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杨中东 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炭在国内的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煤炭占70%多，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7%左右。居民电力消费中，10度电中有8度是由煤炭发电提供的。现在，中国原煤消费量每天大约是981万吨，相当于2002年英法两国一年的煤炭消费量。可以说，中国近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煤炭。但是，煤炭在为人们提供能量的同时，不仅损害煤矿区域水资源，而且释放温室气体。2007年，中国因采煤导致的水资源损失大约在50亿吨以上，燃烧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42亿吨。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必然带动煤炭的消费的快速增长，而煤炭需求的快速增长，必然对可耗竭的煤炭资源、中国西北地区的脆弱的水资源和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形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煤炭资源丰裕吗？ 中国煤炭资源探明储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居俄罗斯和美国之后。根据有关方面公布的数据，2000米以上的煤炭探明储量大约在5万亿吨左右，1000米以上的探明储量在1万亿吨左右，但千万不要认为这些煤炭资源都是可以挖出来使用的。因为受技术条件和成本的限制，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利用得还不到2000亿吨。不论中国煤炭资源储量在世界上的名次如何，也不必十分看重总量的大小，如果用13亿这个数字作除数，中国人均煤炭资源储量仅为145吨。即使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准，每人每年消费两吨原煤，也不足应付百年大计。如果要持续提高生活水平，能源消费量必然增长，每年能源消费量增长率按2%的速度增长，中国煤炭资源只能使用40年到50年。因此，中国是个煤炭储量并不丰裕的国家。 如何用好这2000亿吨的煤炭储量？就要考虑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利用问题。 首先分析煤炭资源的开采问题。如果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在后面将予以探讨），最理想的是让煤炭开采企业把这2000亿吨煤炭全拿到地面上来。如何拿出来呢？什么时间拿出来呢？这是一篇大文章。
如何拿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哪家企业的开采技术最先进，开采效率最高，煤炭资源浪费最低，就让哪家企业开采。可是再想一想，中国煤炭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它的主人是国家。而国家的职能是由政府行使的。因此，国家的代表政府，垄断了煤炭资源的供给。政府供给煤炭资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最大化煤炭资源的租金。假设市场中有若干技术先进的企业，若干技术一般或落后的企业，市场中有唯一的一个政府，拍卖某一块煤田的煤炭资源的采矿权，显然技术先进的企业将得到这个开采权。但实际情况是，煤炭资源租金归国家所有是归国家财政部所有？地方各级政府所有？这个问题总得弄清楚。如果弄不清楚，各级政府都有积极性开采煤炭资源，而不管开采效率如何。为什么呢？各级政府都有本级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动力，只要开煤矿，各级政府，至少是县级政府就可以以税费的方式收取煤炭资源租金，何乐而不为呢？事实上，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煤炭资源是无偿划拨的，开采煤炭资源就可以无偿得到煤炭资源的租金，结果是适合于先进技术开采的大煤田被人为的行政区域化整为零，小煤窑泛滥，90年代中后期曾有8万多家小煤矿。近几年来，国家虽然希望煤炭资源租金由市场形成，但真正由市场化形成的煤炭资源数量非常有限，仅局限在部分地区的小煤矿资源整合的情形。但截至目前，尚有13000多家煤炭生产企业。因此，如何拿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只要煤炭资源租金由市场形成，政府追求煤炭租金最大化，采用先进开采技术才有可能实现。 何时拿的问题，实际上是政府作为煤炭资源市场两个角色的协调问题。政府既是煤炭资源供给市场的微观者，又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行使者。作为微观者，政府要追求煤炭资源租金最大化。政府控制着煤炭资源的供给数量，并根据煤炭价格来收取煤炭资源的租金。如果供给的煤炭资源过少，煤炭价格自然上升，该资源的租金也最大。但是煤炭价格的上升，会减少煤炭的消费量，从而可能又会降低煤炭资源的总租金量。因此，实际上存在一个煤炭资源供给的最优量。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政府负有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职责。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不仅可以运用财政金融手段，还有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如果煤炭紧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政府自然希望增加煤炭的供给。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煤炭资源的存量还足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煤炭价格的过快上升，导致了发电企业、冶炼企业的产品成本大幅上升，利润减少或亏损，不利于高企的物价水平的回落，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此时煤炭的供给量应该增大。因此，何时拿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政府煤炭资源供给量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协调问题。 中国的生态环境能允许利用多少煤炭？ 煤炭问题，是天、地和人的关系问题。煤炭资源深藏于地下，人居于地表，大气环绕于地表。从人文的角度看，天、地和煤是因为其能够满足人的效用而具有价值，所以煤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中国生态环境对于煤炭利用的承载能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1.开采煤炭资源，就可能或大或小的改变矿区的原有的生态环境。当这些改变了的生态环境，损害了人的福利的时候，我们就说开采这种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开采煤炭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开采的规模和强度，还取决于矿区生态环境的恢复能力。中国国土面积虽然辽阔，但是煤炭资源却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中西部地区，重点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西北地区。山西省已有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成为采空区，占该省国土面积的13%，600万人口饮水困难。采空区内，地下水位下降，河流干枯，草木枯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困难，成为生态难民。例如，我国著名的山西的汾河，汉武帝刘彻在《秋风辞》里曾这样描述：“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而今这条河已变成了干涸的污染的苦难河，其中大规模的开采煤炭，造成汾河流域地下水泄漏，可谓“功不可没”。最让国人操心的莫过于内蒙古的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了。中国能源工业的重心是煤炭，煤炭工业的中心现在正由山西转移到内蒙古，30年之后这个重心将转移到新疆。而内蒙古正是中国的生态屏障。令人忧心的是这个生态屏障的异常脆弱性。正在开发鄂尔多斯地区，处于毛乌素沙漠的腹地，煤炭资源丰富。毛乌素沙漠上的植被，像压在孙猴子身上的五行山，压的沙子动弹不得，而沙漠中的水正是如来佛压在五行山顶上的揭帖。开发这里的煤炭资源，稍有不当，就会破坏已有的地表地下水系，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水枯竭，固沙的植被枯死。揭帖不在，五行山岂不自行崩溃，那些像孙猴子一样不老实的沙子岂不随风翩翩起舞？现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已有236万平方公里荒漠。内蒙古煤炭资源开采不当，北方生态屏障将不复存在，沙漠有可能跳过黄河，逼近太行山，甚至越过燕山，抵达渤海之滨。因此，中国开发煤炭资源，一定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确地把握开采的规模和节奏。 2.利用煤炭资源，就要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气体。在一定程度上说，开采煤炭资源破坏的生态环境只是局部的问题，那么燃烧煤炭资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就是全球的问题了。