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法拒通胀于国门之外
国外价格是影响国内价格的重要因素，向国内传递比较通畅和快捷；观察研究我国的PPI，也应更多地考虑全球经济供求状况以及全球价格的因素□黄昌利/文
全球经济中美“二元化”格局日益凸现的同时，“一价定律”对于中国经济也在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开放度提高意味着的商品可跨国贸易，因而国内价格有向国际价格靠近趋势，即“一价定律”发挥作用，人民币汇率对于中国国内价格的影响作用也因此迅速增加。 PPI与本币更加负相关 国外物价上涨首先传递给本国的进口价格，在传递过程中汇率直接影响进口价格，进而影响国内生产者价格（PPI）和消费者价格（CPI）；对于出口，汇率变化影响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和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进口，汇率通过进口价格和进口替代品等渠道影响本国物价水平。若进口品是能源、中间品、设备等生产资料，厂商要考虑到成本加成，因此PPI上涨将最终导致CPI上涨；若进口品是消费品，在一价定律和价格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也将上涨。 汇率还直接影响国际收支，进而影响基础货币投放从而影响物价。日元在上世纪80～90年代升值对经济的影响是典型案例。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认为，上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长期通缩是由于日元汇率长期的升值及升值预期，使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此即著名的“日元升值综合征”。 PPI主要反映生产者所购买、出售的商品价格的情况，其变动预示和决定CPI等价格的变动趋势，是经济主体需考虑和关注的重要先行性指标之一。从图1可发现，大约在1996年之前，我国的PPI主要受国内货币供给与需求影响，与国际价格（以加权的OECD组织成员国的制造品PPI为代表）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的相关性则较弱；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人民币汇改，“一价定律”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对中国的可贸易品价格发挥作用，国际价格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价格影响的上升，使得中国的PPI与国际价格指数表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或同步趋势，而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明显地成负相关。 国外价格日益同步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OECD组织的PPI每上涨1％，国内PPI将大约相应上涨1.6％。国外价格是影响国内价格的重要因素，向国内传递比较通畅和快捷；观察研究我国的PPI，也应更多地考虑全球经济供求状况以及全球价格的因素。 进一步分析影响OECD组织PPI的因素大致为三类：石油或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OECD组织（尤其是美国等主要成员国）的工业增长率，以及主要货币（主要是美元）的汇率（见图2）。与服务业占经济比重相当大的美国等高度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进口品的主要构成是工业设备和原材料，可贸易品占产出的比重相当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也相对更高。 国内商品基于一价原理，通过贸易途径或在价格示范效应的作用下与国外价格同步。例如，2002年之后，OECD组织的工业增长走出2001年谷底并保持较稳增长，其生产者价格总体上也维持了一个逐步上升的趋势，我国的PPI也相应地快速上涨。 近一两年来，国际原材料、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形成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向国内传递，是我国的PPI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厂商在国际贸易中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弱；再加之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和管制的国内价格这些年来一直呈放松趋势，使得国内PPI上涨幅度要高于OECD组织的PPI。在此大背景下，国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虽能对国内的PPI产生影响，但也同时受到外部因素制约和影响。 难拒通胀于国门之外 研究也发现，十余年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每升值1％，将可使得PPI相应降低0.6％，汇率变动对PPI的影响较为显著和快捷。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汇改的推进，汇率升值对国内物价特别是PPI的上涨更是可以起到较为显著的抵消作用。例如，2005年初时由于CRB指数高企而对中国PPI指数预期较高，但年底时却大大低于年初预期值，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2005年中期开始的人民币升值因素造成的。 当然，也不能单独依靠人民币汇率升值来应对物价上涨压力，还要考虑到快速升值所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应当取决于我国生产率的相对进步。宏观经济政策既要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内外目标兼顾。 反过来，国内物价相对上升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随着对外贸易多元化、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看待和解决人民币升值问题很大程度上也需要转向有效汇率或者说一篮子的视角。很多事情实际上与货币升值是等价的，比如环保、提高劳动标准和人力资源培训、加大社保力度等等，都意味着提高企业成本降低竞争力，有助于逐步消除经济的对外失衡。当然，由于这些都是慢变量，需要时间和政府的决心，但这是保障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随着我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我们很难将国际性通胀拒之门外。应在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对外贸易、进一步改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善民生等方面进一步有所作为，缓解通胀国际传导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当前货币政策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全球通胀压力和国内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应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宜仓促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包括完善社保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等。总之，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问题是多重的，需要一套适宜的政策组合。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