题一个有小问题。
我没想过跟朱总碰一下再说，一个人意见有什么不能发表的？对方听完以后，说，知道你们格力为什么撑得住了。 1999年、2000年网络泡沫时，外界诱惑特别大。有人在香港注册了一个IT公司准备上市，问朱总能不能去兼一个董事。我跟他讲，不成熟的岗位，你进去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你不能掌控它，你进去不是盲目吗？你是否准备投进去不收回？你要有这样的承受能力你就去做。 当时我们这样坚持，慢慢第三年IT泡沫就显现出来了，很多企业都垮掉了。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我们有先天意识，但是我觉得我们做一件事一定是自己能够掌控的。我们做一个投资可能是有风险的，但是这个风险我们最起码能够抵御，或者我们能承受得起这个风险。如果做不好拿不回来，我这个企业也能活得很好，那我就可以去尝试。你连这种底气都没有你去尝试，连家当都卖掉了，你是赌博性的，那不行。 我们同行都讲，遇到董明珠是朱江洪的福气，遇到朱江洪是董明珠的运气。我们的竞争对手也说，朱江洪和董明珠两个人要是吵架就好了，或者有一个生病就好了，或者有一个退休就好了。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出去创业，没有必要，也没有信心，权力本身不是我的追求。我也从没觉得做二把手很安全，进可攻退可守——有这种想法的人对自己保护意识太强，没有奉献精神。像这种人就不要谈了，因为第一想到的就是自己，根本没有想别人，没什么好谈的了。 当《中国企业家》问她，你可以一个人来面对格力、领导格力吗？ 董明珠回答：“你提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突然，因为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