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湘明 7月29日WTO总干事拉米宣布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以及越演越烈的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带来的恐慌，从某个角度揭示了现在世界经济运转的真实一面——全球化和虚拟化的趋势，正在给决策者制造越来越大的难题，例如在全球化中越来越难以平衡的多边利益，以及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之间的政策权衡。 为了扩大交易范围、降低交易成本或者生产成本，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体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表现出的特征就是经济的虚拟化、全球化，以及与此对应的知识员工比例的不断上升。
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06年，全球GDP总值为48.2万亿美元，而全球股票总市值为50.8万亿美元，全球金融机构资产总量为190.4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市值高达485.7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全球GDP总值的1.05倍、3.95倍和10倍。以金融为基础的虚拟经济已经取代实体经济成为主流。 而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单就美国而言就有大约3600万知识员工，占到劳动力总数的28%；如果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和定义，可能这个比例还将上升，最高可能达到一半。而加拿大统计局定义知识员工包括管理、专家和技术员工，并指出2001年他们构成了加拿大劳动力总数的25%（1971年为14%），英国一项针对2800万份工作的研究发现，有32%的工作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需要员工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很多人把20世纪末期世纪经济的高速发展，归功于国际化和技术进步——国际化带来的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的降低；而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则大幅降低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 但是有谁能够忽视泰勒、戴明和德鲁克等一批管理大师对于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庞大跨国企业组织效率的贡献呢？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又有谁能够否定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对于英国和美国经济崛起的影响呢？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撰文称，过去10年间，不断增强的全球力量——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国际版本——悄悄取代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控制。这句话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成型于50年甚至100年前的理论，在历经如此快速变化的年代之后，它们的研究对象和边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单纯用“供需关系”已经很难解释如此巨量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管理的重点也由产业工人变成知识员工。 彼得·德鲁克早在1969年就指出：“正如上个世纪最重要的管理任务是提高体力工作的生产力一样，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力将成为本世纪最为重要的管理任务。”但是40年过去了，这一领域基本上还停留在“重要性”的阶段。以至于美国新锐的管理学者加里·哈默这样调侃管理学进步之缓慢——与20世纪后半叶发生巨大变革的技术、生活方式、地缘政治相比，管理就像一直缓慢爬行的蜗牛。 而回顾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的次贷危机，各国政府、理论界、金融界在事先基本上都毫无察觉，充分暴露出理论界在研究现代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律方面的乏力。 其实次级贷款是一个非常好的金融产品创新，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可观的收益，同时让让更多人早日住上自己的房子，唯一的问题就是次贷产品的出现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但与之相对应的监管和秩序却没有跟上，让经纪商、客户经理、评估机构和评级机构等一系列环节都游离在监管之外，风险不能有效控制，终于酿成大患。硬币都有两面，很多创新都需要制度和监管来控制它的风险和负面作用，但是及时制订的制度和监管往往都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指引。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学和管理理论的缺失或许已经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隐形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