一般认为，人类明显的开始影响地球大气成分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正是历次的工业革命使得化石能源具有了重要的工业价值，也使得化石能源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化石能源的利用过程，也是向地球的大气层不断大规模的排放二氧化碳的过程。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不断的积累，全球气温也就不断的上升。全球气温的上升，引起了人类的警觉。减排限排不仅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议题，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要经济政策，超过一定量的排放是要付费的，原来被认为是可自由所取得免费的大气成为了经济学中所说的稀缺资源了。 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多少，限多少，成了国际政治的争论话题。有的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排放规模过大，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与发达国家一样，承担相同的排放义务。例如，美国小布什政府拒签《京都议定书》，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过大，美国即使减排液是无意义的。当然，这是美国不指名的点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中国认为，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已经向大气排放了不少的温室气体，这几百年不断积累的温室气体，导致了现在的全球气温变暖。因此，发达国家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以美国为例，美国的1881年原煤产量为3824万吨从1881年到2005年，美国共生产原煤623亿吨，年生产量变化幅度不大。从1949年到2005年，美国共消费石油409亿吨，其中1949年到1990年共消费石油273亿吨。中国1949年的原煤产量3200万吨。从1949年到2005年共生产原煤383亿吨（不包括台湾，以下同），共消费石油约46亿吨。从煤和石油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上来看，美国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至少多一倍。而且，也不能看光看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也要看温室气体排放的人均量。既然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大气也是人类共同的，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享受大气的权利。我国人均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不到4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及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所以，发达国家应该首先减排，应该利用其先进的环保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不应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上温室气体减多少限多少的争论，实际上演变为利益争夺问题。 中国政府遵循国际社会认同的“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一方面积极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努力，一方面下大力气做好国内的减排工作。例如，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比十五期间降低20%。事实上，全球气温变暖和二氧化硫过量排放，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生态环境，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研究表明，以1995年的价格计算，我国2005年排放的二氧化碳价值1600多亿元人民币。由于全球气温变暖，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由于大量的排放二氧化硫，2005年中酸雨区已占国土面积的6.1%，硫沉降强度超过临界负荷的区域已超过国土陆地面积的20%，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二氧化硫超标的环境中。中国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排放任务任重而道远。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在哪里？ 研究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老把戏。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概念。不过，研究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也要研究经济增长，这是的经济增长就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个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这三个因素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长期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资本包括了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但近二十来年以来，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等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明显增强，故不少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把生态环境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投入要素单独列了出来进行研究。 很明显，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要在2050年左右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必然要受煤炭资源储量限制，也要受本国矿区生态环境的限制，更要受到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排放的限制。煤炭储量的限制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环境承载能力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但从能源供求角度考虑，中国的经济的持续增长，一靠内功，二靠外力。所谓内功就是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即所谓的“开源节流”；所谓外力，就是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这里主要讲能源利用技术问题。显然，利用先进技术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是解决化石能源耗竭约束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这个观点也为大家所熟悉，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先进技术并不是随时都可出现，而且出现了的先进技术不见得会立即投入商业领域，有可能被束之高阁，尘封数年。例如，中国的电煤北煤南运，西煤东运，大秦铁路现有的年运输量已达三亿吨。那么为什么不在西部煤炭产地发电，变输煤为输电呢？不能说现在没有这个技术，不能说西部已经严重早没水发电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电力市场的垄断，部门利益的存在。例如，几年前，云南输往广东的电力终端销售电力的价格每度只有0.3元，广东本地火力发电的价格终端销售价格时每度0.5元，但是广东宁可买本地0.5元的电力，也不愿意买外地0.3元的电力。而且已有的先进技术也可能被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代替。例如，九十年代中后期，代表中国煤炭工业先进技术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舍弃先进的采煤技术，采用落后的设备，大办小煤矿。出现这一荒唐现象的原因是，大煤矿的国营企业，激励机制僵化，而且国家控制了电煤的价格，电煤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而小煤矿的煤价随行就市，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非常强。因此，技术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制度问题。只有遵循市场规律，使企业的利益与技术进步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保障经济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