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自主汽车产业史中，徽商的存在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作者：刘涛
耿昭杰、仰融、左延安、詹夏来、尹同耀、王传福，同是造车人让这一连串名字发生了最直接的关联。不过，这样的定义还不足以把这种联系表述得完整、透彻。准确地说，他们同样投身于汽车制造业，同样是中国汽车工业中打造自主品牌汽车的企业领军人。还有，他们的祖籍同样都是安徽。 这些安徽人和他们的造车故事没有一个不是影响久远。他们之中，耿昭杰出生于1935年，安徽巢县人。他1954年投身一汽集团，执掌一汽帅印十多年，是一汽在任时间最长的掌门人。在他手上，一汽从单一生产中型卡车的企业晋身为拥有中、轻型商用车和轿车的大型企业集团。原美国克莱斯勒公司总裁亚柯卡如此形容这位安徽人：“你是一个天生干汽车的家伙，你的血管里流的是汽油，而不是血！”祖籍徽州的仰融是中国汽车界打通资本与产业二脉的第一人。可惜的是，他刚把华晨与“中华”的名字嵌入中国自主造车企业的行列，自己就万般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业界的悲剧人物之一。 另外三个安徽人则把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安徽这片土地上，他们是江淮汽车董事长左延安，芜湖市委书记、原奇瑞汽车董事长詹夏来、现任奇瑞汽车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尹同耀。以至于当我们打开中国的汽车产业地图时会看到，欧美企业盘踞在上海；广州成了日韩企业的大本营；在东北，底子薄弱的华晨难以与和丰田、大众结盟的一汽相抗衡。人们看到，只有奇瑞与江淮所在的安徽，其造车业还不曾被外资染指。
古语用“无徽不成商”来形容徽商对于中国商界的重要性，而今天中国的汽车产业中徽商的存在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徽缘 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的比亚迪汽车董事长王传福觉得，他造汽车和他是安徽人关系不大，纯属巧合。但这种同是安徽人的巧合往往会造成很多必然。1996年，三十刚冒头的尹同耀时任一汽大众总装车间主任。一天，因为是安徽人的关系，他被人从车间喊过来，引荐给了前来一汽参观的安徽省芜湖市市长助理詹夏来。41岁的詹夏来当时正筹划着如何在芜湖大搞汽车产业，在安徽省政府的支持下他作为一个秘密项目的牵头人已经用2500万美元买下了福特汽车英国工厂的老款发动机设计图纸和生产设备，寻找合适的创业者成了当务之急。眼前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笑起来透着一股憨气的年轻人是不是理想的人选呢？ 尹同耀1962年出生于安徽巢湖柳集的一个村庄。1980年考入安徽工学院（后来的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专业，1984年背着行李来到长春，成为一汽轿车厂的一名工艺员，在一间犹如小作坊式的车间里生产“大红旗”轿车，这种车当时一年只出几十辆。在后来的十年里，尹同耀进入了一汽与大众的合资公司，先后赴美国、德国进修两年，回国后出任一汽大众总装车间主任兼物流科科长，并曾被授予一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 詹夏来认准了这个碰巧结识的老乡，而且他很快发现，让这个年轻人回乡创业几乎不需要做什么说服工作。两个人一起谈汽车，谈家乡，谈未来，谈着谈着尹同耀就已经为芜湖那还是一片荒地的事业感到热血沸腾。“我这个人比较好召唤，一喊家乡，就回来了。”尹同耀曾这样回忆。不过尹同耀所以能从一汽大众顺利脱身，与他的另一个老乡耿昭杰的鼎力支持有密切关系。据一汽人回忆，如果没有耿的默许，骨干尹同耀怎么能不被问责地突然消失，最终顺利“返乡”呢？1997年，安徽省和芜湖市下属的5家国企共同投资成立了安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奇瑞的前身），詹夏来任董事长，尹同耀任副总经理。1999年年底，第一辆奇瑞“风云”汽车下线。
中国的自主汽车产业史中，徽商的存在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后来的年份里，找老乡，谈汽车，谈家乡的做法成了尹同耀为奇瑞搭班子、建队伍时屡试不爽的窍门。尹同耀找的老乡很多也是他的同学，即他在合肥工业大学的校友。而这种老乡加校友的造车人不仅在奇瑞内部人数众多，在中国众多的汽车企业里也广泛存在。与汽车界的“徽帮”接触甚深的汽车业独立分析师钟师认为，合肥工大对于“徽帮”造车现象的产生功不可没。他分析，在造就汽车人才的几大学府中，清华学子高高在上，毕业后的选择很多，比如出国、进入政府机构、供职于待遇优厚的合资企业等；同济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则因为靠近上海、长春，人才大多被合资企业挖走；只有合肥工大不是名校，毕业的学生不会面临那么多诱惑，进入企业后往往从技术员做起，一步步从基层走上来，并逐渐成为执掌企业大局的关键人物。
