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欢庆奥运开幕之际,沪指却跌破2500点。投资者已经对“维稳”政策表示了失望
文/黄湘源
“只能治市不能救市”,是某位有影响人士历来喜欢的说法。若把近期说了无数遍的“维稳”乃至“全力维稳”,并不是进一步“救市”的信号,而是“只治市不救市”的代名词。那么,“树欲静而风不止,市欲稳而跌不休”也就不难理解了。 曲解的市场化 救市还是治市?这样的争论不是发生在美国,而发生在中国,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美国资本市场号称是成熟的市场,但当市场难以自救的时候,美国政府的救市只需要考虑出手的时间、力度和方法,而不需要犹豫。政府出手拉市场一把,只是为了让市场更好地发展,并不意味着将市场收归国有。这并不违背市场化原则,也没有远离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宗旨。 中国股市比发生了次贷危机和“两房”危机的美国股市跌得还凶,“救市”反而招致“非市场化”之非议,而“只能治市不能救市”,公然成了一面招摇过市的旗帜。 其实,当人们陷于“救市”还是“治市”的争论时,不该忘记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或基本前提,就是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目前并没有改变。市场走势同经济增长趋势的严重背离,使投资者非但无法分享国民经济成长成果,反而还要为嫁祸于人的美国次贷危机和“两房”危机埋单。对于中国股市来说,“救市”是当务之急,“治市”是久安之道,两者不能偏废。说“救市”不忘“治市”还差不多,怎么能说“只能治市不能救市”呢? 对于“政策市”的中国股市来说,“救市”就是纠错,是对前期不惜用加倍征收印花税打压投资者热情,并放纵IPO和再融资吞噬股市流动性的非市场化政策的纠正。可是,“只能治市不能救市”却曲解了“市场化”。一提到“救市”,就会被理解为行政托市,是违背市场化原则,是倒退。连规范“大小非”减持也被说成是对市场化的背信。甚至说,“救市”就是劫贫济富,是牺牲市场利益救投机势力。说穿了,这不过是把投资当投机,视股民为盲民。一边是反对救中国自己的股市和房市,一边又竭力提倡动用中国外汇储备去配合美国政府救次贷危机救“两房”危机。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化吗? 危险的非市场化倾向 “治市”同“救市”,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由于行为主体的一主动一被动,“其错在我”不仅变成了“其错在你”,而且,“你要求我纠错”,也就变成了“我帮你纠错”。将由于政策定位错误和利益分配不公所造成的市场问题,一概归咎于市场投资者的好赌,用投资者教育代替依法监管,让“买者自负”为信托责任的失责打掩护。这就意味着,无论市场出了多大的问题,管理层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问题当成政绩,而投资者还得忍气吞声继续为“政策市“的失误、为大股东的贪得无厌、为不明真相的利益输送埋单。 目前,积弊甚多的中国股市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治市”:“大小非”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一切地减持,部分高管宁愿辞职也要套现,需要“治”;吉林制药、立立电子、海虹电子之类的庄家们明目张胆地操纵重组、操纵上市、操纵业绩和股价,需要“治”;王小石、王大石(即王益)肆无忌惮的权力寻租,需要“治”;董正青、任淮秀的内幕信息交易,需要“治”;基金的“老鼠仓”需要“治”,不惜当黑社会也要砸盘,这更需要“治”。对于问题多多的中国股市来说,更需要严刑峻法的“治市”。但是,并不意味着股市只能停下来“治”,更不意味着“治市”可以代替“救市”。如果股市光靠“治”就可以治得好,还用“救”么?没有一个经济发展保持平稳的预期,没有一个可以让市场恢复信心的局面,想“治市”也“治”不下去。如果非要等到来不及“治”了再“救”,跟“见死不救”又有何异? 如果“治市”就等于强化行政干预,把本该自我规范的自治和自律,一律用行政法规文件的形式越俎代庖,势必要把股市“治”死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正是隐藏在“只能治市不能救市”背后的真实倾向,那么,就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非市场化。对于中国股市未来的发展,“治市”治出政策市的进一步强化,也决不是什么利好,反而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更大的利空。 消极维稳不如积极维稳 “只治市不救市”是消极的“维稳”,“市”未必治得好,“维稳”也难免稳不住。“救市”则是给股市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一个在发展中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条件。同时,也是创造一个更好地进行“治市”的市场化基础。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消极维稳都不如积极维稳。 中国股市的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恰恰相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股市的变化不仅是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上市公司业绩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股市的问题不仅是十多年背离整体经济持续增长趋势,而且在“晴雨表”功能稍有体现的时候就“叶公好龙”,惊慌失措地大呼起“泡沫风险”。这正是“政策市“的最大弊端,是中国股市背离市场化原则最主要的表现。在市场整体市盈率只有20倍的情况下,“救市”的首要意义就是挽救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让投资得到回报,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一目的达不到,决不应轻言放弃“救市”,更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在这个意义上说,“救市”不仅是积极的“维稳”,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治市”。市场化并不是不“救市”,只是不主张用简单的行政“救市”代替市场的自救。如果“救市”可以帮助市场恢复自救的能力,即使是成熟市场的政府也不会简单地反对或排斥“救市”。在这方面,最近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救市”,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不过,美国政府的做法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给举足轻重的市场主体注入活力。这就使“救市”行为在兼有“维稳”作用的同时有了某种“治市”的意味。不同的是,我国的主要市场机构大多已经先行一步进行规范性整治,在这次股灾中虽然也蒙受了一定损失,但元气未伤,通过有意识的政策扶持和规范引导,不难让他们成为奋起自救的市场主力。当然,要使基金成为市场稳定器,光靠喊口令不行,迫使他们成为IPO和再融资托市的工具更不行,重要的是让基金回到市场,尽到其对委托投资人负责的信托责任。 平准基金入市,固然可以“救市”,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能给解套资金一个逃跑的机会,弄得不好,会越救越糟,还会成为反救市论者的口舌,这是需要格外谨慎的。目前,在指数做“俯卧撑”之际推出股指期货,不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救市效果,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救市”行为纳入市场行为的轨道。 经过十多年发展的中国股市,一直是在政策干预下跌跌涨涨,而忽视了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放弃过多的人为干预,“救市”和“治市”,才能一举两得,这就是积极维稳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