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大量的宏观经济分析文章已经指出，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主要风险，来自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减速和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作者:陈逸珈/文
作为卖方分析师的一员，我曾经问过许多券商宏观经济分析师，如果没有美国次贷危机，是不是就意味着全球经济持续繁荣，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保持过去4年的高速增长？答案虽然肯定却有些含糊其辞。进一步，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没有出现大幅上涨，中国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就不会出台，投资还将继续保持高速膨胀？经济分析师们仍然给出很含糊的回答。再进一步，A股市场的大幅下跌是不是只因为通胀威胁下宏观调控政策？只因为大洋彼岸的一场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 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分析师们之所以回答含糊，其原因在于大多数宏观经济分析者尽管表面声称中国经济具有强劲增长的内在动力，但在判断短期中国经济周期的时候仍然从世界经济和政策调控出发，以外在因素而不是内生因素来预测经济走势。其原因也很好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进出口和投资。进出口从来都是和世界经济紧密挂钩，受外部影响巨大——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和2002年以来全球经济加速都让国人感受至深。而投资，始终处在“一放就热、一控就死”的周期循环中，政策周期主导投资周期。 但，历史经验不必然重复。我们也许需要换一种眼光来审视中国经济的未来。 寻找增长的新动力
依据历史经验作出的判断，其包含的假设是中国经济将重走老路，而不是积极转型。尽管几乎所有的宏观分析报告都使用过“转型”这个词，但分析师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转型真正当回事。如果中国经济还是依赖于进出口，依赖于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好坏，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加速需要以全球经济繁荣作为必要条件——起码也是G8经济体的繁荣，即占全球GDP比重6%的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与否取决于占全球GDP比重44%的G8经济体的表现。如果是这样，就是说在同一时间，我们观察到占全球GDP50%以上的经济体都在快速增长，“环球同此凉热”。 上述分析的出发点固然良好，但其逻辑却显得异常脆弱。近50年来，能够同时推动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发展的因素非常有限，比如二战后经济重建（上世纪50年代），新技术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庞大劳动力加入全球分工体系（2002年以来BRICs热潮），多数国家共同富裕的日子也是非常短暂。将全球经济繁荣作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得到的结论必然是悲观多于乐观。这种分析放弃了中国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力和内在因素影响，也推卸了中国经济分析的责任——既然美国经济对中国有如此重要影响，我们只需要一个美国经济权威分析师的观点就可以直接判断我们的前景了。 我们把问题反过来，如果全球经济仍然强劲，进出口还能够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吗? 按照官方统计，以名义汇率计算的2007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达到2.47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四，相当于全球第一的美国GDP总量（12.96万亿美元）的19%。看起来，规模庞大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完全可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被扭曲的名义汇率只是个假象。按照IMF估算，经过购买力平价修正后汇率计算，2007年中国GDP总量是11.69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三。相当于排名第一的美国GDP总量（13.67万亿美元）的85%，相当于排名第二的欧盟GDP总量（13.53万亿美元）的93%。即使美欧联手，他们能够拉动规模已经和他们差不多的中国经济吗？他们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呢？打个比方，当中国经济还只是个体重40斤的孩子的时候，其他一些成年人当然可以拖动其奔跑。但一旦他成长为体重140斤的成年人，还有几个人可以推动其加速呢？ 一旦对今天中国经济的体量有清醒的认识，就可以发现继续依赖进出口大幅上升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个可笑的命题。 低效率增长的终结 由次贷引发的争议还包括弱势美元。不断有人指责美元的持续贬值才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弱势美元导致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而通胀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所以决策层不得已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控制投资，阻碍了经济持续高增长。而弱势美元根源自美国的贸易赤字，来自美国人无度的消费。看起来，美国人挥霍无度的消费习惯是一切问题的“原罪”。我们还发明了“结构性通胀”、“输入型通胀”，将国内通胀问题的根源推给外界去。 全球通胀当然有美元的原因。为部分解决次贷金融危机，美联储当局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流动性泛滥的部分成本被转嫁给全球。我们估计未来3-6个月，这个局面难以得到扭转。那些指望伯南克为抑制通胀而紧缩货币的分析师可能要再次失望。（也许他们只看了这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遗漏了他的另一本著作《大萧条》——伯南克清楚地证明导致1929年美国及全球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货币不恰当的紧缩。） 同样，美国的过度消费也是个严重问题。不过摩根土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全球经济繁荣建立在脆弱的平衡公式上——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制造。我们在指责美国人过度消费的同时不要忘记，正是他们的挥霍支持了我们的出口，推动了我们的制造业。如果他们无节制消费存在错误，那我们近乎疯狂的制造业扩张是不是也存在问题？过去6年，依赖廉价的资源、劳动力和污染成本，中国的制造业加速增长，并且通过更大规模的资本支出实现着惊人的膨胀，难道这是可以持续的吗？通过一个简单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过去4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已经下降到了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过去几年的“繁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没有效率的增长！美国人的消费透支能力达到极限，难道我们资源透支能力没有达到极限？ 转型后才是“黄金十年”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今天面临转型，不是偶然，不是主动选择。实在是历史的必然，是被迫的决定。即使没有美国次贷，中国经济迟早要走上这一步。看看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惊人增长的日本经济在1970年代的表现，对此就会更加明确。转型，因为原有的增长道路无法延续，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中的“大象”，因为我们资源透支已经达到极限。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转型，自然对增长前景十分迷茫，弥漫在证券市场上的悲观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相信中国可以做到呢？即使GDP增速下滑到6%-8%，即使企业盈利增长下降到10%-20%，证券市场完全可以走好。看看1974年后的日本，GDP增速从之前的10%下降到4%，股市却走了一个15年大牛市（1975-1989年）。 请让我们跳出传统分析框架，以更长远的经济史视角来期待中国经济即将到来的转型。