车坛老将左延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造车徽商，同时他也是一个让许多中国有骨气的造车人竖起大拇指的人。1984年当尹同耀刚刚走进一汽的大门时，左延安已经在江淮汽车工作了16个年头。左延安1949年出生于安徽枞阳，1968年自安徽工学院毕业后进入合肥江淮汽车，从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做到总经济师、厂长等职。尽管江淮多年来专注于商用车的开发制造，自主研发的轿车产品在最近一两年才下线，但左延安造车的硬派作风却闻名于业界。做商用车时，他不向强势的韩国现代低头；上轿车时，他力排众议，挑起头阵，为江淮的长远大计铺路。他当过兵，他把奇瑞和江淮比作中国汽车产业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经常在江淮说：“江淮的员工要有一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一支队伍，有凝聚力，才会有战斗力。” 除了左延安、尹同耀，同样是安徽人，同样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有着相似的成长路径的还有东风汽车集团董事长徐平、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福寿等等。 造中国车 “一个企业不管你生产多少车，如果生产的都是别人品牌的车，这不是你的辉煌，是人家的辉煌，人家瞧不起你。所以我一辈子都在为“解放”、“红旗”奋斗，总希望这两个品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有自己的位置。”——耿昭杰 “外国人在汽车领域能够干成的事，中国人一定能干成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企业，真的很悲哀。”——尹同耀 “如果没有自主两个字，搞全面合资，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汽车工业，我们这群人也都是没有用的。”——左延安 “中国人造车有400%的成本优势，我们没有理由打不倒国外企业。我骨子里就觉得中国人就是能干，只要给中国人机会，绝对能做成全球一流的公司，什么都能做成一流的。”——王传福 打造自主品牌汽车——这些徽商何以一批批投身于这一又苦又累，而且曾一度备受争议的事业中去？其实，徽商对自主品牌的执著追求并不仅仅体现在汽车产业里，在众多产业中徽商经常是自主品牌的扛旗者。比如，联想集团的杨元庆、格力电器的董明珠、合肥荣事达集团董事长仇旭东、昌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金槐等等。 或许，安徽人骨子里对中国传统的、民族的东西就十分看重，但汽车徽帮的出现不乏有着客观因素的支撑。以成长于安徽的汽车企业为例，在地理位置上，安徽既不像上海是对外合作、开放的窗口，又不像东北是国家扶持的老工业基地，所以在汽车界以合资为导向的前二十年中，安徽的企业得不到政策的倾斜，也没什么吸引外资的亮点，成了被遗忘的地方。而遗忘和忽略一方面把怀抱汽车梦想的造车人逼上了自主造车的道路，另一方面也让徽商们更加冷静地分析着在安徽造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左延安曾经对国家发改委的领导说，安徽出了江淮和奇瑞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了几个人而已，而是因为安徽这个地方是可以造汽车的。从地缘上看，安徽是长三角的腹地，承东启西，临江通海，气侯适宜，不仅距离主流消费市场近，物流成本低，而且距离钢材、煤、水、电等原材料产地也很近。 安徽便捷的水路交通恩泽了历代徽商，也为渴望自主造车的安徽人打下了根基。只是，不同的安徽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机缘下呈现出了彼此互有异同的造车路径与风格。“奇瑞、江淮都是注重技术的企业，而且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走合资路线，一步步靠着自己拼出一条血路的。但他们的风格又截然不同。江淮追求稳健、低调，讲究慢工出细活，水到渠成。奇瑞则强调速度，希望企业发展的节奏越快越好。”钟师说。 掌门人是企业生命轨迹的塑造者。1990年，左延安接手的江淮全年生产汽车不到1000辆，全厂上下仅靠生产汽车零配件、做沙发、老鼠夹生存。没有资金、没有设备，左延安带着江淮人用双手和大锤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专用客车底盘大梁。自此，江淮从客车底盘开始，走上了轻卡、商务车、轿车的发展道路。和前辈左延安相比，尹同耀幸运了许多。不论是奇瑞创办之初还是高速发展的今天，当尹同耀默默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各种质疑、指责以及未来道路上的种种不确定性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或是站在他的左右，或是隐身幕后，他就是曾经被喊作“红顶商人”的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 十几年来，詹夏来之于尹同耀是领导，是创业伙伴，是彼此互知的朋友。1995年，詹夏来与尹同耀同为奇瑞汽车项目的负责人，而到奇瑞成立之时，詹夏来已经成为芜湖市委书记，他同时兼任了奇瑞汽车的董事长。早年的奇瑞与江淮一样从汽车零部件做起，为了上整车，拉投资、跑目录、与上汽谈合作，所有这些远不是尹同耀这样一个单纯的技术派人士能够弄懂搞定的。一次，詹夏来与尹同耀去深圳和外商谈判，对方住在香格里拉，他们舍不得花钱，又不得不住，就三个人挤一个房间，詹夏来坚持说自己腰不行，睡在地上。还有一次他俩一起到合肥开会，在路边买三块钱的盒饭吃，被人认了出来说：“这不是市委书记吗，怎么在这儿吃盒饭？” 官商一家在中国自古有之，且尤以安徽为盛，最具代表性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据说就是安徽绩溪人。但官商身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被许可。2003年，业界有声音指责安徽省政商不分，“红顶商人”现象给企业造成不良影响。在那波风潮中，詹夏来辞去了奇瑞董事长的职务。不可否认，詹夏来的市委书记身份为奇瑞在安徽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甚至于安徽可以举一省之力支持奇瑞的发展。但集官商于一身的詹夏来是不是也得到了自古“红顶商人”应有的荣耀与财富呢？ 中纪委曾派员到芜湖调查发现，若干年来詹夏来没有从奇瑞拿一分钱的工资，没有从这个厂里报销任何发票。有人为詹夏来抱不平，人家当奇瑞董事长又不是自家以权谋私，而是组织上的安排，有苦劳更有功劳，只几年间就把一个连准生证都没有的地方汽车零部件厂搞进中国汽车企业八强，呕心沥血啊！而尹同耀对詹夏来的理解是：“奇瑞对他意味着生命，汽车是他的梦想。他太热爱汽车，太想在中国把这个产业做大。我们就像是一群帮他圆梦的人。” 不计成本的忘我投入和对汽车产业高度痴迷也浸透在那些走出安徽的造车人身上。一汽的老员工都知道耿昭杰有个绰号叫“更着急”。急的是什么？是“红旗”轿车和“解放”卡车。耿昭杰的一辈子都献给了这两个品牌，即使在一汽与德国大众合资之后，大众方面依然能感受到一汽集团对自主品牌的浓厚情结，德国大众公司前任董事长哈恩说，耿昭杰是大众真正的对手和伙伴，与一汽合资，大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让“红旗”死掉。但“红旗”对大众的压迫感随着耿昭杰的离任而消失了。1998年8月耿昭杰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办公室里，1999年他干了14年的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职务由竺延风接任。 耿昭杰几十年的造车生涯中，他的老乡仰融大概是他所结识过的众多怀抱汽车梦想的人中最特别、也是最悲情的一个。搞金融出身的仰融自1991年投身沈阳汽车工业，到2002年背负着经济犯罪的名声流亡海外，创办华晨汽车的十多年间，他曾数次求教于既是老乡也是业界前辈的耿昭杰。在流亡海外的五年多里，仰融对造汽车、对华晨的衷情依然不改。他屡次通过多种渠道向业界表示：“如果不能重新做华晨，我再也不会走汽车制造这条路。我为华晨的明天祈祷，为这个企业能够再次获得重生而祈祷。” 在新一代造车英雄的身影中，除了扎根于安徽土地上的左延安与尹同耀以外，比亚迪公司董事长王传福正在深圳的远郊以一种清教徒式的纯粹与执着投入事业。他渴望以新能源汽车改写中国在世界汽车产业中的位置，并立誓到2025年要让比亚迪成为全球最大的乘用车生产企业。 低调、朴实、忽略物质享受，古今徽商不改本色。但与历史上的徽商不同，新一代车界徽商个人财富的积累与他们创下的功绩很不匹配。除了王传福屡次以数十亿元的财富登上中国的各种富豪榜，仰融以70亿元的财富登上2001年的《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以外，车界徽商们大都两袖清风。 左延安曾作如是说：“可能你们都不相信，我真的没考虑过。以前过苦日子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守烂摊子，不可能考虑这些。现在基本不需要考虑，整个体制在变化，你不用考虑，有人会帮你考虑。越考虑抱怨越大，思想负担越重。做国有企业的人首要的心态是，事业至上，利益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